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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从新出秦简看秦汉的地方庙制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里耶秦简（壹）》中有“令史行庙”文书，涉及了秦朝郡县宗庙的设置，以及秦朝的“行庙”制度。对此，陈伟先生主编的《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有初步的研究。[1]鲁家亮先生另有《里耶秦简“令史行庙”文书再探》一文，研究秦县“令史行庙”的具体机制。[2]与此相关的，还有西汉郡国宗庙的设置，周振鹤先生《秦汉宗教地理略说》一文有过详尽的考证。[3]台湾的林聪舜先生也有专文讨论西汉郡国庙之兴废。[4]2015年12月，《岳麓书院藏秦简（肆）》出版，公布了秦朝有关“行庙”的一些律令简文，为我们研究此问题提供了新材料。[5]本文拟採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的方法，考察秦县“行庙”制度的细节，以及秦、西汉地方庙制的沿革，并尝试对其背后的历史意义作一番探讨。
（一）秦县的“行庙”与“作庙”
首先，里耶秦简中关于“行庙”的记录如下：
廿六年六月壬子，迁陵囗【丞】敦狐爲令史更行庙诏：令 史行〼Ⅰ
失期。行庙者必谨视中□各自署庙所质日。行先道旁曹始，以坐次相属。Ⅱ8-138+8-174+8-522+8-523
十一月己未，令史庆行庙。AⅠ
十一月己巳，令史㢜行庙。AⅡ
十二月戊辰，令史阳行庙。AⅢ
十二月己丑，令史夫行庙。AⅣ
□□□□令史韦行。BⅠ
端月丁未，令史㢜行庙。BⅡ
□□□□，令史庆行庙。BⅢ
□月癸酉，令史犯行庙。BⅣ
二月壬午，令史行行庙。CⅠ
二月壬辰，令史莫邪行庙。CⅡ
二月壬寅，令史釦行庙。CⅢ
四月丙申，史戎夫行庙。CⅣ
五月丙午，史釦行庙。DⅠ
五月丙辰，令史上行庙。DⅡ
五月乙丑，令史□□□DⅢ
六月癸巳，令史除行庙。DⅣ8-138背+8-174背+8-522背+8-523背[6]
岳麓书院秦简中的“行庙”材料如下：
0316：内史郡二千石官共令 第己
0624：如下邽庙者辄坏，更为庙便地洁清所，弗更而祠焉，皆弃市。各谨明告县道令丞及吏主
J47：更，五日壹行庙，令史旬壹行，令若丞月行庙□□□……
0549：丞相议。……
0467：祠焉。廷当：嘉等不敬祠，当……
0055（2）-3：·泰上皇祠庙在县道者……
0327：令部[7]吏有事县道者循行之，毋过月归（？），当缮治者辄缮治之，不□□者□□□□有不□□[8]。[9]
针对上述材料，我们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秦简中“行庙”之“庙”，到底是什么庙？里耶秦简公布之初，因材料不足，各家并未明确解释。《岳麓书院藏秦简（肆）》公布以后，此问题才有了研究的线索。岳麓简中说“泰上皇祠庙在县道者”，则此“庙”乃秦朝皇室之宗庙。所谓“泰上皇”，整理者以为即秦始皇二十六年追尊的“太上皇”秦庄襄王。[10]西汉时期，各郡国也广设太上皇、高帝、文帝、武帝之宗庙，下文会论及。与此分布在县道的泰上皇祠庙联繫起来，把秦简中“行庙”之“庙”理解为皇室宗庙，是可信的。
那么，分布在县道的都是哪些宗庙呢？据《史记》所载，秦二世元年在关中设七庙：
群臣皆顿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庙，四海之内皆献职贡，增牺牲，礼咸备，毋以加。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天子仪当独奉酌祠始皇庙。自襄公以下轶毁。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祠，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皇帝复自称‘朕’。”[11]
如此，则秦有七庙，其中秦襄公为始祖庙，秦始皇为“帝者祖庙”，此两庙万世不替，其他按亲疏轶毁。里耶秦简“令史行庙”文书所标年份为始皇二十六年，此年始皇初定庄襄王为“太上皇”。鲁家亮先生以为，“令史行庙”文书其实是始皇二十七年的行庙规划。[12]岳麓秦简中说各县道有“泰上皇祠庙”，则始皇二十六年时以庄襄王为太上皇，并令各县道修建宗庙，官员从次年开始轮流行庙。秦朝县道的“行庙”制度也应是从此年开始执行。岳麓简“行庙”材料的年代在秦二世二年以后，[13]则各县道还应该再建始皇庙。除了太上皇庙、始皇庙之外，各县道是否还有其他宗庙，则未可知。
第二，“行庙”之“行”应如何理解？《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提供了两种解释：一，巡视；二，举行庙祭。[14]岳麓简说“令部吏有事县道者循行之”，据陈伟先生的意见，此“部吏”应为“都吏”。[15]中央派来的都吏“循行”宗庙，这与县道官吏“行庙”应该类似，则“行”应取“巡视”、“循行”之义。两汉郡守有“行县”、“行春”的制度，与此“行”用法一致，都是“巡视”的意思。大概县道中宗庙有多所，很可能就是所谓“七庙”，要一一循行。
至于岳麓简中所说“如下邽庙者辄坏，更为庙便地洁清所，弗更而祠焉，皆弃市”，是说宗庙毁坏之后要择地重建，并且祠祀。所谓“更而祠”，是“重建且祠祀”的意思，[16]这与“行庙”是两回事，不能混淆。西汉京师的宗庙按月祭祀：
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17]
此为西汉长安城内宗庙的祭祀频率，郡国宗庙的祭祀频率应该更低。而岳麓简说“五日壹行庙”，显然不可能是每五天祭祀一次。
“行庙”不可能是举行庙祭，我们还可再举一证。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十二支忌》说各日的禁忌：
毋以寅祭祀、凿井，
中国古代史-从新出秦简看秦汉的地方庙制以细□。（103贰）
毋以巳寿（祷），反受其英（殃）。（107贰）[18]
则寅日不可祭祀，巳日不可祷告。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简250说“毋以戊己日兴土功”，整理者以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土忌日，戊己……”来解释此条律令，[19]可见“日书”类的文献并不仅仅规範民间的活动，还影响国家制度的规定，甚至影响法律的制定。而里耶秦简“令史行庙”文书中又有己巳、壬寅日的行庙记录，可见“行”只是循行，并不祭祀。
第三，县道官吏以何种频率行庙？岳麓简说“更，五日壹行庙，令史旬壹行，令若丞月行庙□□□……”，此“更”字，《汉书·昭帝纪》颜师古引如淳注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20]简文中的“更”可能指服徭役之人，他们按五天一次的频率行庙。另外，“更”也有“轮流”义，但此处的“更”似乎更可能指代某种身份。
令史十天行庙一次，县令、县丞一月行庙一次。这与里耶秦简“令史行庙”文书的记载是一致的。里耶“令史行庙”文书中，各个令史基本上每十天行庙一次。其中二月壬寅（二月二十七日）令史釦行庙，四月丙申（四月二十二日）令史戎夫行庙，中间相隔54天；五月乙丑（五月二十一日）令史某行庙，六月癸巳（六月二十日）令史除行庙，中间相隔28天，应该是记录的断缺，或者有其他原因。鲁家亮先生以为每位令史要连续行庙十天，或者更久，这似乎不妥。[21]据岳麓简“五日壹行庙”，应该是每隔五天、十天、一个月行庙一次，而不是连续五天、十天、一个月行庙。
这样，我们对秦朝县道的“行庙”制度就有了初步的了解：秦始皇二十六年，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在各县道设庙，并于次年开始让县道官吏执行“行庙”的规定。秦二世时应该又在各县道设始皇庙。除了太上皇庙、始皇庙之外，各县道可能还有其他宗庙，但目前文献不足徵。县道官吏按照级别的不同，以固定的频率行庙，县令、县丞一月一次，令史十天一次，“更”五天一次，轮流行庙。此“行庙”乃为巡视各宗庙，并不祭祀。
除此之外，里耶秦简中还有关于“作庙”的记录：
一人作庙（8-145背）[22]
六人作庙（8-162）[23]
以上两块木牍当是给刑徒分配劳动任务的记录，分别说“一人作庙”、“六人作庙”，则刑徒中有专门负责给县道建设宗庙的。另外，还有一块木牍上说：
中国古代史-从新出秦简看秦汉的地方庙制囚吾作徒薄（第一栏）
九人与吏上事守府
中国古代史-从新出秦简看秦汉的地方庙制
一人除道泽务□
中国古代史-从新出秦简看秦汉的地方庙制
三人行庙
中国古代史-从新出秦简看秦汉的地方庙制（第二栏）（正）

中国古代史-从新出秦简看秦汉的地方庙制=下一佐居以来ノ
中国古代史-从新出秦简看秦汉的地方庙制（背）（8-681）[24]
这块木牍与第八层的145、162两块体例相同，内容相似，都是刑徒的劳动任务分配记录，但说“三人行庙”，颇值得怀疑。据高一致先生的意见，“行庙”应为“作庙”。[25]据岳麓简，行庙者为县令、丞以及令史等人员，而不可能是刑徒，这也印证了高先生的观点。
如此，秦朝的县道官吏“行庙”与刑徒的“作庙”是相须而行的。在制定县道行庙制度的同时，也开始了在各县道建设宗庙的运动，所以才会有刑徒“作庙”的记录。
（二）秦汉地方庙制的沿革
秦朝在各县道设宗庙，这一制度在西汉得到了继承。高祖时在各诸侯王国立太上皇庙，惠帝时在各郡国立高庙，景帝时在各郡国立孝文庙，宣帝时在武帝巡狩经过的郡国立孝武庙。
周振鹤先生对西汉郡国庙的设立与分布有过详尽的考证，我们用下表来表示周先生的研究成果：[26]
元帝永光四年，下令废除郡国宗庙。此次庙制改革经历了许多波折，废除郡国宗庙与长安城中不符合儒家礼制的宗庙之后，元帝寝疾，梦见祖宗谴责自己罢庙，又议复立，匡衡等力争，此后京师诸庙屡兴屡废，但郡国庙从永光四年之后就彻底废除，没有再建过。[27]
清楚了西汉郡国宗庙的兴废，就可以讨论秦朝县道宗庙制度与西汉郡国宗庙制度之间的沿革。周振鹤先生说：
到了西汉，对于祖宗庙的建设更是特别看重，不但继承先例在京师地区的皇帝陵旁置庙，而且标新立异，在有关的郡和侯国王国也设立一大批祖宗庙，扩大祖先崇拜的影响。[28]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首先，西汉在郡国立宗庙，并非“标新立异”，秦朝即有在县道立庙的先例，而且两者之间有明显的继承关係。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六国，称皇帝，“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29]此年即制定了各县道的行庙计划。汉高祖六年，“尊太公为太上皇”，[30]十年，太上皇崩，即令各诸侯王国立太上皇庙。[31]秦始皇、汉高祖的做法如出一辙，只不过秦朝以县道为单位立庙，西汉则是以郡、王国为单位。
周先生之所以会有此误解，乃是由于材料的限制。清代的何焯就把高祖在王国立庙称为“失礼之始”，[32]自周振鹤以后，学者也皆以为高祖最初设立郡国庙，这是因为未见新出秦简的缘故。由此可见新材料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
其次，西汉在郡国设宗庙也不仅仅是“扩大祖先崇拜的影响”这么简单，还有更深刻的政治目的，这是本文下一部分要讨论的。
（三）秦汉地方宗庙兴废的政治意义
秦朝在各县道设立宗庙，传世文献中并无记录，独赖里耶秦简、岳麓秦简，我们才得知有此制度存在，但其用意则无从考索。西汉元帝永光四年议罢郡国庙，元帝下诏曰：
朕闻明王之御世也，遭时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远方未宾，因尝所亲以立宗庙，盖建成销萌，一民之至权也。[33]
乃是因为西汉初年天下初定，四方不服，所以要在各郡国设立宗庙，以加强各地吏民对西汉皇室的认同感，进而巩固西汉政权在全国的统治。
秦朝在各县道设立宗庙，其用意应当与此类似。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六国之宗庙、社稷一时俱废，关东人怀异志，对六国王室充满怀念，对秦朝皇室则没有足够的认同感。在此种背景下，秦朝把咸阳附近的宗庙扩展到全国各地，命令刑徒作庙，县道官员轮流、按时行庙，并以岁时祠祀。岳麓秦简说：“如下邽庙者辄坏，更为庙便地洁清所，弗更而祠焉，皆弃市。”则宗庙毁坏之后，要择地重建并且祠祀，如果消极怠慢，相关人员都受弃市之刑，可谓非常严厉。除了积极作庙、按时行庙之外，还要“当缮治者辄缮治之”，要及时修葺宗庙。这些政策，可以看做是秦统一后的政治宣传工作，在全国广设宗庙，无疑可以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并加强各地吏民对秦皇室的认同感。
汉初在郡国设立宗庙，除了政治宣传、加强吏民对皇室的认同感之外，应该还有另外的目的，即构建皇室“神圣家族”的传说。汉高祖出身低微，但汉朝皇室认为自己是帝尧之后，高祖六年设立巫官，杨华老师根据《汉书·高帝纪》之赞，认为这是“根据刘氏的身世源流，对全国巫术系统的‘重新洗牌’”。[34]一方面，汉高祖重新整合秦、晋、梁、荆之巫的系统，强化“刘氏为帝尧之后”的传说；另一方面，又尊太公为太上皇，并在王国广设太上皇庙，令各同姓、异姓诸侯王奉祠，以加强各王国人对刘氏的认同。
西汉郡国庙设立的用意，还可从以下事例中得到证明。景帝元年十月，丞相申屠嘉建议在各郡国立孝文庙，并让诸侯王列侯进京侍祠，景帝随即同意了。[35]这是郡国立孝文庙之始。但一直到景帝元年五月（汉初以十月为岁首，元年五月在元年十月之后），才在京师“为孝文立太宗庙。令群臣无朝贺”，[36]京师之庙比郡国庙之设立晚了大半年，而且也更低调。可见在景帝看来，郡国庙是“统战工作”的重点，比京师庙“面子工程”要紧迫得多，也重要得多。
西汉郡国庙在元帝永光四年最终废除，我们认为主要出于四个原因：
第一，劳民伤财。这是比较直接、浅显的原因。到了元帝时期，郡国庙与京师庙一共176所，而且“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37]耗费巨大。匡衡说：“祭祀之义，以民为本，间者岁数不登，百姓困乏，郡国庙无以修立。”[38]这应该是比较直接的原因。
第二，灾异频仍。武帝建元元年，辽东郡高庙灾，[39]董仲舒即说“高庙不当居辽东”[40]。太始四年，赵国孝文庙又有蛇异，随后发生巫蛊之祸。[41]宣帝本始二年，在武帝巡狩所过的四十九郡国立孝武庙，夏侯胜即反对。两年之后，关东四十九郡居然同时地震，而且震坏了北海郡、瑯邪郡的宗庙。[42]其实天下断然无此巧合之事，地震焉能只在立有孝武庙的四十九郡发生？这恐怕只是史官的夸张之辞。但这无疑是促使西汉朝廷废郡国庙的直接原因。
第三，儒家礼制的影响。《礼记·曲礼下》说“支子不祭”，即小宗不能祭祀大宗的先祖，这是为了保障大宗的祭祀权，进而强化大宗的合法性。按照儒家礼制，祖宗的宗庙，自然只有作为大宗的皇帝才能祭祀，诸侯王、郡县官吏是无权祭祀的。所以匡衡说“郡国吏卑贱，不可使独承。”[43]前引董仲舒说“高庙不当居辽东”，即有此意。武帝以后，儒家思想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从元帝到王莽时期，更是掀起了一场以儒家礼学思想为主导的礼制改革运动。到了东汉初年，光武帝先祖庙在郡县者，由地方郡守祭祀，而不使同姓侯王主祭，即是出于“支子不祭”的考虑。[44]在此之后，郡国庙的制度从未再出现过，应该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第四，武帝以后，随着“推恩令”、“左官律”等政策的执行，诸侯国的势力逐渐被削弱，大一统的局势已经非常稳固，刘氏的皇室地位深入人心，也再没有必要通过设立郡国庙的方式来加强吏民对刘氏皇族的认同。纵观西汉两百年间的宗教政策，皆莫不如此。杨华老师说：“对国家巫祠的废除，也意味着汉朝完成了对四方神祇的融合过程，最终实现了神权的统一，不再需要为混一四方神祇而在京师为之专立巫官、巫祠。”[45]西汉对“天神”、“地祇”的政策变化如此，对祖先“人鬼”的政策变化也是如此。汉初广设郡国庙，是为了加强各地吏民对刘氏皇族的认同。元帝时，一统之局已定，此时正要废除郡国庙，来为新的礼制改革让路。
再看西汉郡国庙的变化，更能印证我们的观点：高祖在当时的8个王国设太上皇庙，一来是为了维繫王国人心，二来天下凋敝，不可能设立太多宗庙；惠帝、景帝时国家逐渐富足，在全国设立了53所高庙、57所孝文庙，遍布当时的每个郡、国。宣帝时，设立郡国庙的原初意义已经逐渐被人淡忘了，只在武帝巡狩所过的郡国设立49所孝武庙，这已经失去了设立郡国庙的本来用意，但也反映出刘氏皇权的稳固。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
一、秦始皇二十六年，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并令各县道作庙，县道于次年开始按时轮流循行宗庙，县令、丞一月一次，令史十天一次，“更”五天一次；
二、西汉初年，汉高祖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在各王国也设立太上皇庙，之后西汉在各郡国共设立太上皇庙、高庙、孝文庙、孝武庙等176所；
三、秦朝、西汉初年在各地设庙，是为了加强各地吏民对皇室的认同，强化皇族统治的合法性，西汉郡国庙还对构建刘氏“神圣家族”的传说起了一定作用；
四、元帝永光四年，出于财政凋敝、灾异频仍、儒家礼学思想抬头、皇族统治稳固等原因，郡国庙的制度被永久废除。
（编者按：本文收稿时间爲2016年5月2日18：35。） [1]参见陈伟主编，何有祖、鲁家亮、凡国栋撰着：《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8-80页。
[2]参见鲁家亮：《里耶秦简“令史行庙”文书再探》，《简帛研究（2014）》，广西师範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5-47页。
[3]参见周振鹤：《秦汉宗教地理略说》，《长水声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0-52页。
[4]参见林聪舜：《西汉郡国庙之兴废——礼制兴革与统治秩序维护的关係之一例》，《南都学刊》，2007年5月。
[5]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249页。
[6]陈伟主编，何有祖、鲁家亮、凡国栋撰着：《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8-80页。
[7]根据陈伟先生的意见，此“部”当为“都”字。参见陈伟：《岳麓秦简肆校商（三）》，简帛网，2016年3月29日。原文网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06
[8]据朱锦程先生的意见，此句可补释为“不从令者赀二甲□有不□□”。参见朱锦程：《读<岳麓书院藏秦简（肆）>札记（一）》，简帛网，2016年3月25日。原文网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95
[9]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249页。
[10]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226页。
[11][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66页。
[12]鲁家亮：《里耶秦简“令史行庙”文书再探》，《简帛研究（2014）》，广西师範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5页。
[13]参见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226页。
[14]陈伟主编，何有祖、鲁家亮、凡国栋撰着：《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9页。
[15]陈伟：《岳麓秦简肆校商（三）》，简帛网，2016年3月29日。原文网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06
[16]整理者以“更”为“善也，易也”。参见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226页。
[17] [汉]班固：《汉书》卷七十三《韦玄成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116页。
[18]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04页。
[19]陈伟、彭浩、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91页。
[20][汉]班固：《汉书》卷七《昭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230页。
[21]鲁家亮：《里耶秦简“令史行庙”文书再探》，《简帛研究（2014）》，广西师範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7页。
[22]陈伟主编，何有祖、鲁家亮、凡国栋撰着：《里耶秦简牍校释 （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5页。
[23]陈伟主编，何有祖、鲁家亮、凡国栋撰着：《里耶秦简牍校释 （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8页。
[24]陈伟主编，何有祖、鲁家亮、凡国栋撰着：《里耶秦简牍校释 （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2页。
[25]高一致：《<里耶秦简（壹）>校释四则》，《简帛》（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39-244页。
[26]参见周振鹤：《秦汉宗教地理略说》，《长水声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7-48页。
[27]参见[汉]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292页；卷二十五《郊祀志》，第1253页；卷七十三《韦玄成传》，第3121、3124页。
[28]周振鹤：《秦汉宗教地理略说》，《长水声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8页。
[29][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36页。
[30][汉]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382页。
[31][汉]班固：《汉书》卷一《高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67-68页。
[32][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一《高帝纪》，数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页。
[33] [汉]班固：《汉书》卷七十三《韦玄成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116-3117页。
[34]杨华：《秦汉帝国的神权统一：出土简帛与<封禅书>、<郊祀志>的对比考察》，《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
[35][汉]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436页。
[36][汉]司马迁：《史记》卷十一《孝景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439页。
[37][汉]班固：《汉书》卷七十三《韦玄成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115-3116页。
[38] [汉]班固：《汉书》卷七十三《韦玄成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121页。
[39]按：武帝时期辽东高庙灾，《汉书·武帝纪》以为在建元元年春二月乙未，《五行志》则记载在建元六年丁酉，“六”当为“元”字之误。参见[汉]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59页；卷二十七《五行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331-1332页。
[40][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331-1332页。
[41][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468页。
[42][汉]班固：《汉书》卷七十五《夏侯胜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157-3158页。
[43] [汉]班固：《汉书》卷七十三《韦玄成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121页。
[44]《续汉书·祭祀志》曰：“园庙去太守治所远者，在所令长行太守事侍祠。”如淳注曰：“宗庙在章陵，南阳太守称使者往祭。不使侯王祭者，诸侯不得祖天子，凡临祭宗庙，皆为侍祠。”参见[晋]司马彪：《续汉书》第九《祭祀志》，中华书局，1965年，第3194页。
[45]杨华：《秦汉帝国的神权统一：出土简帛与<封禅书>、<郊祀志>的对比考察》，《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2857.html

以上是关于中国古代史-从新出秦简看秦汉的地方庙制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