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李裕民：从王安石变法的实施途径看变法的消极影响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王安石-李裕民：从王安石变法的实施途径看变法的消极影响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李裕民：从王安石变法的实施途径看变法的消极影响

王安石变法历来是宋史研究的热门话题，对于变法的评价出入最大，不同意见最多，也最难统一，这些分歧主要是就围绕变法具体内容分析展开的。我现在想换一个角度来观察变法，即从王安石实施变法的途径去作分析。
一、王安石实施变法的途径
王安石能上台实行变法有两个很好的条件，一是他个人的因素：道德高尚、清正廉洁，诗词文章、经学皆高出世人一头，政绩突出，不求闻达，在官员中拥有极高的声望。二是神宗锐意变法图强，对王安石有极好的印象，对他信任不疑。王安石在上台前声望到达了他一生的顶点。
王安石于熙宁元年（1068）四月上朝入对，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此时已有比较全面的改革设想。他的改革蓝图来源于对周礼的精深研究和自己在地方任职时的实践，他将自己看作当代的孔子，自信这是最佳的方案。熙宁二年二月四日，他就任参知政事，认为变法的时机已到，便立即着手变法。
在王安石之前，范仲淹实行变法，但很快失败了，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四条：1.范仲淹身为副宰相，不能逾越宰相和其他执政官，掌控改革大权。2.不能逾越众多士大夫的反对。3.不能逾越监察机构的监控。宋代监察权极大，可以风闻奏事。4.改革派的力量太弱。
王安石的变法力度比范仲淹大，所遇阻力自然也会更大，但优势也很明显，王比范更有魄力，而宋神宗比仁宗年轻，有朝气，有富国强兵的雄心，对他的信任度甚高。因而王使出四招，排除这四大障碍。
他的第一招不是颁布具体变法措施，而是设立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时在熙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这当与吸取范仲淹变法失败教训有关。范仲淹变法时，其官衔也只是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其地位在宰相之下，无法控制变法进程，一旦宰相不同意，变法就失败。如果王安石不设这样的机构，那么，发布有关财政的新法，必然交由三司执行，有关军事措施，必然交枢密院办，如果他们拖拉或用各种形式抵制或变味，他都不好越权去处理。因为枢密院、三司都是相对独立的单位。而设立这一机构后，表面上由宰相和他两人负责，由于变法的设计蓝图都在王安石的脑海里，宰相实际上处于挂名的地位，至于枢密院等官员更不能插手，则变法事宜就完全掌握在王的手里了。其次，有了这样的机构，就可以安插自己的亲信，协助制订各项具体措施。自己不至于孤立无援，或因事务繁忙而疲于应付。故此司一建立，王安石力荐其最主要的变法助手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
实施变法手段之二，是加强皇帝的独断，亦即皇帝的个人独裁。这样做是有风险的，皇帝可以听你的，也可以独行其是。但王安石要实施变法，排除阻力，舍此别无良策。因为在当时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下，每逢国家大事，皇帝必须和大臣商量，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应当采纳多数人的意见，除非有充分理由说服大家。范仲淹变法仅仅几个月就流产，就因为众臣的反对，王自知这次变法的力度远比范仲淹变法大，其反对的声浪也一定会比前者高。王相信自己的做法会奏效，还基于这样的现实：神宗年轻，只能依靠一位能臣，在当时来说，非王莫属，因为此时王的声望极高，神宗当太子时，导师韩维就时时称道王安石，给神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将他视为最可信赖的名士。在反对声浪甚高，神宗犹豫不决时，王不惜以去就相争，迫使神宗下决心按王的方针办。
要鼓励神宗独断，必须增强他的自信心，神宗有雄心而少办法、缺经验，他不能不广听意见，然后再作裁断。而王早就预料会遭到许多人反对，不增强神宗的自信心是无法让他下决心独断的，因此，与神宗初见面，见神宗有学唐太宗之意时，王安石立即说：唐太宗何足仿效，要以尧、舜为楷模。以后又多次重申这一观点①。
实施变法手段之三，改变监察机构的性质，将监督政府变为政府的附庸。王上台不久，御史中丞吕诲已看出其改革力度太大，认为这将危及政权的稳定而予以全力抨击，但他得不到多数士大夫的支持，在王的反击下，将他撤换。换成自己的好友吕公著。按惯例，台谏官是由皇帝亲命，宰相不能干预。而王安石则时时插手。除一把手外，他还安插亲信李定越级升为监察御史里行，遭到强烈反对而未成。到熙宁六年（1073），又任命邓绾为御史中丞，至此，台谏官完全由王安石控制。
实施变法手段之四，以对变法的态度决定官员的升降，拥护者不断提拔，反对者罢免，消极者贬斥。以其第二助手曾布为例，一年10个月中提拔了13次②。
对反对变法的官员如苏轼、刘攽、范纯仁等人均予贬斥或者罢免。
对于曾经是自己的朋友，后来也逐渐反对变法者，也毫不犹豫地予以清除，如嘉祐四友中的吕公著，被免去御史中丞。
熙宁七年，新法的第二助手曾布对市易法提出不同意见，立即逐出朝廷，自翰林学士兼三司使，贬知饶州[1]卷255。
二、王安石变法的消极影响
王安石使用这些手段，效果是明显的，他使新法比较顺利地推行到全国。不仅神宗在世的十几年如此，其死后新法尽管被废止了8年，仍然能够东山再起，一直推行到北宋灭亡。然而，它也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主要是：
1.皇帝时代最为进步的体制——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遭到了破坏，民主性逐渐减少，专制性日益加强。
王安石向神宗鼓吹搞独断的做法，苏轼已经看到其危害性，他给进士考试出的题中即指出：历史上搞独断的结果有两种：既能兴国，也能亡国。应当慎重对待③。王安石不可能不了解这些历史事实，但他一心想推行新法，舍此难以达到，所以不顾一切后果，冒险走这一步棋。从制度层面上说，这是大倒退，历史无情地证明了这一点。
神宗即位时刚20岁，有朝气，有抱负，但缺乏经验。16岁时其父英宗当了皇帝，他才接受4年的皇家教育，不像以前的皇帝，从小就按当皇帝的标准来教育。对自己的期望值不是太高，他觉得能向唐太宗学习就不错了。在王安石的教育和鼓励下，抛开唐太宗，以古圣人尧舜为榜样。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积累，也有点飘飘然，真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圣人了，他处理事情也越来越主观独断。在他身上很快暴露出两大弊端。
其一，不经过政府、不经过监督的御笔、手诏随便下达。从治平四年到熙宁十年，御笔手诏下达了1346道[2]卷328。从《长编》所引用的手诏统计，太祖5，太宗11，真宗30，仁宗46，英宗17，神宗302。以“上批”的形式下达者，前5帝0，神宗958，手诏与上批合计，前5帝109，神宗1260，在这里，神宗的数据不含最初的3年，也就是说，只是15年的总数。前五帝在位108年，平均每人每年只有1件手诏，而神宗平均每年84件手诏或手批，是前5帝80多倍。不仅如此，他事无巨细，什么都管，除以上所举之外，仅仅给在宋夏前线知延州沈括的手诏，一年半中，竟有273件之多[3]卷69。一个皇帝怎么可能事事都高明呢？在变法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之后，神宗急于在战争中获利，事事独断，处处干预，其结果，不但没有明显效果，反而连遭惨败。
其二，诏狱大量出现。这是钦定的大狱，在仁宗时期十分罕见，此时已成家常便饭，出现了以诗得罪的文字狱——乌台诗案，为同类案件开创了极坏的先例。王安石也几乎尝到了苦果。熙宁八年（1075），神宗制造赵世居案，罗织罪名，以谋叛罪处死赵世居，为此又将李逢、李士宁打成叛乱的煽动者，而李士宁与王安石关系非常密切，有人企图由此将王安石牵涉进去，快要结案时，王安石第二次入相，看到某些人的企图不善，与神宗展开两场激烈的争论，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自陛下即位以来，未尝勘得一狱正当，臣言非诬，皆可验覆也。”[2]卷264 神宗被迫作了让步，对李士宁从轻发落，这才没有牵连到王安石。
皇帝独断的强化，也为宦官、大臣假借皇帝名义弄权创造了可乘之机，哲宗时就有人假造御笔，见《曾公遗录》。
一种比较好的制度遭到破坏，要想再修复是很难的，司马光等人用老太后的权势和个人的威望，想一下子将国家拉回到熙宁以前的状况去，已不可能。他们既不能解决以前存在的社会问题，又触犯了新法集团的既得利益，便很快成为历史，北宋王朝只能继续沿山坡往下滑去。
比较能干的皇帝在位，独断的副作用稍小一点，下滑得慢一些，遇到政治上糊涂的皇帝，局面就完全变了。缺乏政治眼光的徽宗上台，先后重用蔡京、王黼为相。他们进一步鼓吹独断，抬高御笔地位，下诏违者以违制论。蔡絛《国史后补》曰：“内降自祖宗来有之，但作圣旨行下，崇宁有亲笔乃称御笔。大观四年夏，始诏违御笔以违制论。……又降御笔曰：诸御笔承受官司，住滞一时杖一百，一日徒一年……又诏违御笔以大不恭论，不以赦降去官原减。”[4]卷2“粤自崇宁奸臣自作威福，恐人之议己，以御笔付有司，且重之以大不恭之罚，自是结舌者过半矣。圣明中兴，率循旧章，批降御笔，必经给舍，下无隐情，上无舛令，隆兴之责以缴驳，乾道之许以批敕，其谨重诏令，开广言路，虽自圣意，亦家法也。”[5]卷34 童贯、梁师成之流时时假借御笔弄权，与奸臣里外勾结，弊政横生，最终亡国亡身。论其缘由，不能不说是破坏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的必然结果。
加强皇帝的专制独裁，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在皇帝世袭制度下，继位者不可能个个都好，良莠不齐是必然的，在皇帝有能力控制局面时，实权在皇帝手里，如果实行的政策正确，不会有太大的副作用，如果实行的政策错误，就可能给国家、人民带来灾难。在皇帝无能力控制局面时，其实权力就会下移，宰相就会打着皇帝的名义搞专制，南宋不断出现权相是加强专制独裁的必然结果。始作俑者的王安石难辞其咎，挨骂近千年，并非无因。
2.监察机构原是维护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的重要机构，对宰相起监督作用，对皇帝起谏诤作用，但新法以后逐渐成为政府的附庸，成为掌权者打击政敌、剥夺士大夫议政自由的工具，在权利斗争激烈时，监察官变动最为频繁。不是立即下台，就是投靠新主。王安石自己就尝到了这个滋味。熙宁五年（1072）二月，他用邓绾为御史中丞。[2]卷230熙宁七年四月下台，王推荐心腹吕惠卿作参知政事，而吕为了进一步爬上宰相的宝座，极力阻止王复出，形成自己的小山头，邓改而投靠吕，没有想到10个月后，王又重新上台，邓赶紧转而揭发吕的罪行[6]卷239《邓绾传》。王看到这些反复无常小人的表现，很痛心，不久，再次下台，回金陵过他的平静生活去了。新法以前，主要的监察官由皇帝选任，宰相一般不参与，王打破惯例，直接参与。台谏官监督宰相的功能逐渐丧失。台谏官为提拔他们的当权者服务，当权的宰相利用监察机构打击对手，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宰相胡作非为、任用亲信、贪污腐败，得不到有力的监督，他们的权利恶性膨胀，蔡京已开始向权臣方向迈进，到秦桧就正式成为宋朝第一个权臣，台谏官成为他扼杀士大夫自由议论的工具，以后又有韩侂胄、史弥远、史嵩之，直到贾似道，权臣成了南宋的一个毒瘤。权臣的产生使政治越来越腐败，南宋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是亡于权臣之手。
3.宋代的用人，变法以前，要看学历（是否进士）、资历、政迹，还要有足够的推荐人。官场风气比较正，但按部就班，不利于一些能干的人马上到关键的岗位上去。变法以后，有些能干的人如沈括很快从地方到了中央，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但整个官场风气越来越坏，政治投机、趋炎附势，随处可见，谁得势就跟谁，反复无常的小人越来越多。王安石提倡以道德，易风俗，然而以是否拥护新法为标准的用人路线（而不问品行）实行的结果，适得其反，道德风俗日益沦丧，结党营私，贪污贿赂成风。王安石得势时，纷纷紧跟，以求升官。王安石罢相赋闲，“门前无爵罢张罗”，到去世时，“恸哭一声唯有弟”[7]卷4《哀王荆公》。新法盛行时，人人以王安石门生为荣，

一到元祐更化，“人人讳道是门生”，甚至“著书以诋公之学者”。绍圣重新提倡新法，又转过身来称门生[8]卷10《谈谑》。官场风气一旦变坏，要想重新扭转是十分困难的。吏治的加速腐败，必然导致政权的垮台，即使没有外敌，也会自取灭亡。
4.为后来的掌权者利用新设机构实施自己想搞的所谓新法开创了先例。徽宗时崇宁元年（1102）七月五日，蔡京就任宰相仅11日就依三司条例司为范本设置讲议司，8月自任提举，以心腹吴居厚等人为详定官、参详官、检讨文字等，专门研究宗室、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冗官、尹牧7件大事，以继承熙丰新法为名，网罗党羽，清算元祐更化以及所有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人。三年四月结局，到宣和六年十一月再次成立讲议财利司。南宋绍兴元年（1131）八月秦桧任右相，第二年五月，秦乘着左相吕颐浩外出领兵之际，依照讲议司的模式设置修政局，自任提举，探讨省费、裕国、强兵、息民之策，其目的是借此将实权抓到自己手里。吕返朝，识破其阴谋，八月秦下台，此局随之罢废。蔡、秦都以改革为名而创立新机构，其实所行的多为苛政失人心之事④。与之相反，要想设立新机构办点好事，却是难上加难，大观四年（1110）十一月，张商英设立政典局，想纠正蔡京的弊政，陈瓘就认为，应当通过正常途径，由“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会很快寿终正寝的。果然，不到一年就垮了。靖康元年四月徐处仁、李纲等置详议司，也想以此纠6贼之失，他们没有想到，不到一个月就垮了。其原因并不复杂，制置三司条例司、讲议司带来的消极影响，已使新机构名声扫地，正派的人对任何新设机构不抱希望，一心想走捷径往上爬的小人，看到它没有油水可捞，也会袖手旁观。倡导者再抱好心，在无人拥护的情况下，只能付之东流。
注释：
① 《实录•王荆公安石传》：“神宗在藩邸，见其文异之，及即位，就除知江宁府，召为翰林学士。初入对，上曰：‘方今治当何先？’安石曰：‘以择术为先。’上曰：‘唐太宗何如？’安石曰：‘陛下当以尧舜为法，太宗所知不近，所为不尽合先王，但乘诈取，子孙又皆昏恶，所以独见称述。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常以为高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以中人为制也。’上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渺然，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同济此道。’
一日，讲席，群臣退，上留安石坐，曰：‘有欲从容与卿议论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郑公，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契，陛下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魏郑公、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K23R101.JPG}、稷、契之贤，亦必为小人所蔽，因卷怀而去耳。自古患朝廷无贤者，以人君不明，好近小人故也。好近小人，则贤人虽欲自达无由矣。’上曰：‘自古治世，岂能使朝廷无小人，虽尧、舜之时岂能无四凶？’安石曰：‘唯能辨四凶面诛之，此乃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K23R101.JPG}、稷、契亦岂能苟食其禄以终身乎？’未几，除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14引，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9年版）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5：熙宁四年秋七月丁酉，“曾布熙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自海州怀仁县令转著作佐郎，闰十一月十六日差看详衙司条例。熙宁三年四月五日差编敕删定官，八月二十四日差编修中书条例，九月六日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九月八日差权同判司农寺，九月十四日授集贤校理，九月二十三日差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十月四日差看详编修中书条例。熙宁四年二月五日差直舍人院，二月八日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五月三日差详定编敕，七月十三日试知制诰。从选人至知制诰止一年十个月。”（下引此书简称《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③ 司马光《手录》8《苏轼策问进士录》：“介甫初为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轼为开封试官，策问进士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符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介甫见之不悦。”（《司马光日记校注》第120页；亦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22郎晔注）古籍刊行社，1957年版。
④ 以上史料均见于：李心传《建炎以来韩野杂记》，甲集卷5《修政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30《靖康元年夏四月》，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汪藻《靖康要录》卷4、卷5，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参考文献】
[1] 李裕民．司马光日记校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 楼钥．攻愧集[M].四部丛刊本．
[4] 岳珂．宝真斋法书赞[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
[5] 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6]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 张舜民．画墁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
[8]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0/531968.html

以上是关于王安石-李裕民：从王安石变法的实施途径看变法的消极影响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