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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陈勇 秦中亮：钱穆与《先秦诸子系年》
晚清民初以来，学术界治诸子之学蔚然成风，开风气之先者有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钱穆在1928年春完成的《国学概论》最后一章“最近期之学术思想”中说：“最先为余杭章炳麟，以佛理及西学阐发诸子，于墨、庄、荀、韩诸家皆有创见。绩溪胡适、新会梁启超继之，而子学遂风靡一世。”他本人早年治诸子学，也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钱穆认为，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应先考求诸子生卒行事先后，如果诸子的年代不明，其学术思想的渊源递变，也就无从说起。所以，他早年的名作《先秦诸子系年》(以下简称《系年》)，即是一部专门为诸子的生卒行事作考辨的考据著作。
据钱穆自道，《系年》一书草创于1923年秋。当时他在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任教，为学生讲《论语》，自编讲义，成《论语要略》一书。该书第二章，对孔子生卒行事多有考订。1924年秋，为三师学生讲《孟子》，撰《孟子要略》，先为孟子传，“考订益富”。
钱穆早年治诸子，疑《易传》、《老子》，称“《易》与《老子》之思想不明，则诸子学之体统不可说也”。在考订孔、孟生卒世年之前，已撰成《易传辨伪》、《老子辨伪》二篇。《易传辨伪》未刊出，《老子辨伪》后易名为《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发表在《燕京学报》第8期上。《孟子要略》成书后，钱穆始专意治《易》，成易学三篇，其中一篇即辨《易传》非孔子作。他晚年在《孔子传》再版序中回忆说，抗战时流转西南，居成都北郊赖家园，此稿藏书架中，为蠹虫所蛀，仅存每页之前半，后半已全蚀尽，很难补写。1928年夏，钱穆应苏州青年学术讲演会的邀请，作《易经研究》一讲演。讲辞共分三部分，首先考察《易》的原始，专论《易》卦的起源及象数。次讲《周易》上下篇，阐明《易》起于商周之际，旨在说明周得天下盖由天命。第三部分讲十翼非孔子作，提出10条理由加以论证，还从“道”、“天”、“鬼神”等范畴来论证易系里的思想，大体上是远于《论语》而近于老庄的。
先秦学术，孔墨孟庄荀韩诸家，皆有书可按，惟名家、阴阳家，记载散佚，最为难治。所以，钱穆在治《易》、《老》的同时，又兼治名家、阴阳学说，拟写《先秦名学钓沉》、《先秦阴阳学发微》两书。1925年10月，钱穆埋头整理在厦门集美学校所写的公孙龙《白马论注》旧稿，改写成《公孙龙子新注》，又汇编《惠施历物》与《辩者二十一事》等考辨惠施、公孙龙事迹旧稿，汇成《惠施公孙龙》一书。惠施部分由惠施传略、年表、惠施历物和惠学钩沉等组成，公孙龙部分包括公孙龙传略、年表、年表跋、公孙龙子新解等内容，特别是公孙龙子新解一节颇多新意。钱穆后来在致胡适的信中称此书“乃逐年积稿，历时数载，用心较细，所得较密。公孙子五篇新解，颇谓超昔贤以上。”
1926年夏，钱穆在无锡三师为学生讲“国学概论”，讲义第二章即为先秦诸子，对诸子事迹及其学术源流作了提要钩玄的阐述。比如他在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的基础上提出了“王官学与百家言对峙”之说，以儒墨为宗疏理诸子，把先秦诸子分为三期，就颇多创获。此章内容集中反映了钱穆早年治诸子学的意见，虽然当时“限于听受者之学力，未能罄其所见，著语不多”，然而他治诸子学的大体意见，“略如所论”，一生未有多大改变。
钱穆早年喜墨学，早在无锡梅村县立四小教书时，就撰有《读墨闇解》、《墨经闇解》二文。此为他治墨学之始。1923年春，在厦门集美学校任教的钱穆对墨辨思想进行研究，写成《墨辨探源》一文的上篇。1924年，他在无锡三师任教，因读章太炎《名墨訾应考》各篇，有感于章氏墨学“非一人所能尽解”之言，遂对集美旧稿加以整理、增补，成《墨辨探源》一文，发表在当年《东方杂志》21卷第8号上。钱穆在苏州中学任教时，又写有《墨辨碎诂》一文，对《墨辨探源》作补充。1929年，完成《墨子》一书，次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是他早年研究墨学的总结，书中对墨家得名的由来，墨子的生卒年月，墨学的思想系谱、别墨与《墨经》，以及许行、宋钘、尹文、惠施、公孙龙诸家与墨学的关系、墨学中绝的原因等问题皆有深入具体的讨论。
1930年春，钱穆在苏州续姻，从“家遭三丧”的悲痛中解脱出来。新婚后10日内写《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一篇，列于书首。至此，《系年》一书大体完成。
1930年秋，钱穆执教北平燕京大学，每周有三日暇，为“有生以来所未有”。所居朗润园，环境宁静，燕大藏书丰富，北平城学者云集，相互讨论问学的机会大增。在这样一个良好的著述环境下，他“重翻陈稿”，以半年之力对旧稿加以增补修改，成4卷160余篇，30多万字。又仿《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及《六国年表》体例，制“通表”4份，与“考辨”4卷起迄相应。表首列周王年次，并注西历纪元，下载列国世次，取舍一与“考辨”相应，诸子生卒，各详于其生卒之国，其出处行事亦各详于其所在之国。故《系年》实由“考辨”、“通表”二部分组成，“通表为纲，考辨为之目；通表如经，而考辨为之纬”。“通表”之后又作“附表”，有“列国世次年数异同表”、“战国初中期列国国势盛衰转移表”、“诸子生卒年世先后一览表”三份，概括“通表”大意，以便读者浏览。
《先秦诸子系年》是钱穆早年、也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学术代表作，钱氏晚年曾说，自己一生著书无数，“惟《诸子系年》贡献实大，最为私心所惬。”不过，这部奠定钱氏在民国学术界一流学者地位的著作在出版时却颇费周折。
如上所述，《系年》一稿大致在钱穆进入燕大任教之前就已大体完成，出版前已得到浏览此稿的史学大家蒙文通、顾颉刚等人的击节称道。钱穆入燕大任教后，又对旧稿加以修订增补。书成之后，由好友顾颉刚推荐给清华，申请列入“清华丛书”，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例。当时列席审察此书的有冯友兰、陈寅恪等三人。冯友兰认为此书不宜作教本，若要出版，当变更体例，便人阅读。陈寅恪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系年》“作教本最佳”，并盛赞“自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矣”。由于审读意见的分歧，钱著最终未获通过。
钱穆转入北大任教后，在北平图书馆珍藏书中得清人雷学淇所著《竹书纪年义证》家传本，择其相关者，一一补入《系年》中。同时，也为自己这部研究先秦诸子的用力之作的出版多方奔走。1934年暑期，钱穆离开北平回苏州省亲。8月9日这天，他给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写了一封自荐信，拟将书稿交商务出版。信云：
云五先生大鉴：久慕高风，未接謦欬为憾。拙著《先秦诸子系年》，属稿五六载，稿成藏箧笥又有年。素仰贵馆热心文化，阐扬学术，不遗余力，拟将此稿交贵馆出版。倘蒙约期面晤，谨当携稿前来，蕲聆教益。适之先生一函，并以奉阅。顺候 公祺
钱穆敬上 八月九日
回函请寄苏州曹胡徐巷八十号
王云五收信后很快回复钱穆，钱随即携带《系年》稿前往上海与王面谈，谈后即把书稿留在了商务。经过审读后，当月18日，王云五写回信一函寄往苏州钱宅：
宾四先生大鉴：日前屈驾，畅领清诲，欣忭无既。承交示大著《先秦诸子系年》一稿，拜读甚佩。谨当接受以版税办法印行。出书后，依销数照定价抽取版税百分之十五为酬。兹遵嘱将《通表稿》另邮挂号寄上，请校阅一过连同补稿一并掷下，以便付排，为盼。此书格式，拟照敝馆《大学从书》版式，五号字排。俟《通表稿》奉到，当发交敝京华印书局排版，俾来日可就近送请先生校对。泐此奉布，顺颂文祉。王云五。(商务复信虞字第4573号)
商务印书馆决定出版《系年》后，钱穆自任校对，从头逐字细读书稿，改定疏谬者10余处。1935年12月，钱穆这部考订先秦诸子的名著终于出版问世。从1923年秋他发意著《系年》，至1935年底该书最终问世，前后花了10多年时间。
自乾嘉以来，学者考证诸子，成绩卓著，这为钱穆治诸子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清人治诸子，也存在不少问题。在钱穆看来，这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其一，各治一家，未能通贯，治墨者不能通于孟，治孟者不能通于荀；其二，详其著显，略其晦沉，于孔墨孟荀则考论不厌其密，于其他诸子则推求每嫌其疏；其三，依据史籍，不加细勘。《系年》力纠前人治诸子之失，博征典籍，以子证史，或诸子互证，或以《纪年》与《史记》、《国策》对勘，辑佚掇坠，辨伪发覆，上溯孔子生年，下讫李斯卒岁，上下200年的学人生平、师友渊源、学术流变，无不“粲然条贯，秩然就绪”，实为他早年治诸子学的系统总结。
以古本《竹书纪年》订《史记》之误，是《系年》一书的最大特色。历来考论诸子年世，多据《史记•六国年表》，有的也参照《史记》其他篇目。而《史记》实多错误，未可尽据。《史记》记载诸子及战国史事多误，往往也“有例可括”。钱穆总结出《史记》记载多误的10条规则：有误以一王改元之年为后王之元年者；有一王两谥，而误分以为两人者；有一君之年，误移而之于他君者；亦有一君之事，误移而之于他君者；有误于一君之年，而未误其并世之时者；有其事本不误，以误于彼而遂若其误于此者；亦有似有据而实无据者；有史本有据，而轻率致误者；亦有史本无据，而勉强为说以致误者；亦有史公博采，所据异本，未能论定以归一是者。钱穆认为不仅《史记》记诸子史实多误，而且《史记》三家注对《史记》之误未能辨伪发覆，实亦多误。再加之传抄失真致误(如字形近而误、脱落而误、增衍而误、颠倒而误)，窜易妄改增误(后人改易而误、窜乱而误)，后人曲说而致误。各种误因相加，“误乃日滋”，“纷乱不可理”。后世治诸子者对于这些伪误不加校勘、辨伪而引其说，其结果是误上加误。所以他不无感叹地说：“伪之途不一端，非一一而辨之，则不足以考其年。”
钱穆订正《史记》之误，所用之书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竹书纪年》(以下简称《纪年》)。此书于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在汲郡的战国魏墓中发现，共13篇，记载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史事。杜预等人，皆定其为魏襄王时魏国之史记。魏在战国初年，为东方霸主，握中国枢纽，其载秦孝公前东方史实，远胜《史记•六国年表》。晋唐间的学者，如束皙、杜预、臣瓒、司马彪、刘知幾等都曾利用《纪年》提供的新材料纠正《史记》之失，取得了不少成果。魏冢原书，在两宋之际佚失。《今本竹书纪年》二卷，为后人蒐辑，多有改乱，面目全非。《纪年》言三代事，如益为启诛，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均异于儒家记载，后人遂不信《纪年》，视为荒诞之书。唐人司马贞著《史记索隐》，时采《纪年》其文，以著异同。清人考证此书，不下十数家，其中以雷学淇《竹书纪年校订》、《竹书纪年义证》最为有名；近人治《纪年》，以朱右曾、王国维成就为最大。朱氏辑有《汲冢纪年存真》，王氏辑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至此《纪年》之真伪，始划然明判，惜其考证未详，古本《纪年》可信之价值，犹未能彰显于世。钱穆早年在无锡城中一小书摊购得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一部，取以校王国维所校本，乃知王校多误，特撰《〈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补正》一文，发表在1927年《史学与地学》第3期上，这是《系年》中最早发表的一篇文字。进入北平任教后，他多方搜集治《纪年》的专书，自言“于明代以下校刊《竹书纪年》，搜罗殆尽”。(15)他在《系年》中提出《竹书纪年》胜《史记》五条证据，并根据《纪年》订《史记》记诸子年代、行事的伪误，颇多学术创获。钱氏自言：“余为《先秦诸子系年》，
比论《史记》、《纪年》异同，自春秋以下，颇多考辩发明，为三百年来(指清代以来一引者)学者研治《纪年》所未逮”。充分表达了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自信。
顾颉刚当年把《系年》推荐给清华，陈寅恪是三位审稿者之一。由于审读意见的分歧，钱著未获通过。陈寅恪对此结果相当不满，多次在不同场合中称赞钱著。据《朱自清日记》1933年3月4日条载：
晚(叶)公超宴客，座有寅恪。……谈钱宾四《诸子系年》稿，谓作教本最佳，其中前人诸说皆经提要收入，而新见亦多。最重要者说明《史记•六国表》。但据《秦纪》，不可信。《竹书纪年》系魏史，与秦之不通于上国者不同。诸子与《纪年》合，而《史记》年代多误。谓纵横之说，以为当较晚于《史记》所载，此一大发明。
杨树达在日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1934年5月16日。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散后，偕陈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
《系年》出版后，更是好评如潮。以朱希祖的评价为例：
阅《先秦诸子系年》序。其书为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钱穆撰，统考战国各国年代，颇多纠正《史记》谬误，谓《竹书纪年》真为魏史，西周以前虽多臆测不可据，而战国时事年纪实最正确，其论颇有见地。盖以《史记》各本纪、世家纪年，多与诸子所记时事系年相抵牾，而以《竹书纪年》言之，则多密合，故不可以为伪书视之。他若《苏秦考》谓《史记》、《战国策》多本伪苏秦、张仪之书，故苏、张游说各国之辞皆不足信，证据颇确实。
《先秦诸子系年》虽然是一部考订诸子生平、学术渊源的考证之作，其实是通贯春秋晚期经战国至秦统一大约350年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的历史，尤其是对战国史的研究贡献尤大。众所周知，自秦皇焚书，诸侯各国史籍被毁，仅存秦国史官所记的《秦记》。但《秦记》记载简略，“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20)特别是秦孝公以前，地处雍州西陲之地、经济文化落后的秦国，不与中原诸国会盟，中原诸国皆以夷狄视之。故《秦记》所载中原诸国之事甚略，且不免残缺多误，年代紊乱，真伪混杂。清人顾炎武言及这段历史时就有“史文阙佚，考古者为之茫昧”的感叹。《四库全书董说七国考提要》言：“春秋以前之制度有经传可稽，秦汉以下之故事有史志可考，惟七雄云拢，策士纵横，中间一二百年典章制作，实荡然不可复徵。”(22)钱穆在《国史大纲》第五章《军国斗争之新局面——战国始末》中也说：“本时期的历史记载，因秦廷焚书，全部毁灭。西汉中叶司马迁为《史记》，已苦无凭。晋代(太康时)于汲县古冢，发现竹书，内有《纪年》十五篇，实为未经秦火以前东方仅存之编年史，惟后亦散失。因此本时期史事，较之上期(春秋时代)，有些处转有不清楚之感。”
经秦火一焚，史书缺佚，史实茫昧无稽，后世学者视战国史的研究为畏途，即使是论及诸子百家之说，也仅及其思想学术。事实上，战国史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除诸子在学术思想的创获外，诸如封建制的结束，郡县制的兴起，军国组织的肇创，中央集权的形成，田赋制度的变化等，在政治、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变化的战国时代，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转折时期，此一时期的历史无疑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钱穆以前后10多年的时间，全付精力贯注于诸子生卒行事及战国史的研究，撰成《系年》一书，在很大程度上把中国历史上这一重大转型时期的空白给填补了。钱穆在《系年•自序》中说：“余之此书，于先秦列国世系，多所考核。别为通表，明其先后。前史之误，颇有纠正。而后诸子年世，亦若网在纲，条贯秩如矣。”在《国史大纲》记战国始末一节中也有一段自注：“著者曾据《纪年》佚文，校订《史记六国表》，增改详定不下一二百处，因是战国史事又大体可说。惟颇有与《史记》相异处，一切论证，详著者所著《先秦诸子系年》一书。此下论战国大势，即据此书立论，故与旧说颇不同。读者欲究其详，当参读该书也。”
《系年》考订战国史实贡献极大，可从是书卷三《苏秦考》中得一说明。《史记》载：“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钱穆认为《史记》载苏秦说七国辞，皆本《战国策》，其辞多出自后人饰托，并非历史实情，而此事又关系战国史实甚大，不得不加以明辩，故作《苏秦考》一篇，从当时列国强弱之情势着眼对苏秦主合纵、佩六国相印拒秦之说的真伪一一详加考证。首先，钱穆以称王的先后证明战国初期的强国为数不止六国(中山、宋也曾称王)，而列国间霸权之转移，乃是由梁的独霸而渐至齐梁的东西分霸；秦之称王在其得河西地后，而其得与齐梁三分霸权，乃在惠施、张仪相继在梁用事而秦之反间术得售之后，至此时，梁、韩二国的太子入朝于秦，其势力方折而居于秦人之次。但其时齐国的声威远在秦国之上，则在司马迁所定苏秦的年代以内，绝无六国合纵摈秦之必要，也绝无六国合纵摈秦之可能。其次，钱穆又从燕、赵二国的历史着眼，说明在苏秦时候，燕与秦还如风马牛之不相及，自无事乎摈秦，亦不得而事秦；赵之国境在此时也还不曾与秦接壤，其国势仅能自保，尚不足与东方各国争雄，其逐渐强大乃在赵武灵王之后，而上距苏秦之死已久，则《史记》中合纵之议起于燕、合纵主盟在于赵等说，又完全与史实不合，于是苏秦佩六国相印合纵伐秦之说，便不攻自破。(25)接着，钱穆又考察了张仪的活动，最初是为秦而离间魏、齐之相亲，后来是为秦而离间楚、齐之相亲，当时秦的外交策略，尚在力谋“折齐之羽翼，散齐之朋从，使转而投于我。其时情势，犹是齐为长而秦为亚。秦与齐争则有之，秦欲进连衡之说，使山东诸侯相率西朝，尚未能也。”最后，钱氏在此考中总结道：
今要而论之，秦自孝公用商鞅变法，而东方齐梁争霸，秦以其间乘机侵地，东至河。及惠王用张仪，魏已日衰，遂有齐、秦争长之势。而张仪间齐楚，秦南广地取汉中。然其时，犹齐为长而秦为亚。及昭襄王初年，秦楚屡战屡和，而赵武灵崛起，以其间灭中山，为大国。及秦将白起亟败韩魏，而齐湣秦昭称东西帝。其时则秦为长而齐为亚。乐毅起于燕，连赵破齐，湣王死，东方之霸国遂绝。惟秦独强，破郢残楚，及范睢相，而有秦、赵交斗之局。至于长平之战，邯郸之围，而后秦之气燄披靡，达于燕齐东海之裔。夫而后东方策士，乃有合从连衡之纷论，而造说者乃以上附之苏张。考其辞说，皆燕昭赵惠文后事。而后世言战国事者莫之察，谓从衡之议果起于苏张。遂若孝公用商鞅而国势已震烁一世。东方诸国，当齐威梁惠时，已搅扰于纵横之说。则战国史实，为之大晦，当时列强兴衰转移之迹全泯。其失匪细，不可不详辨也。
可以说，《系年》一书，不仅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源流与生卒年代有了一个细致的考证，重建了先秦诸子的学脉，而且也把隐晦了两千年的战国史的真相从种种雾障中发掘出来，奠定了战国史的研究基础。顾颉刚说：“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虽名为先秦诸子的年代作考辨，而其中对古本《竹书纪年》的研究，于战国史的贡献特大。”糜文开也说：“宾四先生《先秦诸子系年》最大的贡献，非但把先秦诸子的年代都考订了，而且改造了《史记》六国年表，使战国史有了一个新的面目。”战国史研究专家杨宽亦言：“《先秦诸子系年》是钱穆早年最用力的名著，主要是考辩先秦诸子活动的年代的。他为了正确断定年代，依据《古本纪年》详细纠正了《六国年表》的错误，不仅作了许多考辩，还把结论列为《通表》。考辩中曾考定战国时代重要战役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年代，从而阐释战国年间形势的变化。也还附带考证了一些重要史实，如《战国时宋都彭城考》、《淳于髡为人家奴考》等，都有高明的见解。因此这部著作，实际上是对战国史的考订，作出了重要贡献。”
钱穆认为，先秦诸子之学，皆源于儒，开诸子之先河者为孔子。墨子早年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成为儒家的反对者，由此便形成了诸子学中最早的两个学派。以后诸子之学，或源于儒，或源于墨。他在《国学概论》中论及先秦诸子思想渊源与流变时称：“先秦学派，不出两流：其倾向于贵族化者曰儒，其倾向于平民化者曰墨。儒者偏重政治，墨者偏重民生。法家主庆赏刑罚，源于儒；道家言反朴无治，源于墨。故一主礼，一非礼。一主仕进，一主隐退。一尚文学，一主劳作。此当时学术界分野之所在也。”在《系年》中，他对这一观点做了更进一步阐述：
先秦学术，惟儒墨两派。墨启于儒，儒原于故史。其他诸家，皆从儒墨生。要而言之，法原于儒，而道启于墨。农家为墨道作介，阴阳为儒道通囿。名家乃墨之文裔，小说又名之别派。而诸家之学，交互融洽，又莫不有其旁通，有其曲达。
钱穆在以儒墨为宗疏理诸子的基础上，把先秦诸子的发展分为三期：孔墨之兴为初期，讨论的中心问题是贵族阶级的生活究竟如何趋于正当。陈(仲)、许(行)、孟(子)、庄(子)为第二期，讨论的中心是士阶层自身对于贵族阶级究竟应抱何种态度。老子、荀卿、韩非为第三期。钱穆认为老子反奢侈、归真朴的思想，承墨翟、许行、庄周之遗绪，为战国晚期的思想。第三期讨论的中心是士阶级的气焰与扰动，如何使之渐归平静与消灭的问题。因此，初期的问题中心为“礼”，中期的问题中心为“仕”，末期的问题中心是“治”。在第三期解决“治”的问题上，法家承继儒家的思想，道家则从墨家转来，儒、墨的冲突集中表现为韩非的法治与老子无为之间的对立。
《系年》对战国时局、学风的变化与先秦学术史的分期也提出了富有价值的见解。钱穆认为，战国时局有三变，晚周先秦之际，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为一变；徐州相王，五国继之，为再变；齐秦分帝，到秦灭六国，天下一统为三变。就学风而言，魏文西河为一起，转而为齐威宣稷下之学为再起，散而之于秦赵，平原养贤，不韦招客为三起。
关于先秦学术史的分期，钱穆提出了四期说。首期尽于孔门，流为儒业，为先秦学术的萌芽期。二期当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起墨子，终吴起。此一时期，儒墨已分，九流未判，养士之风初开，游谈之习日起，魏文一朝主其枢纽，此为先秦学术的酝酿期。三期起商君入秦，迄屈子沉湘。此期学者盛于齐、魏，禄势握于游士。有白圭、惠施之相业，淳于、田骈之优游，孟骈、宋钘之历驾，有张仪、犀首之纵横，有许、陈之抗节，有庄周之高隐，风起云涌，得时而驾，此为先秦学术的磅礴期。四期始春申、平原，迄吕不韦、韩李。稷下既散，公子养客，时君之禄，入于卿相之手，中原教化，遍于远裔之邦。此时赵秦崛起，楚燕扶翼，七雄纷争，主于斩伐。荀卿为之倡，韩非为之应。在野有老聃之书，在朝有李斯之政。而邹衍之颉颃，吕韦之收揽，皆有汗漫兼容之势，森罗并蓄之象。此为先秦学术的归宿期。
钱穆对先秦学术的分期及其流变的论述，独具慧眼，颇多卓见。《先秦诸子系年》虽是一部为诸子考年的著作，其实未尝不可作为一部先秦学术史来读。台湾学者何佑森说：“《诸子系年》无疑是一部先秦学术史，这是钱先生自谦而没有说出的话。”据钱穆自道，他撰写《系年》的目的是为下一步写作《先秦诸子学通论》作准备，可惜他后来学术兴趣发生转移，最终未能完成《通论》一著作，这对先秦学术史的研究而言当是一件憾事。
钱穆早年以考据扬名史坛，《先秦诸子系年》便是他早年从事考据学的代表作。所以在考证诸子的方法上，
他深受中国传统考据学的影响，比较熟练自如的运用考据学中的本证、旁证、理证等方法去考辨诸子的生卒年事。
关于本证。本证又称内证、自证，是一种利用本书前后互证来考订史实的方法。明末学者陈第在《毛诗古音考序》中称“本证者，《诗》自相证也”，即以《诗经》前后互证；清初学者黄宗羲、万斯大、毛奇龄等人提出“以经释经”、“以经证经”，即利用经部文献本身相互释证。钱穆在《系年》中以“诸子之书，还考诸子之事”，用《史记》“世家”与“年表”互核，即属于典型的本证之法。《史记•鲁世家》载鲁哀公以下列君年数，与《六国表》多异，钱穆以《鲁世家》与六国表互核，知《世家》可信，鲁表多误，以此重订鲁平公元年为周显王四十七年(公元前322年)，非周赫王元年(公元前314年)；卒在周赫王十二年(公元前303年)而非十九年(公元前296年)，也纠正了清人梁志绳《史记志疑》鲁平公立时为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之误，使其后乐克进辞、臧仓沮见之事在年代上也得到了合理的说明。
关于旁证。旁证，即利用他书论证本书之误，即陈第在《毛诗古音考序》中所言“旁证者，采之他书也。”钱穆称考据必罗列证据，又必辨其得失。而辨定得失，“则多有待于他书之旁证”。他在《系年》中以《纪年》校《史记》，以诸子之书与《史记》、《战国策》对勘，即属此法。钱穆本《索引》所引《纪年》，合之当时情事，参伍钩稽，知《纪年》可信，《史记》多疏，故厘订《史记》误乱据之考辨其记载诸子年事的伪误，他在《系年》中提出《竹书纪年》胜《史纪》五条明证，并根据古本《纪年》订《史纪》记诸子年代、行事的伪误，颇多学术创获。钱穆对自己的考证也深为自负，自言“余以《纪年》校《史记》，知齐、梁世系之误，重定齐威宣、梁惠襄之先后。而后知孟子初游齐，当齐威王时；游梁，见惠王、襄王；返齐，见宣王。以此求之，则匡章不孝，孟子与游之事，情节复显。”
关于理证。所谓理证，即是在缺少证据的条件下，以学理作为判定是非的根据。钱穆主张考证应从材料入手，“先寻事实”。他说：“考年必先寻实事，实事有证，而其年自定。”(36)但是，人们考证所凭借的材料总是残缺不全的记载，他们凭借这些零碎不全的材料，希望追寻和复原的却是整个历史事实的真实。所以在文献、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研究者也可依据事理进行推断得出结论。在《系年》中，钱穆考证老子其书晚出，多用理证之法。他首先根据《老子》书中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加以考察，提出了“思想线索”的论证方法，其次从《老子》一书的文字、文句、文体等方面来加以推断，认为《老子》之书“盖断在孔子后，当自庄周之学既盛，乃始有之。”(详后)
孤证不信。考据学重证据，强调“语必博证，证必多例”，反对孤证单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把乾嘉考据学风的特点概括为十条，其中第一条是“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第三条是“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钱穆考订诸子事迹也十分强调这一原则，凡立一说，必旁搜博采，博求佐证，在广征博证的基础上，“记其异同，推排其得失，次其先后，定其从违”，反对孤证单行，无据轻断。
同一问题如遇不同说法而又无直接反证，固然应“著其说以存疑”。但是，钱穆又认为对各种不同说法也可重新加解释、分析，以便从中选择出一种相对可信的说法。如孔子居鲁年数，《世家》不详，《历聘纪年》主七年之说，而江永《乡党图考》、狄子奇《孔子编年》、林春溥《孔门师弟年表后说》主一年之说。崔述则提出新说，认为“孔子归鲁，以理度之，当在定公既立之后。或至彼时去齐，或先去齐而复暂棲他国，迨定公立而后返鲁，均未可知。”钱穆在“孔子自齐返鲁考”中，依据《孔子世家》的材料反驳崔氏：“然考之《世家》云‘齐大夫欲害孔子，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则孔子之去齐，并不以定公而欲归鲁也。亦不见去齐后有暂棲他国之事。且其时孔子未仕于鲁，亦不必定公立而后可归。”钱穆认为崔述之说，“纯出推想，未是信”，今既他无可考，只有从诸说中选择较近情理者，故云“姑依江氏说”。
《先秦诸子系年》是钱穆早年、也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学术代表作，钱穆对自己积十余年之功完成的著作也颇为自负，他在该书《自序》中称自己“以诸子之书，还考诸子之事，为之罗往迹，推年岁，参伍以求，错综以观，万缕千绪，丝丝入扣，朗若列眉，斠可寻指。”在致胡适的信中也说：“拙著《诸子系年》于诸子生卒出处及晚周先秦史事，自谓颇有董理，有清一代考《史记》，订《纪年》，辨诸子，不下数十百家，自谓此书颇堪以判群纷而定一是，即如孔子行事，前人考论綦详，至于江崔诸老，几若无可复加。拙稿于孔子在卫宋诸节，颇谓足补诸儒考核所未备。”(40)该书出版后，受到学界好评，顾颉刚把《系年》誉为“不朽之作”，称其“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
但是由于直接材料的缺乏，钱穆治先秦诸子主要采取了博综典籍、会通文献的研究方法，他以《纪年》校《史记》、《国策》，“以诸子之书，还考诸子之事”，以其通贯的学术眼光和提纲挈领的缀联能力，对诸子的生平事迹、学术源流进行了近乎“天罗地网式”的互证，可谓是极尽博综会通之能事，取得了超迈前人的卓越成就。但这种只依重传世文献材料的“博综会通”之法，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这主要体现在：
其一，在考证方法上过多运用理证法。比如，钱穆考证老子成书年代问题时提出了“思想线索”论证法和文字、术语、文体的论证法，他说：“大凡一学说之兴起，必有其思想之中心。此中心思想者，对其最近较前有力之思想，或为承受而阐发，或为反抗而排击，必有历史上之迹象可求。《老子》一书，开宗明义，其所论者，曰‘道’曰‘名’。今即此二字，就其思想之系统而探索其前后递嬗转变之线索，亦未始不足以考察其成书之年代。且一思想之传布，必有所藉以发表其思想之工具。如其书中所用主要之术语，与其著书之体裁与作风，亦皆不能逃脱时代之背景，则亦足为考定书籍出世年代之一助也。”(43)为此，钱穆在《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再论〈老子〉成书年代》等文中，从时代背景、思想系统以及文字、文句、文体等方面对《老子》一书进行了考证，力证《老子》出庄周后，为战国晚期的作品。
对于钱穆提出的“思想线索”论证法，主张老子“早出说”的胡适就深不以为然，他在1933年发表的《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一文中反驳道：“从‘思想系统’上，或‘思想线索’上，证明《老子》之书不能出于春秋时代，应该移在战国时期，梁启超、钱穆、顾颉刚诸先生都曾有这种论证。这种方法可以说是我自己‘始作俑’的，所以我自己应该负一部分责任。我现在很诚恳地对我的朋友们说，这个方法是很危险的，是不能免除主观的成见的，是一把两面锋的剑可以两边割的。你的成见偏向东，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向东；你的成见偏向西，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向西。如果没有严格的自觉的批评，这个方法的使用决不会有证据的价值。”(44)胡适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思想线索”的论证方法，如果缺乏充分的历史依据，“思想线索”实不易言。这种方法的确难以排除研究者的主观之见。这诚如胡适所言，它就像“一把两面锋”的双刃剑，可以朝两边割的。(45)杜正胜也言：“如果从文献学来看，钱穆所条贯的‘思想线索’是根据传世的《老子》第一章开宗明义‘道可道’与‘名可名’而来的，如果根据马王堆帛书‘上德下德’作开宗明义，本章所攻击的焦点只是‘礼’，要找到合适的时代背景，老子所居的‘思想线索’的位置，放在春秋末年岂不更合理吗？”
文字文体的论证方法同样也有缺陷，胡适在批评冯友兰、顾颉刚使用这一方法时说：“冯友兰先生说《老子》的文体是‘简明之经体’，故应该是战国时作品。但顾颉刚先生说‘《老子》一书是用赋体写出的；然而赋体固是战国之末的新兴文体呵！’同是一部书，冯先生侧重那些格言式的简明语句，就说他是‘经体’；顾先生侧重那些有韵的描写形容的文字，就可以说他是‘用赋体写出来的’。单看这两种不同的看法，我们就可明白这种文体标准的危险性了。”(47)钱穆在《再论〈老子〉成书年代》一文中，试图用“刍狗”一词证明《老子》承自《庄子》，但反驳者提出，根据《庄子•天运篇》的记载可知，以“刍狗”供祭祀，是古代通行的制度和习惯。《庄子》一书可以用它，《老子》为什么就不可以用它呢？可见，单从文体修辞方面来判断老在庄后，也并非妥当。
钱穆在《系年》卷2《老子杂辨》中对老子其人其事也作了具体考证，他考证的结论是战国言老子，实为老莱子、太史儋、詹何三人，然而后人常常把三人混同一人。以老莱子误太史儋，然后孔子所遇之丈人，遂一变而为周王室守藏史。又以环渊误关令尹，然后太史詹出关入秦，遂有《道德经》五千言之著书。钱穆综合考察了先秦古籍有关老子其人其事的传说后指出，孔子所见者，乃南方芸草丈人，即《庄子•外物篇》中的“老莱子”，《论语》中的“荷筱丈人”，神其事者为庄周。出关游秦者，乃周室史官儋，而神其事者为属秦人。著书谈道，列名百家者，乃楚人詹何，而神其事者为晚周之小书俗说。混而为一人，合而为一传，则始于司马迁的《史记》。
由于有关老子的直接材料少之又少，钱穆在考证老子生平事迹时大多是依据了文字上音形的通转和意义的互训，(50)推论之处甚多，不免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当年邓广铭读到这一部分考辨文字时的感言是，“在全部考辨中，文章最长，曲折最多，而所下的假设也最为大胆的，是卷二中的老子辨。……证据来得如是其纡曲，结论下得如是其爽快，读者至此当会感觉到著者的立说也不免于有些虚玄吧。”(51)朱希祖读到这一部分时也有“臆测附会之辞亦不能免，如以老子为老莱子，而又以老莱子为荷蓧丈人是也”的批评。
在当年有关老子的论辩中，胡适提出在没有寻得充分的证据之前，对老子其人其书应延长侦查的时间，“展缓判决”。他说：“怀疑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但在证据不充分时肯展缓判断(Suspension of judgement)的气度是更值得提倡的”。胡氏“展缓判决”的意见在方法论上是值得重视的。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战国中期楚墓出土的竹简中，有甲、乙、丙三组《老子》抄本，就推翻了钱穆《老子》成书于战国晚期的说法。
其二，对新出土材料的忽视。自王国维倡导二重证据法以来，用地下出土的新材料来研究古史风靡学界，以傅斯年为首的新考据学派(或称“史料学派”)用地下出土的考古材料(“直接材料”)来重建古史就是一例。钱穆虽然也赞同以地下出土的新材料与传世文献互证来研究古史，但是他却过分重视了文献材料，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又忽视了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对于古史研究的重要性。所以就其研究古史的方法而言，他仍是走的从文献考证文献的路子，这势必会限制他考证古史的成就。由于过分重视文献材料而忽略考古材料，他考证的某些结论也容易被地下出土的新材料所否定。比如《系年》在“孙武辨”、“田忌邹忌孙膑考”中否定孙武实有其人，《孙子兵法》的作者实为战国时代的孙膑，就被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的新材料所否定。诚如一些学者所言，由于钱穆舍不得跳出传世文献迎接各式各样的新史料，因此他研究古史，其“时代上限只能在东西周徘徊，无法上溯到更广阔、更遥远的唐虞夏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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