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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陈勇：历史学家的民族意识和文化关怀——读《抗战时期史学研究》

［内容提要］抗战时期的史学是这一时期文化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对文学艺术领域的文化抗战研究颇多，成果硕然，但对史学界文化抗战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田亮博士的《抗战时期史学研究》一书，以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为切入点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各家各派的史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和梳理，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缺憾和不足。
［关键词］抗战史学；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民族文化意识
田亮博士的著作《抗战时期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出版后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抗日战争的研究多集中在军事、外交、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领域，而对这一时期史学的研究却显得较为薄弱，除一些单篇论文外，迄今尚未有一部专著对之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田亮博士的《抗战时期史学研究》一书，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为抗战时期的史学研究增添了一部有影响力的力作。
全书共分八章。第一章“炮火中的史家和史学”，一开篇就把读者带到炮火连天的抗战时代，交待了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史学思潮产生的时代背景。第二至七章采用专题研究的形式，分别就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包括延安篇和重庆篇）、禹贡学派史学、新考据学派史学、文化民族主义史学和战国策派史学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展现了这一时期史学多姿多采的发展面貌。第八章为全书的总结部分，分析了抗战时期史学的层次性和阶段性，总结了抗战史学的历史地位。读完全书，给我印象最深的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该书把抗战时期的史学置放到全民族抗战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淋漓尽致的展现了那个特定时代历史学家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文化担任精神。
九一八事变以来，特别是七七卢沟桥事变以来，在日本侵略者的步步侵逼下，大片国土沦丧，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诗存南渡后，入梦靖康前”。当时流转西南的不少学者，在自己的著作、诗作中都不约而同的使用了“南渡”一词。哲学家冯友兰把这次播迁西南称为“第四次南渡”，文学家吴宓把自己的诗集取名为《南渡集》，历史学家陈寅恪也吟出了“南渡自应思往事”的诗句。在中国历史上，因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迫使汉族政权南迁，如永嘉之乱，晋人南渡；靖康之变，宋人南渡；清军入关，明人南渡。但抗战时期这次的“南渡”与前几次 “南渡”有着本质的不同。晋人、宋人、明人南渡都是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他们虽然一度在武力上征服了汉族，最后却都被汉文化所同化，不但未使中国文化中断，反而促成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的融合。而抗战时期的这次“南渡”，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不但意味着国家可能不保，就是中华文化也将遭受灭顶之灾，中华民族真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愈来愈强烈，激发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文化担当意识，他们迫切地感到应唤起民族自信心，凝聚民族向心力，重铸新的民族精神。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思想界的主流由“五四”时期沉浸于科学和民主的亢奋之中转变为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热切关注。大批学者，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学者、自由主义学者，还是马克思主义学者，都以保存中国文化为己任，主动承担起重新诠释中国文化的责任，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抗战救国的文化资源，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将学术研究直接服务于抗战。“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主张“文化救国”，“学术救国”，“读史救亡”的民族主义思潮、爱国主义思潮空前高涨。抗战时期的史学就是这种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因而也就被赋予了与其他时期所不同的特征。作者认为，抗战时期史学的主要特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抉发，主要表现为弘扬民族气节的历史人物传记的大量出现，历代节义之士受到极大的关注，以及国史著作的大量涌现；二是边疆史地研究热潮的兴起；三是大量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四是反击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该书第29－36页）历史学家之所以关注这些问题，研究这些问题，都是那个特定的时代所赋予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禹贡学派史学、新考据学派史学，还是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战国策派史学，都深深打下了这个特定时代的烙印，他们的史学思想处处都突显出了对民族文化的关怀和对民族危亡的忧患意识。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范文澜、郭沫若、吕振羽等人大力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借助历史来提倡民族精神，鼓舞民气；新考据学派的傅斯年邀集学界的同仁编写《东北史纲》，并发表大量政论文章，谴责日本侵略者的侵略行径；禹贡学人注重对历史地理和边疆地理的研究；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派的柳诒徵、钱穆、缪凤林等人大力提倡国史教育，以弘扬民族文化精神为已任，这些都是哪个特定时代历史学家民族意识和文化关怀的真实流露和反映。
抗战时期的史学由于阶级属性、政治倾向以及史家个人性情的不同而表现出复杂、多层次、多阶段的特征，梳理起来确实不容易。但是在当时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众多史学流派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这一点上表现出前空前的一致性，作者紧紧抓住这一共同特征，以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为切入点来系统讨论各家各派史学，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各家各派的史学观点分阶段地进行梳理、比较，认为无论什么样的史学流派，只要是主张积极抗战的就是爱国主义史学。该书不限于罗列抗战时期史学流派及其思想主张的各个方面，只作正面的肯定，而是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作具体的分析，并不讳言其局限性和消极性，书中的评析颇多可圈可点之处。如在第八章“抗战史学的历史地位”一节中，作者认为抗战时期的史学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学术报国的光辉典范，是“士人”主动参与现实、推动社会前进的少见的成功范例，其对于唤起民族精神，鼓舞民气，团结民众抵抗侵略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该书第329－332页)同时又客观地指出抗战时期史学的局限性和缺陷。如：客观上研究条件的限制造成学术成果在质量方面存在缺陷；主观上治史目的的偏颇所达成的研究结论与历史真实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等。
作者把抗战时期的史学置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分析，凸显出了这个时期历史学发展的独有特征，使读者能够较为全面清晰地了解当时历史学家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书中所阐述的史家的忧患意识和对民族文化的关怀意识，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说，以民族关怀、文化关怀为主线来疏理和评析抗战时期的史学，展现历史学家的民族文化意识和历史忧患意识，成为该书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
其二，史学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及其特色。
该书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不少拓展和创新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史学社会学”这一方法的提出。作者认为，史家和史学无疑受到时代影响的，同时，史家的研究及其思想反过来也会对社会产生影响，两者是互相影响，互为联系的。作者在绪论中就明确指出，对史学发展史的研究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学术史的研究取向，即研究史学学术发展演变的过程，如历史观、史学目的论、史学方法、历史编纂学等；一种是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即研究史学和特定时期的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前者的研究意义在于对史学学术工作进行总结，后者研究的意义，一方面是把史学作为特定时代社会思潮的一种折射，考察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史家治史目的、态度、方法、史观等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则研究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史学是如何影响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可以名之为“史学社会学”。作者把这研究方法运用于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对史学与社会现实的互动关系作了具体而深入的阐述，在不少问题的分析上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另外，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既注重宏观层面的综和研究，又重视微观层面的个案分析，将宏观把握与个案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作者在第一章从宏观上论述了抗战时期史学产生的大背景，使读者对当时史学产生的环境，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进而归纳总结出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史学思想的特征。同时作者也十分注意微观层面的个案分析。他把抗战时期的史学流派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禹贡学派史学、新考据学派史学，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战国策派史学五个流派，在具体的分析论述中，既有对每个学派史学的总体评价，又有对每个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史学思想作详尽细致深入的论述。宏观的评价和微观的分析的有机结合，清晰地再现了抗战时期各派史学主张的异同及其在当时的价值和影响。
其三，内容丰富、翔实，分析问题颇多创获。
首先，作者将马克思主义史学放在显著的地位加以考察。中国共产dang是当时全民族抗战的主要力量，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呼吁民众抗战、启迪民智和鞭挞侵略史观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诚如作者在书中所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把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的典范，它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来分析历史现象并给予合理的解释；它用世界的眼光，用进步必然战胜落后、正义必然战胜非正义的永恒规律，来说明中国人民必然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必然失败的命运；它把抗击外来侵略与推番羽封建专制主义，把民族解放与社会进步紧密结合起来，成为彻底的爱国主义史学。” （该书第326页）该书既介绍和评析了范文澜、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尹达、吴泽、华岗等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抗战时期的史学活动和爱国主义史学思想，也分析了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观，使读者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时文化领域的抗战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突出作用。
其次，作者还探讨了禹贡学派和新考据学派史学的民族主义思想，并对其价值和贡献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在抗战之前，无论是古史辨派的主将顾颉刚，还是史料学派的舵手傅斯年，他们都恪守“薄致用而重求是”的学术精神，主张求真、致用两分，竭力强调纯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比如顾颉刚提出在学问上，“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傅斯年也认为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的基本谬误就在于学人“好谈致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严重，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意识，他们毅然放弃了过去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史旨趣，转而推崇传统史学中经世致用的学风。顾颉刚在九一八事变后，激于“强邻逞暴，国土日蹙”之势，毅然走出书斋，创办“三户书社”（取“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典故，以后改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直接向民众作抗日宣传；又创办《禹贡》杂志，组织禹贡学会，提倡边疆地理和民族史的研究，以加强国民的国土意识和爱国意识。他在《禹贡学会边疆研究计划书》中说道：“当承平之世，学术不急于求用，无妨采取‘为学问而学问’之态度”，但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所学必求致用”，并把是否有用作为评判学术价值高下的标准。反对抱着任何“致用”目的去研究历史的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后也转变了治学态度，他邀集学界同仁编写《东北史纲》，根据历史资料，运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理论，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侵略者“满蒙非中国领土”的谬论，证明东北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并主张通过修史和编写历史教科书来启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唤醒民众的抗日热情。作者在书中对顾颉刚、傅斯年治史立场的转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对二人民族主义思想着力进行深入的挖掘和分析，颇多创获。
当然，由于受国难的刺激而转变学风的并非只有顾颉刚、傅斯年二人，比如精于考证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道：“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陈乐素、陈智超编：《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24页）本书作者在“激扬民族正气的陈垣史学”中曾专列“由专重考证到提倡有意义之史学”一节加以分析，揭示了这种学风转变的必然性。可以说，从史学史的角度看，该书通过展现抗战时期大批中国史家在民族存亡绝续之际，如何在求真和经世之间抉择的历史画卷，历史地回答了史学研究的社会功能和定位问题。
再次，作者对吕思勉、钱穆、柳诒徵、缪凤林等人在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并把他们归为“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流派。这种归纳是恰当的。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流派中，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独树一帜，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重要的影响。该派把文化、民族与历史三者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历史就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展开和演进，研究历史就在于研究历史背后所蕴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换言之，在文化民族主义史家看来，历史学家的责任不仅仅在于复原历史的结构，追求历史事实的真实，更重要的在于追寻民族文化传承的血脉，
肩负起一种文化托命的责任。吕思勉把文化视为国家民族盛衰兴亡之本，钱穆把历史文化与民族意识、民族精神视为一个时代的元气、生命和灵魂，认为抗战时期民族争存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争存，抗战救国实质上就是“文化救国”。柳诒徵在《国史要义》中以“表彰国光”为己任，发出了“疆域不正则耻，民族不正则耻”的沉痛呼声，抒发了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和文化自信。他的学生缪凤林在乃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爱国雪耻之思，精进自强之念，皆以历史为原动力，欲提倡民族主义，必先昌明史学”的主张，明确把历史研究与阐扬民族主义，提高民族自信心结合起来。可见，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角度去考察该派的史学精神才会对该派史学有一个真正的认识，才能对20世纪中国史学流派中文化民族主义一派的在在价值有一个具体的理解。该书对抗战时期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研究和清理，具有重要价值。另外，该书从缪凤林对民族历史的研究，对民族文化的态度，对中华民族起源的探讨，以及对中国民族性的剖析等方面入手，深入详细地探讨和论述了抗战时期缪凤林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这在国内学术界尚属首次，堪称一篇填补空白的个案之作。
此外，作者对战国策派的史学思想也作了介绍和研究，并客观地评价了该派其历史地位。作者对战国策派的史学主张采取了历史主义的分析态度，认为“战国策派作为一个纯粹知识分子组成的学术性团体，从挽救民族危亡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化重建的理论构想，虽有偏颇之辞且易引起误解，但其思想价值值得重新认识。虽然战国策派的思想与主张和国民党当局宣传的‘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极为接近，因而招致当时进步文化界的激烈批判；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是国民党当局授意的，指控他们为法西斯团体更是子虚乌有。”（该书第322页）并呼吁今天学术界在研究战国策派的文化思想时，应撇开意识形态的旧观和成见，纯粹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入手认真进行清理和评判，才能看到它长期以来被蒙蔽的另一面。这些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当然，该书在一些问题的研究上还有进一步充实和补充的必要，这里提出来与作者共同探讨。
首先，该书把抗战时期的史家分为马克思主义史家和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两类，在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中又因治史路经和方法的不同分为禹贡学派史家、新考据学派史家、文化民族主义史家和战国学派史家四类。作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家时遗漏了侯外庐、何干之、胡绳等人，在研究非马克思主义史家时遗漏了张荫麟、张其昀、常乃德、朱谦之、蒙文通等重要人物。侯外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五老之一，他的《近世中国思想学说史》，与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鼎足而三，为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格局。该书写于抗战时期，极力表彰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中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传统，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对激励学术界的文化抗战起了重要作用。再以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中的张荫麟为例，张氏是民国学术界一位天赋极高、聪明早慧的学者，18岁时在《学衡》杂志上发表批评梁启超考证《老子》晚出说的文章而一鸣惊人，为梁氏欣赏，誉为“天才”。张荫麟也是一位极富民族意识的历史学家，1936年10月，北平学术界104名教授（一说83名）联名发表抗日救囯宣言，宣言即由张氏起草。七七事变后，他只身南下，辗转西南，讲学浙大。1941年8月，张荫麟与历史地理学家、浙大教授张其昀在黔北古城遵义创办《思想与时代》杂志，打出了“一以发扬传统文化之精神，一以吸收西方科技之新知，欲上承南高、东大诸教授创办《学衡》杂志之宗旨，以救世而济民”的旗号，成为宣传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与此同时，又完成了传世名作《中国史纲》一书。像这样一位重要史家，他在抗战时期的史学活动及其思想在书中似应列专节论述。
其次，作者把钱穆列入文化民族主义史学一派，对他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作了深入的挖掘，颇多卓见，但对钱氏文化民族主义史学形成的过程则鲜有论及。钱穆早年以考据扬名史坛，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都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考据名作。30年代初，钱穆进入北平学术界，得到当时新考据派巨子顾颉刚、胡适、傅斯年的欣赏和认同，主要得益于他的考据之作。从这个意义上言，钱穆可谓是新考据派的同志，而新考据派事实上也把这一时期的钱穆引为同道。不过，钱穆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学者，他的治史深受传统经世史学的影响。30年代中期以来，钱穆治学方向发生重要转变，七七事变后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最终促成了这一转变的彻底完成，其标志就是他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对主流史学阵营中新考据学派的批判。以考据名家的钱穆最终转向对考据学风的批判，是因为他认识到一味埋首考据，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发扬，所以他站在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上对新考据派（即钱氏所称的“科学考订派”）作不遗余力的批判，这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因；基于民族危机的刺激而产生的救亡意识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现实动因。自《国史大纲》完成后，钱穆由历史研究完成转向文化研究，从而成为了20世纪文化民族主义史学一派的代表人物。所以对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学形成的过程在书中似应作分析交待，这将更有助于理解钱氏史学体系的形成及其在抗战史学中的特色和地位。
其三，作者把陈寅恪、陈垣归入新考据派史家之列自有其道理，二陈精于考证，在史学实践上与新考据派的实证史学确有相近之处，故在当时即被该派史学认作同路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史学二陈”当属于中央研究院系统。不过，二陈治史与新考据学派也有诸多歧异之处。抗战时期，陈垣“提倡有意义之史学”， 所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表面上是言道、言诤、言史、言考据，实质上是“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提倡民族不屈之精神”，通过历史考证的形式为中华民族寻找不亡的依据。陈寅恪早年治“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东方学），后来转向“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其治史特别注重种族与文化的关系，强调文化高于种族，文化决定种族。陈寅恪以考证见长，但同样也重视历史解释，力倡“从史实中求史识”。他大声疾呼“国可灭，而史不可灭”，主张对民族文化作“同情之了解”。所以二陈的史学在笔者看来，实际上也可归文化民族主义史学一派。
其四，抗战时期，史家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多有注意，涌现出了不少富有价值的研究著作，如吕思勉、王桐龄等人皆著有《中国民族史》一书，这些也是抗战时期民族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书也应有所反映。
【本文原刊于《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今网上发表，略有改动。】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0/5315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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