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出土简帛书籍分类述略(六艺篇)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儒家-出土简帛书籍分类述略(六艺篇)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出土简帛书籍分类述略(六艺篇)

随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二十世纪出土了大量的简牍帛书。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出土26.4万枚之多，其数量之丰富、内容之珍秘，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孔壁和汲冢。从时间上讲，上至战国，下至魏晋。从内容上讲，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在书籍类中，凡《汉书·艺文志》所载之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都有所发现；在文书类中，有关朝廷及地方官府的书檄、簿籍、法律、案录、符券、检楬等也都曾出土。此外，还出土了不少私人书札、遗嘱和遗策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为我们认识古代社会展示了新的视角。李学勤先生认为：“在历史上长远的时期里，书籍是认识古代文化的唯一渠道。人们一代一代地传播着这种信息，古书在传抄、在出版，维持着古代文化的生存。书籍的绝大多数读者是信息的接受者，对古籍中显示的信息是信任的，只是对这些信息作出不同的解释说明，很少有人去考察信息本身的传递过程。直到近代，当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得不变革的时候，才出现对信息的怀疑，要求对传世古籍重新系统估价，于是涌现出了‘疑古’或称‘辨伪’的思潮。大家都记得，这一思潮怎样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心目中中国古代的形象，有着深远的影响。这可说是对古书的一次大反思。随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为认识古代文化提供了另一条渠道。文物和遗迹的发现和研究，是对古代遗存的直接接触，与通过书籍取得的信息难免有某种变形是不同的。上面谈到的对古书的反思，仍然是就书论书，一般只能是揭示古书内容可能存在的种种矛盾。考古学的成果则在书籍之外提出客观依据，特别是近年，从地下发掘出大量战国秦汉的简帛书籍，使人们亲眼见到未经后世改动的古书原貌，是前人所未曾见过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将能进一步了解古籍信息本身，知道如何去看待和解释它们。这可以说是对古书的新的、第二次的反思，必将对古代文化的再认识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也能对上一次反思的成果重加考察。”[1]
本文就是将目前已出土的主要简帛书籍，依《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将其相应列出。由于篇幅有限，有关简帛书籍的出土地点、时代、形制等只好省略，仅就各书的内容做简略的概述，其中较重要者则对其学术派别、学术价值也做些简要的叙述。
一、六艺略
“六艺”即指《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种儒家经典。《史记·滑稽列传》云：“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在《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中除了六经之外，还有《论语》、《孝经》、小学三种书，这三种书在当时都是学校诵习的课本。清人王鸣盛在《蛾术篇》卷一中曾经指出：“《论语》、《孝经》皆记夫子之言，宜附于经，而其文简易，可启童蒙，故虽别为两门，其实与文字同为小学。小学者，经之始基，故附经也。”
甲、易
目前发现的与《易》有关的简帛书籍有九种：
1.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
2.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楚简《周易》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是目前发现最早、文字保存最多的一种文本。共存58枚简、1800多字，涉及34个卦的内容。简本原无书题，“周易”二字是整理者根据竹书内容所定。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所藏一枚《周易》残简也可缀合进来，可以看出上博藏简和香港中文大学藏简有着密切的关系。据整理者介绍，上博藏简的发现，对解决易学研究中所谓的“九六”之争等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上博藏楚竹书《周易》与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阜阳汉简《周易》乃至王家台秦简《归藏》之间的比较研究，将使我们对卦、爻辞等问题有更准确、更深入的理解。
3.马王堆帛书《周易》
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与传世本有很大的不同。传世本分上经和下经，上经三十卦，始于乾，终于离；下经三十四卦，始于咸，终于未济。而帛书本则不分上下，始于乾，终于益，它的排列方法与汉石经、传世本完全不同。有人认为它比较原始，有人认为它或者是另一系统的传本。李学勤先生认为：“由帛书的卦序至少可以看到这样几点：第一，帛书《周易》的经传是互相结合、密不可分的；第二，帛书卦序已经包含了八卦取象的观念；第三，帛书的卦序充分贯穿了阴阳对立交错的观念。”他还指出：帛书本卦序蕴含着阴阳学的哲理，在体现阴阳规律这一点上，帛书本显然胜于传世本。但“帛书经文要晚于今传本经文的出现
，它是根据阴阳学说重排卦序的一种别本。《系辞》是成篇很早的古籍，其年代不会晚到战国中叶，至于帛书《周易》其整体的形成是很迟的，有可能晚至秦亡以后，它应该是楚地易学一派整理的结果。[2]
4.马王堆帛书《二三子问》上下篇
帛书《二三子问》原无书题，“二三子问”是张政 先生根据该书首句文字拟定的。其内容是以问答的形式，分别对乾、坤、鼎、晋等卦的部分卦辞、爻辞进行了颇具儒家哲学色彩的解说，很明显它是儒家“易传”的一种佚书。
5.马王堆帛书《系辞》
帛书《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五篇抄在同一幅帛上。《系辞》始于今本上篇的首章，终于今本下篇的末章，但帛书《系辞》没有今本《系辞上》的第八章和《系辞下》的第五、六、八章及七章的一部分。李学勤先生认为：“《系辞》是成篇很早的古籍，其年代不会晚到战国中叶。[3]
6.马王堆帛书《易之义》
7.马王堆帛书《要》
8.马王堆帛书《缪和》
9.马王堆帛书《昭力》
《易之义》是以夫子自述的形式通论《易》之大义，在今传本《系辞》中也可以找到它的一些踪迹。而《要》、《缪和》、《昭力》则是三种佚书。《要》也是以夫子自述的形式写成的。《缪和》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缪和、吕昌等与孔子讨论《周易》的问对；第二部分是孔子自述，直接以“子曰”的方式来解释《周易》；第三部分是以历史传说和历史故事印证《周易》。《昭力》是昭力和孔子讨论《周易》的问对。李学勤先生认为：缪和、昭力的姓氏都是典型的楚国姓氏，疑二人皆为楚地易学的经师，他们的书很可能是属于楚国传易的系统。[4]
乙、书
据文献记载，历史上曾发现过几次不同的《尚书》写本，如《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孔壁《尚书》，《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记载的刘德征集到的《尚书》，《汉书·杜林传》中记载的漆书《尚书》和《论衡·正说篇》中记载的河内女子老屋发现的二篇《尚书》等。
在出土简帛文献中，目前还尚未发现《尚书》文本，但在有些出土简帛书籍中却发现了有引用《尚书》的情况。如在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篇中，就有引用《尹诰》一条、《君牙》一条、《吕刑》三条、《君陈》二条、《祭公之顾命》一条、《康诰》一条、《君奭》一条，共十条。其中《尹诰》即《书序》的《咸有一德》，属于所谓的《古文尚书》，而《祭公之顾命》则相当于《逸周书·祭公》。此外，在郭店楚简的《成之闻之》中也有引用《尚书》的情况，其中有《大禹》一条、《君奭 》三条、《□命》一条、《康诰》一条，共六条。其中《诰命》一条为逸书。从这些引用《尚书》文本的情况来看，它对研究《尚书》的成书与流传很有帮助。[5]
丙、诗
目前发现的与《诗》有关的竹简书籍有两种：
1.阜阳双古堆汉简《诗经》
阜阳汉简《诗经》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诗经》抄本，出土时竹简严重残损，经过清理，仅存长短不一的简片170余枚。无书题。与今本《毛诗》对勘，知有《国风》与《小雅》两种。《国风》中有《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曹》、《幽》等14国残片，只有《桧风》没有发现。计有残诗(有的仅存篇名)65首；有的仅有残句，如《小雅》则仅存《鹿鸣之什》中的4首诗的残句。[6]从残存诗篇文字来看，和今本《毛诗》有许多不同。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些残诗“肯定不属于齐、鲁、韩三家诗”，“它不属于传统上习知的经学系统”。阜阳双古堆在原楚国境内，可能是楚地经学的孓遗，入汉后渐归亡佚。[7]
2.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论论》全书有29枚简，共存1006字，有60首诗名。原无书题，“孔子诗论”为整理者根据内容所加。全书内容都是孔子弟子就孔子授《诗》内容的追记，其中也有一些内容是孔子对诗歌的论述，但不见传世文献的记载。今本《诗经》内容有《国风》、《小雅》、《大雅》和《颂》，而《孔子诗论》与传世本的顺序正好颠倒，称为《讼》(颂)、《大夏》(大雅，夏、雅古可通假)、《小夏》(小雅)和《邦风》(汉儒为避刘邦讳，改邦为国)。《孔子诗论》序中的论次也和今本《诗经》中的大序相反，许多诗句的用字也和今本《诗经》不同。简本《孔子诗论》没有今本《诗经》小序中讽刺、赞美的内容。李学勤先生认为：全篇《诗论》可分为十二章。“非出自孔子之手，也不像《论语》那样直记孔子言行，而是孔门儒者所撰，内中多引孔子亲说。”“《诗论》的作者能引述孔子论《诗》这么多话，无疑和子思一般，有着与孔子相当接近的关系。符合这个条件、能传《诗》学的人，我认为只能是子夏”，“从传世文献推考，子夏很可能是《诗论》的作者”。[8]
关于出土简帛书籍中的《诗》，除上述外，我们在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缁衣》篇中也发现有引《诗》19条，其中包括逸诗1条。又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引《吴邿》，裘锡圭先生的按语认为当读为《虞诗》，《虞诗》引文也不见文献记载，故也当为逸
诗。[9]
丁、礼
据文献记载，历史上也曾发现过几次《礼》书文本，如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写本《礼记》等书；[10]河间献王刘德得《周官》六篇，[11]河内民女拆老屋得《礼》三篇，[12]孔子故里鲁淹中《礼古经》五十六卷等。[13]
二十世纪出土简帛书籍所见《礼》书约有五种：
1.武威磨咀子汉简《仪礼》甲、乙、丙本
武威汉简《仪礼》共存竹简469枚，可分为甲、乙、丙三个部分。[14]甲本《仪礼》共有398枚木简。原无书题，但有篇题，还有篇序，它们是《士相见之礼第三》、《服传第八》、《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第十二》、《燕礼第十三》、《泰射第十四》七篇，共存22971字。
乙本存木简37枚，较甲本木简短而窄。内容仅为传本《仪礼》中的《服传第八》一篇，篇题写在篇道第一、二简简背。共存3042字。
丙本存竹简34枚，出土时残断严重。其内容为传本《仪礼》中的《丧服》一篇，篇末计字尾题为“凡千四百七十二”字，但实存1285字。
对于武威汉简《仪礼》的文本，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简本整理者认为，它与今本郑玄注的校记比较，合于今文者超过古文，当是属于今文本的系统，但也搀杂了一些古文本的读法，因而推测简本是属于西汉晚期传后氏(后仓)礼学的庆氏(庆普)本。[15]而沈文淖先生认为，西汉晚期传《礼》学者只有后氏一家，大、小戴和庆氏都是出于后氏之传，他们的经本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属于今文本系统，而简本当是以今文读古文，因而是揉合今古的另一传本，沈文淖先生称之为“古文或本”，他认为今本(郑玄本)是来源于这个本子。[16]
2.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内礼》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内礼》，现存竹简 枚。其内容与今本《大戴礼记·曾子立孝》、《礼记·内则》有着密切的关系。[17]
3.马王堆帛书《丧服图》
马王堆帛书《丧服图》全图是由一个朱色的伞盖和19个正方形色块(加上残缺部分应该是24块)组成，从上到下有部分方块中间有墨线相连，其中左侧一线有5块朱色，其余均为黑色。此外，图中还有6行56个字的有关丧服制度的记载。据陈松长先生介绍，这56个字主要记述了汉初人丧服的有关规定，其中提到了三年之丧、期年、九月、七月等服丧期，但没有言及三月或更短之丧期者，这与汉文帝遗诏短丧的规定不太吻合，与传统的丧服记载亦有区别。因此，陈松长先生认为“这或许是轪侯家族自己奉行的丧服制度的一种图文式的记载”。[18]
戊、乐
目前出土的简帛文献中还没有发现《乐记》的文本，但却发现了两种与“乐”有关的书籍。
1.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采风曲目”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采风曲目”共存7枚竹简，原无书题，“采风曲目”为整理者据内容所定。简文记载了40首诗的篇名和演奏诗曲吟唱的各种音高，非常奇特。据马承源先生介绍：“在一篇或几篇成组的篇名之前写有一个特定的音名，这些音名用两个字组成，一是‘声’名，即是五声音阶的名，其中发现了宫、商、徵、羽四个‘声’名，另有穆、和、讦等九个变化音名，这些变化音名为前缀，也有后缀。这九个音名是否就是楚国乐名还不知道，因为诗曲可能有本地的，也有外地传入的，但可以说这是楚国郢都流行诗曲的调名。一个特定的音高下有一篇或几篇诗名，说明每一篇诗都有它特定的音高，并不是随意用任何音高可以自由吟唱的，可见当时音乐已经达到较成熟和规范的水平”。[19]此外，在这7枚诗曲音调的竹简中还记载了我国古代唱诗时乐器伴奏的四声和九个音调，这是我国音乐史上重要的发现。
2. 郭店楚简《乐说》
郭店楚简《乐说》，大家知道在郭店楚简中有一篇名为《性自命出》，共存竹简67枚。原无书题。李学勤先生经过研究后认为，《性自命出》篇恐怕原来不是一篇，而是两篇。从1号简至36号简为另一篇，其中心内容是论“乐”的；从37号简至67号简为另一篇，其中心内容是论性情的。他认为“前半的乐论，其根本思想与《乐记》一致，即性感于物而生情，而乐足以陶冶性情，发挥教化的作用。梁沈约、唐张守节都曾说《乐记》系公孙尼子所撰，我讨论过，公孙尼子是孔门七十子之弟子，其学术倾向近于子思，又可能同韩非所说仲良氏之儒有关。郭店简儒书多与子思关联，有这样的乐论是自然的。”因此，李先生“建议把《性自命出》的前半独立出来，称为《乐说》，余下的一半称为《性情》。[20]
已、春秋
真正意义上的“春秋”类简帛书籍，目前尚未发现，但附于《汉书·艺文志》后面的史书类文献倒是出土了一些。从《七略》开始就没有专立史部，历史类书籍皆附于“六艺略”的春秋类，有人认为这可能与当时史学还不发达、史学著作数量不多有一定关系。春秋为史书所自出，因此便附于春秋。晋祕书监荀勖因三国魏祕书即郑默《中经》更著《中经新簿》，将经籍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丙部著录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为专列史部之肇端。从《汉书·艺文志》来看，史书的著录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列在“六艺略”的书类，一部分列在“六艺略”的春秋类，另一部分列在“数术略”的历谱类。李零先生认为，这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结果，未必能反映早期的学术。[21]因此他将出土简帛书籍中的史学类书籍单独抽出来列为“史书类”，另立一目，没有附于“春秋”之下。我们认为，这种分法是过分牵就了后世的“四部”分类法。既然“春秋”为史书所自出，《汉书·艺文志》将史书类书籍附于“春秋”之下，自有它的道理。我们今天一仍其旧，仍将这部分出土简帛书籍附列于“春秋”之下。
目前发现的史书类简帛书籍主要有纪年类和故事类两大类。
纪年类有：
1.睡虎地秦简《编年记》
睡虎地秦简《编年记》共存竹简53枚，简文分上下两栏抄写，通篇记述了从秦昭王元年(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及大事，同时还记述了一个名叫“喜”的人的生平及有关事项，有些像后世的年谱。简书原无书题，“编年记”是整理组根据简文内容所定。战国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六国年表》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主要参考资料。但《六国年表》所依据的是“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的《秦记》，[22]因此在史实或年代方面都存在先天不足之处。过去曾有学者用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来纠正《年表》，但《竹书纪年》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8年)，不能用来校正《年表》的最后部分，睡虎地出土的《编年记》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从简文所记史事与《史记》对校，很多记载是一致的，但也有些记事的时间和《史记》所载又有差别，还有一些简文的记载较《史记》详细，但也有一些内容不见传世文献记载。李学勤先生认为，睡虎地秦简《编年记》是《秦记》一类秦人编写的史书。在文献学上可以看做是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的续编。[23]
2.阜阳汉简《年表》
阜阳汉简《年表》，原先简报介绍时称为《大事记》，后来胡平生先生改称《年表》，看来是参考了《史记》中《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的称谓。该材料现在尚未发表，据胡平生先生介绍，这批竹简出土时残损严重，从残存简文来看，其年代范围是起于西周共和以后，终于秦始皇时。《年表》可分为甲、乙两种：甲种“年经国纬，横填事实”，乙种“一栏之内排列两位君王，谥号、年数之间无任何标志隔断，我们理解应是同一诸侯国的两代君王，记其各自在位年数”。[24]
故事类有：
1.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容成氏》，全篇存有完、残简53枚。原有书题，抄写在书末第53号简简背，作“讼城氐”，读为“容成氏”。据整理者介绍，全篇内容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容成氏等最古的帝王(估计约有21人)；第二部分是讲帝尧以前的一位古帝王，因竹简残缺，失去其名，估计是帝喾高辛氏(也可能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还有其它帝王名，如颛顼等人，可惜简文残缺)；第三部分是讲帝尧；第四部分是讲帝舜；第五部分是讲夏禹；第六部分是讲商汤；第七部分是讲周文王和周武王。这七个部分，主要讲的是上古帝王的传说，三代以上皆授贤而不授子，天下艾安；三代以下，启攻益，汤伐桀，文、武图商，则禅让之道废而革命之说起。书中多存古史佚说，或可补传世文献记载之不足。第53简文义未足，估计后面仍有脱简，但此简背面有书题，推测后面的脱简大概也只有一二简，全文当叙到武王伐商终克之为止。
2.慈利战国简《国语》
慈利战国简《国语》目前尚未发表，据报道，简文内容为记事性的古书，以记吴、越两国史事为主，如黄池之盟、吴越争霸等等，可能与传世文献《国语》、《战国策》、《越绝书》
的某些记载相同，但也有不见今本者。[25]
3.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
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抄写在宽24厘米、长74厘米的半幅绢帛上，现存97行。出土时卷首残损严重，卷末完整，尚有余帛，好像是一件没有抄写完的帛书。全书约分16章，不避汉高祖刘邦讳。原无书题和篇题，每章章首都有黑圆点(·)分章符号。每章所记之事彼此不相连贯，不分国别，内容涉及晋、燕、齐、鲁、宋、卫、吴、越八国事，除第二章关于燕国和晋国的战争不见传世文献记载外，其它的历史事件多见于《春秋》三传及《国语》等书，但文字内容也有所不同。张政烺先生曾经提出，该书每章记事十分简略，但必记一些言论，所占字数比记事文字多得多，使人一望便知，本书的重点不是在记事实，而是在记言论，这就是春秋时期典型的“语”类著作。[26]裘锡圭先生认为该书很可能是《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铎氏微》一类的书，而唐兰先生则认为它不是《左传》系统，而为另一本古书。[27]李学勤先生认为：“《春秋事语》一书实为早期《左传》学的正宗作品，其本于《左传》而兼及《谷梁》，颇似荀子学风。荀子久居楚地，与帛书出于长沙相合，其为荀子一系学者所作是不无可能的。”[28]
4.阜阳汉简《春秋事语》
阜阳汉简《春秋事语》出土时仅发现一块篇题木牍和近百枚残简。因简文残损非常严重，无法联读。木牍的正、背面各分上、中、下三栏抄写，共存37个篇题，没有书题。“春秋事语”书题为整理者根据内容所定的。这些篇题是：
（1）□□□□□台
（2）□□□去疾不更
（3）晋平公筑施( 乕)祁之台(见《说苑·辨物》，《左传》也有相同记载)
（4）晋平公使叔向聘于吴(见《说苑·正谏》)
（5）□□□□□□有□□
（6）□□□台
（7）楚王召孔子(见《说苑·杂言》，《史记·孔子世家》也有相同记载)
（8）吴人入郢(见《说苑·善说》，《左传》、《史记》也有相同记载)
（9）竽尹申□(见《国语·吴语》)
（10）晋文公逐麋(见《新序·杂事》，《群书治要》、《太平御览》也有相同记载)
(11)晋文君之时翟人献封狐(见《说苑·政理》，《韩非子·喻老》、《金楼子·立言》也有相同记载)
(12)韩武子田兽已聚(见《说苑·君道》)
(13)简子春筑台(见《说苑·贵德》)
(14)晋文君伐卫(见《说苑·权谋》)
(15)简子有臣尹绰(见《说苑·臣术》)
(16)简子攻卫之附郭(《说苑·奉使》、《吕氏春秋·达郁》中有类似记载)
(17)夏徵舒弑陈灵公(《左传·宣公十年》有类似记载)
(18)灵王会诸侯(见《新序·善谋》，《左传》、《史记》也有类似记载)
(19)景公为台台成(见《说苑·正谏》)
(20)阳虎为难于鲁(见《说苑·权谋》)?
(21)晋韩宣子
(22)齐景公游于海(见《说苑·正谏》)
(23)□□阳虎
(24)卫灵公筑□□
(25)魏文侯与大夫饮(见《说苑·善说》)
(26)鲁孟献子聘于晋(见《新序·刺奢》)
(27)赵襄子饮酒五日(见《新序·刺奢》)
(28)齐景公饮酒而乐(见《新序·刺奢》)
(29)□□□台
(30)□田子方问
(31)庄王不野□
(32)楚庄王□□
(33)魏文侯与田子［方语］(见《说苑·复恩》)
(34)或谓［赵简］子(见《说苑·君道》)
(35)晋平公春筑台(见《说苑·贵德》)
(36)［卫叔］孙文子(见《说苑·反质》)
(37)□□而穷
这些篇题都是依古代拈篇首语为题的方法所拟定。据韩志强先生介绍，可查到出处的有26篇，漫漶不清或存疑的有11篇。竹简内容查到出处的有25篇，分别保存在传世文献的51篇之中，其中《说苑》里有33篇，《新序》里有14篇，《左传》里有2篇，《国语》里有2篇。在这51篇里有采自先秦著作或被先秦和汉代以后的著作加工采用的有《韩非子》7篇、《吕氏春秋》3篇、《晏子春秋》5篇、《淮南子》4篇、《史记》7篇、《太平御览》3篇、《群书治要》3篇、《金楼子》2篇，还有《列子》、《文子》、《孟子》、《孔子家语》、《韩诗外传》、《汉书》、《礼记》、《北堂书钞》、《盐铁论》各1篇。[29]篇题木牍是该书的目录，它的出土，证明《春秋事语》这一写本在当时是作为一种独立的书籍存在于世。张政烺先生认为：“这种讲史记言的书就是当时的教学课本，读书人对这些课本故事自然非常熟悉，在后来人的著作里他们把这些熟知的故事随手拈来，经过加工成为自己作品的素材，难怪这些作品里存在许多相同的故事。”[30]这也就是我们在不同的传世文献中能看到相同的故事的根本原因，有时在改编这些故事时作者还有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可能。
5.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
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抄写在长192厘米、宽24厘米的半幅绢帛上，共存325行，约11000字。帛书基本首尾完整，卷末尚有余帛。原无书题、篇题，“战国纵横家书”为整理者根据帛书内容所定。全书文字避汉高祖刘邦讳而不避汉惠帝刘盈讳，其抄写年代当在公元前195年前后。全书分27篇，每篇篇首有黑圆点(·)间隔符号，篇与篇间连写不提行。[31]现存27篇可根据其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面的14篇，都和苏秦有关，是苏秦给燕昭王和齐湣王的信和游说辞。其中第五篇见于今本《史记》和《国策》。第四篇的一部分，今本《战国策》有而脱误很多。第二部分是从第15篇至19篇，其内容主要是战国游说故事的记录。这几篇每篇篇尾都有统计字数，第19篇篇尾还有这五篇的总计字数，显然是另一个来源，应自为一个整体。其中除第17篇外，都见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第三部分是最后的8篇，即第20篇至第27篇，根据其中有关苏秦的游说资料不与前14篇有关苏秦的资料编在一起来判断，这应该是另一种辑录战国游说故事和纵横家游说言论的文本。关于该书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纵横家《苏子》的残篇，李学勤先生认为：马王堆帛书有《战国策》，发表时称《战国纵横家书》，共27章，其间11章见于今《战国策》或《史记》。今本《战国策》为刘向纂辑，其叙云“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 书》”，帛书本应为其中一种，只能算今本的一部分，但就其性质而言，仍然属于《战国策》。[32]
另外，据李零先生介绍，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也有约20种与《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类似的书籍。如：
(一)楚国
(1)《叔百》，是记楚成王(前671-前626年)时事。“叔百”即楚臣荐吕臣(字叔伯)。
(2)《子玉治兵》(篇题为后加，分甲、乙本)，是记晋、楚城濮之战(前633年)前楚臣成得臣(字子玉)治兵事。
(3)《两棠之役》甲本(篇题为后加)，是记晋、楚邲之战(前597年)。 邲为汴水，入荥阳曰蒗荡渠，即简文“两棠”。《吕氏春秋·至忠》、贾谊《新书·先醒》提及此役，皆曰“战于两棠”。下《两棠之役》等五种亦有此章，《陈公 治兵》提到此役，也作“两棠”。
(4)《两棠之役》五种(篇题皆为后加)，包括《两棠之役》乙本、《楚分蔡器》、《司马子有问于白炎》、《阎毂？先驱》甲本、《左司马言》五种。《两棠之役》乙本同上。《楚分蔡器》是记楚灵王(前540-前529年)败蔡灵侯于吕(疑在前531年)，命申成公取分蔡器。《司马子有问于白炎》是记楚惠王(前488-前432年)时事。司马子有即《左传》哀公十六、十八年所见公孙宁(字子国)。《阎毂？先驱》甲本是记楚昭王二十一年(前495年)灭胡事。《左司马言》是记楚惠王时事。
(5)《灵王既》，是记楚灵王事。
(6)《景平王问郑寿》四种(篇题皆为后加)，包括：《景平王问郑寿》、《景平王命王子木（辶+石）城父》、《庄王既成》、《 敔于析遂》。《景平王问郑寿》、《景平王命王子木（辶+石） 城父》是记楚平王(前528-前516年)时事。《庄王既成亡鎪 》是记楚庄王时事。《敔于析遂》是记楚灵王即位(前540年)前后的事。
(7)《昭王故事两种》(包括《昭王毁室》、《昭王辶+石 逃宝》两章，篇题为后加)，是记楚昭王(前515-前489年)时事。
(8)《阎毂？先驱》乙本(篇题为后加)，同上甲本。
(9)《百占辞赏》(篇题为后加)，是记楚昭王二十七年(前479年)白公之乱后的事。
(10)《王居苏濑之室》三种(篇题皆为后加)，包括：《王居苏濑之室》、《叶公子高之子见令尹子春》、《谦恭淑德》，皆记楚惠王(前488-前432年)时事。
(11)《简大王泊旱》(篇题为后加)，是记楚简王(前431-前408年)占卜事。
(12)《陈公忄 治兵》(篇题为后加)，“陈公”，不详。案：楚灭陈，封穿封戌为陈公，为《左传》昭公八年(前534年)事。此人当在其后。
(13)《范戊贱玉》(篇题为后加，分甲本、乙、丙、丁四本)。“范戊”，楚臣，于史无考
(二)晋国
《三郤之难》(篇题为后加)，是记晋厉公(前580-前573年)时的三郤之难，事见《左传》成公十七年(前574年)和《国语·晋语六》。
(三)齐国
(1)《景建纳之》，内容分三部分，是记齐桓公(前685-前643年)时隰朋、鲍叔牙向齐桓公进谏，于史无考。
(2)《景公瘧》，是记齐景公(前547-前490年)和楚康王(前559-前545年)时事。其中提到齐臣晏婴、楚臣屈木(即屈建)、屈聘、叔百(即叔伯)和晋臣范武子、范文子。
(四)吴国
《吴命》，包括残简若干章。
(五)其他
(1)《昭王听赛人之告》残简(篇题为后加)，记楚昭王时事。
(2)《有所》残简(篇题为后加)。
(3)《寝尹曰》残简(篇题为后加)。
上述材料，其年代包括春秋中晚期和战国早期，国别包括楚、晋、齐、吴，其中尤以楚事最详。它们记录的事件，年代最晚的到楚简王时。它可以说明，出土这批竹简的墓葬，年代最早的也就是楚声王(前407-前402年)时。墓葬年代当在前400-前300年之间。[33]目前这部分资料尚未公布，待正式发表后再做详细介绍。
庚、论语
出土简本《论语》仅见一种，是1973年出土于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之中。该书共存竹简620余枚，但残损严重。全书大约有7576字，不足传世本的二分之一。原无书题和篇题。其中保存字数最多的是《卫灵公》篇，存有694字，可达今本的百分之七十；保存最少的为《学而》篇，仅存20字。从所见简本《论语》来看，其篇章分合、文句等与传世本都有所不同。李学勤先生认为：竹简本《论语》不会是《鲁论》系统的本子，考虑到《古论》流传不广，他怀疑定县汉简本《论语》属于《齐论》的可能性要大一些。[34]而王素先生则认为：“简本《论语》是一个比《张侯论》更早的融合本，这种融合本与《张侯论》相同，也是以《鲁论》为底本，以《齐论》为校本。不同的是，简本《论语》的章句保存《鲁论》原貌更多，而《张侯论》的章句主要是根据《齐论》。简本《论语》的章句与以《张侯论》为主体的今本《论语》的章句颇多差异，盖源于此。西汉时代，不仅存在由《齐》转《鲁》的风气，而且存在融合《齐》、《鲁》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相信当时的《论语》传习者曾经编撰过不少类似融合本。区别在于，张禹的《张侯论》是为成帝编撰，并幸运地流传下来；而简本《论语》是为中山怀王编撰，非常不幸地成为随葬品。简本《论语》的重新出土，使我们对西汉时代有关《齐》、《鲁》的融合问题以及《张侯论》的性质问题有了新的认识。”[35]
辛、孝经
目前尚未发现。
壬、小学
目前已发现的简牍小学类文献，只有《苍颉篇》和《急就章》。
1.阜阳汉简《苍颉篇》
阜阳汉简《苍颉篇》共存124枚残简，内容包括《苍颉》、《爰历》、《博学》三篇。出土时简文残损严重，现存541字。无书题。[36]简文四字为句，有韵可寻。现存成句或不成句的不足200句，按汉代《苍颉篇》825句计算，还不到全篇的四分之一。文中避秦王政讳。秦统一中国以后，《苍颉》、《爰历》、《博学》曾作为全国统一的教科书加以颁布，“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37]李学勤先生认为，“这是一部中国文字学上有很大意义的书，可惜久已佚失。古书中仅保存了零星几句引文，敦煌、居延汉简曾发现此书，也不过少数几条。阜阳双古堆竹简《苍颉篇》文字较多，而且有些文句和汉以后流传的不同，很可能还是秦代的原貌。”[38]
2.居延、敦煌汉简中的《苍颉篇》和《急就章》
敦煌、居延汉简中也曾多次发现《苍颉篇》残文，1949年以前发现的见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编的《居延汉简》甲、乙编等书。1972-1976年间在居延甲渠候官(破城子)发现了4枚写有《苍颉篇》文字的简；[39]1979年在敦煌马圈湾烽隧遗址中发现了2枚写有《苍颉篇》的内容；[40]1977年在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了3枚写有《苍颉篇》内容的木简；[41]但以上这些简文都比较破碎，有的也不成章句。1990-1992年间在敦煌悬泉置遗址也发现了《急就章》、《苍颉篇》简牍数枚，但目前这批材料尚未发表。 　　
　　[1]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对古书的反思》，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2]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中《帛书〈周易〉的卦序卦位》、《帛书〈周易〉的几点研究》。
[3]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帛书〈周易〉的几点研究》。
[4]同3。
[5]《上海博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郭店楚简》，文物出版社；李零《简帛书籍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
[6]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7]《李学勤集·新发现简帛与秦汉文化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8]《上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诗论〉的体裁与作者》，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
[9]《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及裘锡圭案语，文物出版社；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
[10]《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
[11]《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华书局。
[12]《论衡·正说篇》，中华书局。
[13]同10。
[14]《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
[15]同14。
[16]沈文淖《菿闇说礼·丧服传脱文》，《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沈文淖《汉简〈服传〉考》(上、下)，《文史》第24、25辑，中华书局；沈文淖《〈礼〉汉简异文释》，《文史》第33、35、36辑，中华书局。
[17]《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18]陈松长《帛书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马承源先生谈上博简》，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李学勤《重写学术史·郭店简与〈乐记〉》，河北教育出版社。
[21]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八讲，三联书店。
[22]《史记·六国年表》，中华书局。
[23]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云梦睡虎地秦简概述》，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李学勤集·新发现简帛与秦汉文化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4]胡平生《阜阳汉简〈年表〉整理札记》，《文物研究》1991年第7期，黄山书社。
[25]张春龙《慈利楚简概述》，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0年9月，总第六期。
[26]张政烺《〈春秋事语〉题解》，《文物》1977年第1期，文物出版社。
[27]《座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1974年第9期，文物出版社。
[28]李学勤《简帛铁籍与学术史·〈春秋事语〉与〈左传〉的流传》，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29]韩志强、韩朝《西汉汝阴侯二号木牍〈春秋事语〉章题及有关竹简释文》，2002年“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30]同26。
[31]《马王堆汉墓帛书》(肆)，文物出版社。
[32]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对古书的反思》，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33]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下篇《简帛古书导读二：史书类》，三联书店。
[34]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八角廊儒书小议》，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35]王素《河北定州出土西汉简本〈论语〉性质新探》，《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
[36]《阜阳汉简〈苍颉篇〉》、胡平生、韩志强《〈苍颉篇〉的初步研究》，《文物》1983年第2期，文物出版社。
[37]同10。
[38]同7。
[39]《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中华书局。
[40]《郭煌汉简》，中华书局。（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2期）。
[41]同40。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5143.html

以上是关于儒家-出土简帛书籍分类述略(六艺篇)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