上古“养老乞言”谘政的典型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上古“养老乞言”谘政的典型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上古“养老乞言”谘政的典型

（西北师範大学文学院）

《厚父》为《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中一篇，全篇共有十三支简组成，除第一支简上下两端有残缺以外，其余各支皆完整，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厚父》属于《尚书》逸篇之一，全文以“王”与“厚父”之间的对话为主，主要内容是“王”的述政和“厚父”讲述为政之要，最后“厚父”以酒诫结尾，“民式克敬德，毋湛于酒”。 [1]我国上古时期有谘议政治的传统，有学者认为“谟是大宗伯在举行‘宗’的仪式时，会合同宗诸侯王并给予教诲，其仪式源自古代谘议政治和养老乞言的传统。”[2]谘议政治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一些仪式性场合，比如王在巡狩之时，依次觐见各方诸侯，听取诸侯进言，考察诸侯的治理功绩，这种情形在《舜典》中有详细记载；还有一种谘政方式就是听取国内年长者有关治理国家的经验。《国语·晋语八》云：“吾闻国家有大事，必顺于典型，而访谘于耇老而后行之”，[3]“访谘于耇老”说的就是这种制度。《逸周书·皇门》亦云：“呜呼！下邑小国克有耇老据屏位，建沈入，非不用明刑”。[4]这种谘政方式虽多在典籍中提及，但并无完整记录谘政过程的文献资料与之对应。笔者认为，《厚父》文献的出现，填补了这块空白，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谘政制度确实存在，为我们研究上古政治制度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同时也为《尚书》“谟”体的研究拓宽了空间。本文拟就《厚父》的谟体性质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说文》言部云：“谟，议谋也。从言，莫声”。《说文解字注》：“谟，议谋也”，段注：“《释诂》曰：‘谟，议谋也’”。《左传·襄公四年》：“谘难为谋。”谟为《尚书》文体一种，在《书》中有两篇存留。孔颖达《尚书正义》云：“检其此体，为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谟，三曰贡，四曰歌……《尧典》、《舜典》两篇，典也。《大禹谟》、《皋陶谟》两篇，谟也。”[5]其中，《大禹谟》属于伪古文《尚书》，《皋陶谟》存于今文《尚书》中，伪古文本将其分为两篇：从“曰若稽古皋陶”到“思曰赞赞襄哉”为止，谓之《皋陶谟》；从“帝曰来禹”到“帝拜曰：‘俞，往钦哉！’”为《益稷》。清华简《厚父》按照其文体，以及其具体的文本内容来看，与《皋陶谟》相似，也当属于谟这一文体。
《厚父》属于谟体，是有据可依寻的。汉代孔安国注《皋陶谟》曰：“夫典、谟，圣帝所以立治之本，皆师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则。”孔颖达解释道：“考古以行谓之典，考古以言谓之谟”。作为谋议政治的一种文体，谟主要以记言为主，记录上古部落首领、君臣、君主与国之老者之间对于如何治国的讨论。今文《尚书》中的《皋陶谟》属于典型的部落首领之间议政记载，《厚父》则是保留下来的君主与国之老者之间的议政记录。《厚父》保存极为完整，通篇以王和厚父二人谋议政事为主，王从向厚父述说夏代王朝的治民之政，追溯大禹平治水土，谈及自己对夏代执政的认识；随后，厚父从反面指出了几种不利于治国的行为。王又接叙自己现在为政的方法，向厚父请教。最后，厚父通过自己的经验，向王呈言敬畏天命，谨慎祭祀，顺应民心以及戒酒的重要性。《厚父》简文完整度极高，几无残缺，通过对整篇文献的阅读理解，以及和其他文献、传世文本的参照，可得出《厚父》应为谟体。
将谘政过程以谟的形式记录下来，自古有之。“谟是大宗伯在举行‘宗’的仪式时，会合同宗诸侯王并给予教诲，其仪式源自古代谘议政治和养老乞言的传统。”[6]上古时期，社会的各种制度都处在萌芽状态。生产力的低下，使得人们在日常的生产生活遇到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同时，政治体系不完善，国家话语权的拥有者需要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谘政制度起源于早期部落盟主之间的对话。国家形式确定后，君王和诸侯之间的对话问政，大宗伯、大行人与诸侯之间的朝、宗、觐、遇、会、同，君王与臣子之间的谋政，甚至君王向拥有丰富社会经验的贤人，或年老者来学习治国经验，从而不断完善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都属于这种制度的範畴之内。而将谘政过程、谘政场面系统记录下来的文章，就是谟。
谘政制度从《皋陶谟》记载的舜、禹时期产生，或者更早，一直延续到周朝。根据《尚书》《逸周书》等传世文献的记载可以推断，中国上古时期的谘政系统可以归纳为两种方式，一种是执政者和诸侯之间对于如何为政的交流。即天子四处巡守，问政于四方诸侯。这种交流一般以仪式的形式出现，并被完整记录。《舜典》云：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公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複。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广。[7]
这种谘政方式一直延续到周朝。在周朝时，亦有诸侯觐见执政者，议政比功，进言治理妙道，共图天下之事。《周礼·秋官·大行人》云：
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觐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谟，冬遇以协诸侯之虑，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郑玄注曰：
此六事者，以王见诸侯为文。图、比、陈、协，皆考绩之言。王者春见诸侯则图其事之可否，秋见诸侯则比其功之高下，夏见诸侯则陈其谋之是非，冬见诸侯则合其虑之异同。六服以其朝岁，四时分来，更迭如此而遍。时会实时见也，无常期。诸侯有不顺服者，王将有征讨之事，则既朝，王命为坛于国外合，诸侯而发禁命事焉。[8]
《周礼·春官·大宗伯》亦云：
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9]
《周礼详解》解云：
有不顺之国，王召诸侯时见曰会；王不巡守之岁会诸侯而相见之，以命政殷国所同，故殷见曰同，会以命事，则聚其谋也，同以命政，则一其徳也。[10]
第二种谘政方式就是由执政者向国内年老，有经验的长者请教治国之道。传世文本中多有记载国家执政者向年老者请教经验的记录，但只言片语，并无完整“乞言”场面的记载。上古时期，“耇老”对治理国家方面有着极重要的指导作用，这种制度的存在前人多有记述。《温公易说》云：“年高而徳尊，虽不能以力干事，而智虑深远，志可法也。故先王养老乞言焉”， [11]《孝经集传》云：“凡养老，五帝宪，三王有乞言。五帝宪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惇史。三王亦宪，既养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礼，皆有惇史”，黄道周释云：“乞言之礼微，谓不敢以烦长者也。不敢以烦长者，而犹且乞之，敬之至也。霸者之乞言，犹曰‘毋使吾君得罪于群臣百姓’，而况于王者乎？”[12]年长贤者凭藉丰富的社会阅历，积攒着诸多治世之道，国家执政者在治理得当之时，居安思危，会向这些贤人请教。在国家有难，寻求治理方法时，也需要贤者、年老者出谋划策，这就是上古时期“养老乞言”的谘政传统。
《厚父》当属于《尚书》中有关“养老乞言”这种谘政方式的记录。“文辞典雅，富有哲理，当为战国时期通行的《书》中的一篇”。笔者认为《厚父》篇内容，当为这类谘政方式的记载。根据有以下两点：
首先，这个判断建立在出土文献细读的基础之上。在《厚父》一文中，王从开始便向厚父述说夏代王朝的治民之政，通过追溯大禹平水（从“遹闻禹”到“川”之间有十字残缺），天“乃降之民，建夏邦”，到夏邦建立后，夏王在勤政，用贤，“严寅畏皇天上帝之命”，“肆祀三后”方面的努力，来表述自己对夏王敬天保民、治理国家的理解。随后，厚父从相反的视角，说如果“弗用先哲王孔甲之典刑，颠覆厥德，沉湎于非彝”，民众也会“廼弗慎厥德”，就会“天廼弗敬，廼坠厥命，亡厥邦”。紧着着，王阐述了自己修德和为政方面的作为，“惟时余经念高祖克宪，皇天之政功，廼虔秉厥德，作辟事三后，肆如其若鬼筮之言，亦勿可专改”。最后，厚父从自己的经验角度出发，给王详细阐述了“民心难测”，需要让民“恭心敬畏”“保教明德，慎肆祀”的道理，同时讲到“民心惟本”，天子需要行使好自己替天牧民职责，以及处理好如何对待民众的问题。在简文的末尾，厚父着重提出了“毋湛于酒”的问题，否则就会“惟酒用恒狂”。二人之间的文体属于对话体，与古文《尚书》中的《大禹谟》，以及今文《尚书》中的《皋陶谟》极为相似。并且，《厚父》所记载内容也符合传世文献有关上古谘政的记载。由此可以确认，《厚父》所记为谘政过程。
其次，对于“厚父”年岁以及身份的判断，也可作为依据之一。有关“厚父”其人，历代文献中并无确切记载。《厚父》出土后，各家对于“厚父”其人的猜测不一。李学勤先生在整理出《厚父》篇后认为“厚父的先祖曾服事禹、啓，可知他是夏朝世臣的后裔”； [13]程浩先生根据《箕子》以及“武王克商后曾访“前朝遗老”求治国之道”来得出结论，“有鉴于此，我们或可以大胆猜想周武王克殷建国后也曾访问了夏朝的遗民厚父，向其请教前文人之明德，遂作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这篇《厚父》”；[14]王甯先生在根据自己的推断得出，厚父应为上古时期“宏父”，也就是西周早期的司空，“厚父是夏后氏之后裔，传夏人的先王禹曾经治理水土，其工作正是司空所司，所以周王在向厚父谘询时首先从其祖先禹治水之事说起，主要讨论的就是如何管理人民，当也属于‘作辟’、‘定辟’的问题”； [15]杨家刚先生沿用了李学勤先生的观点，认为“《厚父》所论为夏事，而‘厚父的先祖曾服事禹、啓，可知他是夏朝世臣的后裔’，故其所论当以其先代口传史迹为依託”。 [16]儘管诸位意见不一，但都承认一点，即厚父当属于夏朝时期的遗民。而且作为夏朝遗民的厚父，阅历丰富，有着很高的社会智慧。
《厚父》简文开篇便指明“王监嘉绩，问前文人之恭明德”。注文解释“前文人”时云：“前文人，前世有文德之人，西周金文和《尚书》多见”。《尚书·文侯之命》亦有“追孝于前文人”一句，屈万里认为“前文人”为“祖先”之意；[17]《尚书全解》云：“前文人者，前世守文之主”；[18]《陈氏尚书详解》云：“前文人，即文侯之祖也”。[19]前世有文德之人之事，古代口耳流传，当为愈加年迈贤良者所知为真。所以厚父应该有一定的年岁，才能结合自己熟知的历史史实，以及自己的社会经验来回答王提出的问题。在谘政制度中，王向年迈耇老者寻求执政问题的解答，这在上文中已经有所提及。在对于厚父身份的确认问题上，能确定的是厚父肯定不是年轻的贤者，至于厚父是否拥有官职，这并不影响有关厚父是否符合“养老乞言”的要求，因为所养之“老”，并没有任何材料证明其不能拥有官职。所以，根据开篇“问前文人之恭明德”一句，可以推断出厚父应为国中年岁较长之人。结合上述论断，可以推测出《厚父》是一篇记载的是有关于周朝时期“养老乞言”谘政方式的一篇谟体文献。
综上，《厚父》作为《尚书》逸篇之一，其文体以谟体为主，主要记载了上古时期“养老乞言”的谘政方式。《厚父》是一篇极为重要的中国古代政治研究资料，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编者按：本文收稿时间爲2016年7月10日21：46。）
[1]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110页。本文引用《厚父》语句，皆出于此书。
[2]过常宝《论〈尚书〉典谟》，《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秋之卷，第29页。
[3]郑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24页。
[4]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44页。
[5]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6]过常宝《论〈尚书〉典谟》，《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秋之卷，第31页。
[7]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9－60页。
[8]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三十七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90页。
[9]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三十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4页。
[10]《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经部九十一，礼类，第385页。
[1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经部八，易类，第593页。
[1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经部一八二，孝经类，第166页。
[13]李学勤《清华简又发现珍贵的〈尚书〉佚篇》，中国教育报，2014年7月18日。
[14]程浩《清华简〈厚父〉“周书”说》，《出土文献》，第五辑。
[15]王甯《清华简五〈厚父〉之“厚父”考》，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222，2015年4月30日发布。
[16]杨家刚《追述先王与夏殷之鑒：清华竹简〈厚父》与〈尚书〉篇目之比较稿》，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413，2015年1月5日发布。
[17]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版，第157页。
[1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经部五十五，书类，第823页。
[19]《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经部五十九，书类，第449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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