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干春松:中国历史上的复仇、暴政与暴民

儒家-干春松:中国历史上的复仇、暴政与暴民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儒家-干春松:中国历史上的复仇、暴政与暴民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干春松:中国历史上的复仇、暴政与暴民


通常而言,社会的宽容程度标志,主要表现在对于异己甚至仇敌的态度,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比较富有宽容的精神,比如《道德经》中,便主张“报怨以德”,也就是要用德行和恩惠去化解怨恨。但是孔子显然不太同意这种做法。有人问他:“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对于“以德报怨”这样的做法,孔子的直接反应是,如果以德报怨的话,那么别人的恩惠你怎么来报答呢?所以他提出了“以直报怨”的原则。
当然,新的问题又来了——如何理解“直”呢?有人简单地将之解释为“你怎么伤害我,我就怎么报复你”。这样的解释也不无道理,因为孟子在讨论“杀人之亲”的严重性的时候说,“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孟子·尽心》)可以想象,这样的复仇原则可能是早期中国社会中普遍流行的原则。在朱熹的解释中,强调了“直”的“公义”性的一面。认为爱憎取舍,不能基于私心。这样的解释比较模糊,后来清人刘宝楠有更为仔细的讨论,他说,如果心里存有怨恨,那么就应该去复仇,如果硬忍着不报,但心里却充满着怨恨,那么反而变成了虚伪。这就违背了“直”的原则。
无论怎么解读,总之儒家并不同意以德报怨,或以怨报德,倾向于支持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礼记·表记》)
在儒家的经典中,这样的交互性原则有很多的表述,如《礼记·曲礼》中说,“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这句话一般被理解为社会关系中的回报原则。正是通过这种对等甚至是放大的回报,社会关系得到了维系,社会秩序得以确立。所以杨联先生将“报”视为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
因此,儒家认为一个完备人格的人,应该能爱人,也能恶人,要将自己的真实情感呈现出来。因此,对于恩人,主张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但对于仇恨,则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所以,许多人认为,跟佛教、基督教等宗教思想比,儒家的宽恕精神不足,此说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


如果说儒家的宽恕精神不足,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儒家主张复仇。在经过汉代人整理的《周礼》中,甚至有对于复仇的一些具体的规定,例如,要寻仇者只要去相关机构登记仇人的姓名,杀死仇人就可以无罪。在儒家的五伦观念的影响下,所有在关系体系中的人,均有为对方报仇的义务,比如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甚至朋友之间也有报仇的义务。(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之“亲属复仇”部分)
在社会共同管理体系未臻完备的时候,允许私人了断恩怨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大一统国家建立之后,生杀予夺的权力被国家收回乃是势在必行。因此,从汉代开始,不断有法令禁止私人复仇,但是,在法律儒家化的背景之下,法律对于报仇事件的处理因与儒家经典结论冲突,而多陷入困境。同时,民间的舆论一直美化复仇行为,比如东汉的赵娥,在兄弟早逝的情形下,以一个弱女子之身,为报父仇抛家离子,最终达成雪恨的目的,而成为东汉的“烈女”。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复仇的风气一直没有被遏制。不仅如此,复仇过程的暴力化成为复仇文化的重要取向。
在一般的史书和文学作品中,快意恩仇取代了孔子对于复仇中“直”的强调,倾向于渲染复仇规程的“酣畅”,以手刃仇敌、食肉寝皮为复仇之上乘。那些没有被法律制裁的仇家自然是如此,即使已经伏法的仇家,也要追加惩罚,否则便被视为宿仇未报。比如《旧唐书》中,王君操为报父仇,在仇家已经投案自首的情况下,仍手刃之,“刳腹取其心肝,啖食立尽”,被视为“孝”的表现,而列入“孝友”录。他在面对州司时慷慨陈词:
州司以其擅杀戮,问曰:“杀人偿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对曰:“亡父被杀,二十余载。闻诸典礼,父仇不可同天。早愿图之,久而未遂,常惧亡灭,不展冤情。今大耻既雪,甘从刑宪。”州司据法处死,列上其状,太宗特诏原免。(《旧唐书·孝友》)
正式的史书如此,在一般文学作品中,复仇的暴力倾向也被渲染而成为作品中最受人欢迎的部分。
最近社会对《水浒传》的暴虐倾向多有评论,比如关于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是否应该进入中小学课本的讨论,这些问题姑且置之不论,但《水浒传》中存有的暴力倾向,却是不假。比如四十一回中描述处置屡次加害宋江的黄文炳的情节,一贯视之为李逵豪情的呈现。
“今日你要快死,老爷却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好汉看醒酒汤。
复仇中的暴力是基于维护伦理秩序,虽然与现代社会中的“正义”扯不上边,但是,总是目标明确,并不伤及无辜。因此,这样的暴力所获得的是伦理上的报偿,而非故意要将暴力扩大化。但是,政治权力故意利用暴力而形成恐怖压力以及反抗者的报复,所产生的暴力,往往导致暴力的“泛滥”,在中国历史上,随着一治一乱的循环,暴力也随之出现周期性的泛滥。

虽然主张复仇,但儒家并不支持暴力,甚至在基本倾向上,反对政治领域的暴力,反对通过严厉的惩戒来阻止人们犯法,而是希望通过教化的方式来使人们自觉地遵循礼制和法律。但是,儒家的思想在战国时代开始就被一些统治者认为是迂腐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反而是法家提倡“严刑峻法”的设计得到大部分统治者所实际采用。从商鞅开始,法家就提出“以暴制暴”的策略,比如商鞅提出“刑九赏一”,他推崇一种高压的统治,认为好的领导者主要靠刑罚而不是靠赏赐和鼓励。
比“刑九赏一”更进一步的是“轻罪重罚”,韩非子说,最好的统治是令人畏惧:“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韩非子·奸劫弑臣》)他认为儒家所提倡的仁义学说,只会带来不安定。
法家的学说,转变为秦国的政治实践,虽然秦国的暴力统治为历代儒生所批评,但是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无论是礼制还是刑罚,汉承秦制,也就是汉代基本上还是继承了秦国的基本制度设计。纵然儒家的思想家不断提出重教化的主张,统治者不再公开宣示自己要通过刑罚的手段来治理国家,但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在儒家“德政”的旗号下,所施行的更多地依然是残酷的刑罚。因此,中国传统政治在实际的操作中比较倾向于采用恐吓式的“规训”。这一点,最有说服力的是酷刑的长期存在。
教化和刑罚之相辅相成,当为治理国家之不二法门,儒家强调以德化人,但对于不服从教化的人,也认为要用刑罚来施威,即所谓德主刑辅。德教当然是春风细雨,但是刑罚则是暴风骤雨,残忍恐怖。
如果前文所说的“复仇”是法外的惩罚,那么刑罚则是国家掌握生杀之权的直接体现,以酷刑来处置危害社会秩序的人,来震慑人的犯罪冲动,是传统社会最常用的手段,不仅中国如此,世界各国均有各种“精妙的发明”。比如我们熟知的布鲁诺就因为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而受火刑,而“断头台”赫然是为了减轻罪犯的痛苦的一大“科技进步”。各种刑罚过程经常被公开展示,这样的展示,经常成为公共生活的重要内容。在福柯看来,这主要是为了“规训”:
“在公开处决的仪式中,主要的角色是民众。他们实际而直接的存在是举行这种仪式的必需品。如果处决秘密进行,即使广为人知,那也毫无意义。公开处决的目的是以儆效尤。不仅要使民众意识到最轻微的犯罪都可能受到惩罚,而且要用权力向罪人发泄怒火的场面而唤起恐怖感。”(福柯:《规训与惩罚》)
而中国在刑罚的创造上也不遑多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主张峻法的商鞅自己就是被“车裂”而死。孟子说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仁人不为,但是后世的封建帝王们,为了维持其统治,一般都对危害其统治权力的罪行,处以最严厉的处罚。
例如,凌迟据称来源于辽,但是在明清已然被合法化,其核心就是尽量延长被惩罚者的痛苦。因为凌迟过于残忍,所以并没有法典规定其程序,而是由刽子手们掌握的一门专门技术,按照沈家本的描述,一般有八大刀,即对脸、双臂、双脚、胸、肚及最后一刀,人头。
前文所说的李逵杀黄文炳,其实就有凌迟的色彩,而在明朝凌迟酷烈的法律环境下,凌迟被发展成为一种残忍的艺术,按照一些民间历史故事的记载,凌迟一般每天割三百五十七刀,共切10天,这样的刑罚,不但施于大奸臣刘瑾的身上,也施于英雄袁崇焕的身上,在清代也施于石达开的身上。以凌迟现象伴随的是,人们对于这些被剔下来的“肉”的处理方式,有的用来祭祀被迫害的人,有的甚至用来烧烤,闻之令人毛骨悚然。
虽然,一些残忍的刑罚在晚清新律的制定过程中被废除,但是,恐吓性的规训手段并没有绝迹,事实上,在合法性资源并不充分的时代,专政机构会倾向于采用比较暴力的方式来规训民众,从而使之服从。

充满血腥的刑罚,其实是暴力政治的一个侧影。在一个以暴制暴的社会状态下,所激发的往往是反抗者的暴力意识。
中国传统政治始终没有逃脱一治一乱的循环中,无论是夏商周这样的政治模范时期,还是唐宗宋祖所开创的唐宋盛世,均不可避免地由建国之初的强盛而陷入政治混乱、民不聊生的乱世。按现代政治的眼光看,因为专制统治的家天下体制,视天下为个人之私产,最终不能有效地建立其合理的政治纠正机制,因此天下必由大治陷落于乱世。
对于治乱的分析人们多从道德入手,比如王夫之,他认为上古之乱主要是因为天灾,而“中古之乱在人事,而君率兽以害人之生;后世之乱在人心,而行禽兽之行、言禽兽以乱性。”(《四书训义》下)但是也有人从制度入手,比如黄宗羲就是从“税制”入手。他通过对于历代税制改革的过程分析发现,任何一次税制的改革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因为每一次的税种合并,都为后来的赋新税制造了借口,所以一旦朝廷入不敷出,就会开征新税,这样就会形成“累积莫返之害”,并慨叹“税额之积累若此,民之得有其生者亦无几矣。”(《明夷待访录·田制三》)这就是最近几年经秦晖总结而广为人知的“黄宗羲定律”。所以,中国传统政治虽有不少短暂的黄金时期,但是总体而言,百姓总是处于被“敲骨吸髓”的困境。
在家天下的制度下,暴政之所及,不仅是普通百姓,而是一切人,包括士人和大臣。王夫之说,三代以下,“身为士大夫,俄加诸膝,俄坠诸渊,习于诃斥,历于桎梏,褫衣以受隶校之凌践”(《读通鉴论》卷二)这样,导致士大夫上下失据,难以成为君民之间的纽带。反而因其精神的创伤而生暴戾之气。
暴政之下,必然会有激烈的反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暴秦开始,历代的起义无不是对于暴政的抗争。但问题在于,由暴力政治所催生的反抗,往往采取更为暴力的手段。赵园在对于晚明的研究中,特别指出了在明代残忍政治所营造出来的暴虐气氛。她从野史对于暴力的渲染看出,“这里有压抑着的肆虐、施暴的愿望。在这方面,士文化与俗文化亦常合致。你由此类文字间,觉察了看客与受虐者的相互激发,那种涕泣号呼中的快感。??廿四史固是‘相斫书’,但有关明史的记述,仍有其特殊的残忍性。”(《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16页,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9/530690.html

以上是关于儒家-干春松:中国历史上的复仇、暴政与暴民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