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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黄宗智：美国三十年来中国近现代研究概况

美国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这三十年发展很快；五十年代时研究者寥寥无几，现在已达千人以上。研究重点是中国的近现代史，其研究规模可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国内外近现代史书目一览（一九四九——一九七七）》中窥见一斑。截止一九七七年，英语世界，主要是美国，出版了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共九百八十六种。我这篇报告就以近现代史为重点，兼及明清史。
这三十年来的研究，大致可分作三代。我想从每一代挑出几本比较优秀而又有代表性的著作，简单做些介绍。
第一代的领导人是已退休的哈佛大学的费正清（John Fairbank）。这一代比较突出的著作有：已故的耶鲁大学的玛丽·赖特（Mary Wright，亦译作芮玛丽）的《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一战：同治中兴》（一九五七年版）、已故的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勒文森（Joseph Levenson，亦译作列文森）教授的《儒教及其现代的命运》和即将退休的哈佛大学许华茨（Benjamin Schwartz，亦译作史华慈）的《追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九六四年版）。这一代的研究重点是政治史和人物思想传记。
斯坦福大学的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在一九六四——六五年发表的《中国乡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可以看作第一、二代的分界线：施坚雅这篇著作反映了西方历史学的新潮流——历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的结合。第二代的其它两本比较有份量的书是，现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珀金斯（Dwight Perkins）的《中国农业的发展：一三六八至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版）和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库恩（Philip kuhn，亦译作孔飞力）的《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一九七○年版）。这几本书都比较典型地借用了社会科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历史（“社会科学”这个名词在美国指的主要是现代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一般的概念中，历史学可算、也可以不算一门社会科学，它介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它们为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第三代现正在酝酿中。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工作现已大致成熟。在语言工具方面，优秀的青年学者阅读中文和日文的能力胜过他们的老师。在资料方面，收藏中文书籍在十万册以上的美国图书馆约有十五个；而复制条件的普遍化，使这一代学者能够更简便地使用美国、日本和西欧、英国各大图书馆的资料。在方法上，这一代的学者一般都具有一定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我相信他们会达到高出前两代的学术水平。我想用比较多的篇幅来介绍第三代的研究工作（作为《近现代中国》季刊的总编辑，我对目前的研究工作接触得比较多）。

头一代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主要流派，是费正清领导的所谓“哈佛学派”。三年前我曾与费先生论到这一派的性质，可以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明这一派的特点：它搞的主要是官方史（official history），用的是官方资料，研究的是统冶人物。我可以再加上一句：这一派的学术观点也常常有意无意地附和官方的立场和观点。
费先生本人写的通俗性教科书《美国与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本书中国已有译本）。它基本上否认帝国主义这个事实，企图为西方对中国的侵略辩护。它把帝国主义视为“现代文明”的使者，用“两种文明的冲突”和“打开门户”来解释鸦片战争。在这本书中，帝国主义侵略成了“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中国主权的丧失被称为“中西共治”。费先生本人一直到前年出版《剑桥中国史》第十卷时才正式放弃了这些看法，并因此受到部分右派学者的攻击。以费先生为首的这种为帝国主义辩护的学术，同中国的范文澜先生所领导的反帝国主义的近代史研究，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官方史系统中研究政治史比较有成就的，是赖特（芮玛丽）的《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一战：同治中兴》，她把同治时期最高统治人物的观点同帝国主义的观点结合起来，称同治时期为 “互助时期”，根据她的分析，在同治时期，恭亲王奕?、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等人和西方各国的关系，是友好互助的关系。在这样的比较稳定的国际局势下，儒家的保守主义进行了它的最后一战。但是，儒家的价值观念不符合现代的需要，这最后一战终于难免失败。赖特教授特别强调儒家轻视商业和产业的价值观这个因素。赖特教授用的资料限于中央政府和曾、李等人的资料，她的研究对象限于最高统治集团，她对这几个人表示了极深的同情。费正清和赖特等人用的是一个二元的“西方的影响”和“中国的反应”，他们指的“中国”是官方的中国。中国学术界把统治阶层和民众运动划开，用的是一个立体的三面的分析框架。
在第一代的著作中，传记类著作特别多。语言条件的限制使很多研究生选择题材较窄、易于完成的博士论文题目，人物传记成了热门。在五、六十年代的博士论文中，人物传记占了很大的比例、有的论著写得很玄，以丰富的想像力来弥补资料的不足。前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近代史教授勒文森（列文森）写的《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头脑》和《儒家思想及其现代的命运》便是例子。勒文森的著作在海外被誉为“辉煌的贡献”，其价值不在于资料的搜集与钻研，而在于勒文森的一些概念和观察—被不少人誉为敏锐的观察。勒文森认为，近世中国思想界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解决既要否定传绕又要保持民族自尊这个矛盾，以及如何解决在西方的侵略下所激起的反对西方的民族感情和为了现代化的需要而必须向西方学习的矛盾。他认为，“感情向着东方而理智向着西方”是梁启超思想中一个主要矛盾，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为近世中国思想界所接受，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肯定西方的现代化的同时否定了西方的帝国主义。
许华茨（史华慈）教授的《追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可算是一本比较杰出的人物思想传记。勒文森的书中常常流露出一种轻视他所研究的人物的态度，有时侯他甚至讥笑这个人物对西方原著的误解。许华茨的态度则相反，他问道：严复对西方的透视是否特别深刻？这位远隔重洋的思想家对西方的内在性质是否看得比西方人更清楚？同时，许华茨把严复的翻译同原著作了比较，他不是把不同之处看作严复的错误或水平不够，而是把它看作一种思想上的选择、过滤和重新理解。他认为严复深刻地看清了西方那种为了权力和财富而出卖灵魂的浮士德式的本质。同时，严复对西方的理解也正反映了他和近世中国思想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国家的富强。
中国学术界写传记是为了对人物作出公正的评价。西方的传记作品一般不以对人物的评价为重。美国学术界没有儒家史学褒贬人物的传统，也没有为牺牲者写史或鸣冤的动机，更没有托古论今的习惯，故而并不重视历史人物评价这个问题。写人物思想传记，是想通过写一个思想家来分析当时思想界的一些中心概念和矛盾。

以上四本书，足以代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美国自己产生的第一代中国史研究。与之同时，还有一个比较成熟的、从中国移植美国的史学研究，它是由中国血统的学者组成的，主要有四位：
一、萧公权（K.C.Hsiao）先生。萧先生在研究了大量的方志、族谱和早期（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外国人对中国的报道的基础上，对清代农村的社会结构——包括阶级、氏族、区域性等——作出全面的叙述。萧先生著《十九世纪的中国乡村》（一九六○年版），探讨的焦点是封建国家政权如何控制农村这个问题。它对里甲、保甲和乡约制度的来源、演变和实行情况，都作了细致的叙述与分析。萧先生认为旧中国政权深入农村基层，但这种控制在十九世纪已经普遍崩溃。在撰写方式上，萧先生采用的是中国国内流行的直接引述原始资料的方式（美国著作极少复述原始材料）。这是一本资料份量极重的基本参考书。
二、何炳棣（Ping-ti Ho）先生。何先生的《中国人口研究，一三六八年至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九年版），为研究中国的人口历史开辟了道路。这本书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应用历代赋役的数字。何先生对明清时期赋役中的“丁”这个单位作了有说服力的分析，他认为，明初以后“丁”逐渐脱离壮丁的原义而成为一种与实际人口没有固定比例的税收单位，故而明清赋役统计数字中只有明太祖时期的数字比较准确地反映当时的人口。直到乾隆后期，政府才在保甲结构的基础上再次进行了比较系统的人口统计。一八五○年后的一百年是个空白，至一九五三年才搞了人口普查。何先生根据明初、一七七六——一八五○年和一九五三年的数字，结合其它文献资料，对明清和近现代中国的人口作出初步估计。这本书也对明清时期中国各区域所见的人口迁移和农作物的变化作出初步的叙述和分析，它为下一代的经济史研究，尤其是农业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张仲礼（Chung-li Chang）先生。张先生的《十九世纪的中国士绅》（一九五五年版）和《中国士绅的收入》（一九六二年版），对清代的士绅阶级作了基础性的研究。他首先对清代的科举制度和士绅阶级中不同的等级作了很细的叙述。张先生依据文武生员的名额，用统计数学的方法估计出“正规”（即通过考试的）士绅的人数，又依据监生的名额，估计出“非正规”（即通过捐纳途径）的士绅的人数；估计太平天国以前士绅的总数约一百一十万人，太平天国以后上升到一百四十万。在十九世纪上半期，通过捐纳途径进入上层士绅阶级（举人以上）的约占上层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十二万人中的四万）；到十九世纪后半期占二分之一（二十万中的十万）。
在《中国士绅的收入》一书中，张先生进一步分析士绅收入的来源。他从几百种方志中选用了八十多种（共五千四百个士绅的传记），又在二百种宗谱中选用了五十八种。根据这些资料，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士绅们的土地收入只占他们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六四五万两中的二二○万两），而得自服务性工作（包括官职、公共事务——如水利管理、调解纠纷、团练组织等）的报酬则占一半（三一一万两），另商业所得一一三万两。这就表明士绅阶级的物质基础并不只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在于他们同国家政权的关系。
张先生在五十年代回国服务，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写上述两本书时，他和萧公权先生同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工作。在五十年代，华大和哈佛大学并称两大学派。华大当年有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协作性研究，以太平天国为重点，张、萧两位先生的著作同出于那个研究中心。美国学术界一般是个人单干，像中国这样的协作性研究是极其罕见的。
四、瞿同祖（T’ung tsu Ch'u）先生。瞿先生的《中国清代的地方政府》，对县政府的组织作了全面的叙述。他把知县以下的“正式”政府机构（六房书吏和各种衙役）同“非正式”的组成部分（知县个人的长随和幕友）区分开来。瞿先生的分析不限于县政府的组织形式，在资料许可的范围内，他叙述和分析了县政府的实际执行情况。他把《大清会典》中记录的组织形式同《大清会典事例》及一些知县、幕友的著作（如汪辉祖的《汪龙庄先生遗书》）中反映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瞿先生特别强调幕友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他们是县政府中真正的司法和行政专家，他们所代表的“非正式”的一面是县政府不可缺少的一面。
瞿先生对知县和地方士绅也作出同样的分析，他们同是地方政权的组成部分：知县代表“正式”的政权；地方士绅是非正式的组成部分。知县的权力一般通过地方士绅而下达于百姓。
这是一个二元的体系。
以上四位先生都源出于解放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他们在美国经过多年的耕耘才获得了那些研究成果。他们的著作引用了大量资料，并且结合了比较新的社会科学方法或概念，是今天的研究生必读的基础书。这些著作为第二代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打下了基础。
从另一个角度来着，萧、何、张、瞿几位先生的著作也可以说是继承了五十年代以前美国的太平洋研究所的中国研究。大家知道，在三、四十年代，太平洋研究所曾出过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像陈翰笙、王毓铨这样一些优秀的中国研究人员曾参与该所的工作，写出了高水平的著作。到五十年代初期，太平洋研究所受到约瑟夫·麦卡锡等一些政客（包括美国前任总统尼克松在内）的摧残、蹂躏。在弥漫美国的反共风潮下，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几乎完全中断。那时候许多研究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带一些反共或反马克思主义的色采与字句，有些是迫不得已的。我本人常有这样的想法：当年的一些研究著作当然有立场、观点方面的问题，但它们的学术贡献是无可否认的。遗憾的是这些著作没有能够成为中国国内史学财产的一部分。如果它们当年可以同时用中文在中国出版，就可以为中国的史学作出贡献。我个人希望今后大洋两边可以造成这样的条件。

何炳棣对中国人口的分析和统计，为今日哈佛经济系主任珀金斯的著作打下了基础。珀金斯在几位得力的华裔助手（尤其是王业键）的协助下，对六百年来中国的人口、耕地、农业产量和亩产率都作出了估计。《中国的农业发展，一三六八至一九六八年》是一本相当有分量的书。它利用的资料很广泛，有大量方志，一部分抗战期间日本满铁调查资料，晚清的厘金和海关统计数字等等。珀金斯得出的结论之一是：由明至今六百年间，中国人口增加了十倍，自六千万到达六亿，耕地面积扩大约四五倍，生产率提高约一倍。这些数字一半出于零星的证据，一半出于推想。他根据的是艾斯特尔·鲍斯罗普（Ester Boserup）的理论（《农业发展的条件》，一九六五》）。鲍斯罗普认为，人口的增加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的农业史是一个从粗放走向集约的发展过程，从多年一收的刀耕火种农业，发展到一年三收的水稻经济，便是一个因人口增加而集约化的例子。
珀金斯的另一个结论是生产关系并没有妨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租佃关系下的亩产率并不比自耕地的亩产率低，租佃关系高度发展的江南的生产率比以自耕为主的华北高，土地改革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农业达到了一个停滞的平衡，惟有技术上的突破（即农业机械化和使用化肥）才能改变生产力的停滞状态。这个结论是根据去年获得诺贝尔奖金的芝加哥大学农业经济理论学家狄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的理论（《传统农业的改革》，一九六四）。
舒尔茨认为一般的“传统农业”（即前资本主义农业）都达到一种合理的、在现有技术下的极高水平的“平衡”。舒尔茨心目中的农户是一个精明的资本家，他按照市场的情况为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分配比例作出精密的计算。舒尔茨的“传统”农户是一个追求最高利润率的资本家，因而“传统农业经济”是一个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合理的、趋于高水平平衡的体系。舒尔茨否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影响，他是芝加哥大学的保守的经济学派的代表之一。
珀金斯的书特别强调人口和生产力在经济史上所起的作用，这和中国原来的唯生产关系的分析当然有很大区别。在美国，珀金斯之后的第三代经济史学者比较注重生产关系，正在弥补珀金斯在这方面的不足。在中国，珀金斯的分析或许会矫正以往只谈生产关系的偏向，也会反衬出以往对农业史缺少研究这个事实（复旦大学经济系的伍丹戈教授已把珀金斯这本书全部译出，不久应会出版）。
在工业史研究中，没有出现像珀金斯这样的著作。但我想略为提一下第二代的学者对帝国主义与近现代中国经济史的关系的一些看法。
一种看法可以用侯济明（Chi-ming Hou）的《外国投资和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八四○——一九三七》（一九六五年版）作为代表。这本书对外国在中国的投资作了一些统计。它的主要的结论是：如果没有外国投资，中国的工业化会更加薄弱；也就是说，帝国主义没有妨碍中国的现代化，相反地它起了促进作用。侯先生提出所谓近现代中国两个不同的，独立的经济系统，其一是现代的工业，其二是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这两个系统各有自己的市场：一在通商口岸，二在内地和农村集市。第一个系统对第二个影响不大。传统手工业在近现代不但没有崩溃，甚至还得到局部的发展。
珀金斯（《经济史学刊》第二十七卷第七期，一九六九年）和罗伯特·德恩贝格尔（Robert Dernberger：《从历史眼光透视中国的现代经济》，一九六五）特别强调国家这个因素。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对整个中国经济体系起了促进作用，但很微小，不超过整个体系的十分之一，而且只限于通商口岸。因此，中国经济的落后不能归罪于帝国主义，落后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经济体系的内在因素。他们特别强调，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政府没有能够起日本明治时期政府所起的积极领导作用，近现代中国经济的落后主要应归罪于政府。
在瞿同祖的地方政府研究和萧公权的乡村研究的基础上，现哈佛大学近代史教授菲利浦·库恩（孔飞力）对近代地方政权的武力化作了系统的分析（《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他把湘军、淮军等地方军事组织追溯到乡村级的团练。他对近代的地方武力结构作出如下的分析：“正统”的乡村级的团练、脱离乡村的乡勇和区域性的湘军、淮军为一方，这是正统的一方，即“叛乱的敌人”，另一方是叛乱的一方，自农村级的秘密会社的基层组织（如天地会的“堂”）以至脱离农村的“匪”，上达于规模宏大的太平天国，这是反面的系统。这两个系统相反相成，关系常常混淆。但是近现代地方政权的普遍武力化、军事化，从白莲教起义到民国的军阀，都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库恩的贡献是把这一个总的历史趋势的来源和系统作了合理的分析。
第二代中第三个作了突破性研究的是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一位怪杰施坚雅先生。他本来是人类学家，研究东南亚的华侨，后来脱离人类学的正统（对小团体、小村落用所谓“参与者的观察”的方法作调查研究），致力于明清和近现代史的研究。施坚雅采用了地理学中的中心地处论——分别中心地区（core）和边区（periphery），把两者的关系视为附属性的关系——来分析中国的商业系统。他把集市分为三级，用数学中的空间理论来说明在理想的、抽象的情况之下，十八个自然村以六角形围绕着一个集市是比较最合理的空间分布形势。这是基层集市，约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公社的空间范围。中层集市是基层集市成为六角形所围绕的中心地区。而高层集市则是六角形的中层集市所围绕的系统的中心。士绅阶级和中大型商人的活动范围一般是在中层和上层集市以上。而基层集市（施坚雅估计一个成年人一生之中会赶集约千次）则是中国社会构成的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它是婚姻媒介人活动的范围，小买卖甚至于方言的活动空间范围。
施坚雅把这个模型套在他四十年代在四川做的一些实地调查上，当然不无牵强之处。实际情况当然不会如此整齐、漂亮。
施坚雅的贡献是把中国的基层社会作出一个极清楚的模型，使下一代的学者清楚地分别自然村、集市、镇、县城等中国基础社会结构的不同部分。其后，施坚雅更进一步把中心地处论上推到县城和大都市，他把全中国分作九个独特的区域，提倡进行不同区域的研究，批评过去把中国当作单一体系的研究，他把每个区域作为一个围绕着几个中心大都市的经济和行政体系。这些研究初步发表于《中华帝国后期的都市》（一九七七年版）。
最近，施坚雅先生更企图把中心地处的空间分析应用于民众运动和政治经济结构分析。中心地区也是国家政权比较强有力的地方，民众运动一般源于边缘地区。中心地区一般是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而边缘地区的商品化程度比较低。阶级分化一般在落后的边缘和高度商品化的中心地区比较显著，而在半商品化的近边和近中心地区则自耕农比例较大。诸如此类的分析将来大概还会有许多。施坚雅在这方面的贡献是提高了我们所有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同行的空间感，使我们注意到地理条件和空间关系。
施坚雅先生三十年来都没有放松他的研究（在这一点上他是比较突出的，很多的美国学者在成名之后便不再进行第一手的研究），说不定会例外地作出第二次突破。此人对第三代的研究影响深远。
除了上列的三位学者之外，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也对下一代的研究起了相当大的影响。他比较早提倡用先进的西欧史中流行的社会史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史，又是今日跨明清和近现代史的新倾向的先驱者。他对第三代的影响尤其可见于伯克利培养出来的几位优秀的第三代青年学者。他在中美学术交流的初期亦起过相当大的作用，使学术界得以控制交流，不受外来政权的操纵。
毋庸多言，第二代的学者多数走的不是上述几位走的新路，而是第一代所走的旧路。传记式的研究堆积如山，比较出名的是莫利斯·梅斯纳尔（Maurice Meisner）的李大钊，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的盛宣怀，杰罗姆·格里德尔（Jerome Grieder）的胡适等。梁启超的传记共有三本（我自己写了其中一本）。传记之中用资料份量最大的，首推萧公权先生最近完成的康有为。
此外，在政治史的研究上，一般都没有超越旧官方史的范围。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尤其如此，一般都限于叙述路线或政策或高层领导权力的斗争，没有能把党和基层社会连系起来作二元的、多面性的探讨，没有能够对党和乡村人民如何相互作用、如何结合起来这个过程作出分析。

第三代的青年学者（即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毕业的研究生）当然不乏走前人道路的人：传记、官方史、外交研究、专钻统计数字的研究，甚或在全世界各处寻找六角形的集市系统等等都有人在进行。许多方面的研究都有了一些发展。但我想多谈的是一些新的学术倾向，一些在酝酿之中而可能会有突破的研究。
首先我谈谈第三代对第一代学术所作的一些批评。第一是对哈佛学派的为帝国主义辩护的学术的批评。带头的是第二代的部分学者，主要是哈佛学派本身培养出来的部分研究生。在美国国内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的大潮流之中成立了所谓“关心亚洲问题委员会”。在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的反战运动高潮上，许多第二代学者和第三代的几乎全体研究生都参加了这个会。大家的共同出发点是对以往的学术的反省：认为五六十年代的学术都在有意无意之中为旧帝国主义作了辩护并为新兴的帝国主义文过饰非。
有部分人趋于极端，否定学术本身，认为学术既然不能超越政治立场和观点，它的本质就是一种宣传。有的甚至抛弃学术而从事纯政治性的活动和宣传。有的提倡搞反帝学术，在学术上证明帝国主义只给受害国家带来了破坏和附属性，没有促进它们的现代化。这个潮流当时从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得到许多启发和资料。它本身尚未写出一本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关心亚洲问题委员会”的会刊长期停留在一个既非政治性又非学术性的研究生刊物的阶段上。但七十年代的研究生已逐渐成熟，
于八十年代可能会提出有分量的反帝研究成果。
在概念上，最近这几年对帝国主义的研究框架也有了一些变化。新的倾向是把整个近世世界视为一个有机的体系。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近世的世界系统：资本主义农业和十六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系统的来源》（一九七四）是一本代表性的著作，它着重研究世界市场的形成，超国经济体系的建立，强调这个体系的内部的、超国的联系。这种框架的优点是它把帝国主义和它的影响这个问题客观化，使人们可以脱离对个别人和国家的行动和动机的评价，脱离反帝的感情，来分析一个客观存在的体系。它使人们可以看到帝国主义的影响的两面性。它的弱点是缺乏明确的反帝立场和观点。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倾向，八十年代会有不少出于这种分析系统的研究，但现在尚未看到有分量的著作。
第三代中有部分学者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较深，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对过去的学术作出了批评。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对以往的经济史的批评。珀金斯和他所培养的研究生的论点主要是否认旧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他们认为：旧中国的停滞的高水平平衡经济只能以技术的突破来促进它的进一步发展。我们《近现代中国》的一位编委针对这套看法作出了批评。维克托·利比特（Victor Lippit）的《中国的土地改革和经济发展》采用了前斯坦福大学经济理论家保尔·巴朗（Paul Baran）的分析模型。巴朗教授区别他所谓“可能的剩余”（potential surplus）和“实际的剩余”（actual surplus）。在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下，实际剩余也许会接近于零。但这不表明这个经济体系无力进行资本积累，因为它的可能剩余，可能投于生产的积累，实际上应包括统治阶层浪费了的剩余。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之下，统治阶级剥削劳动人民而得的剩余价值可以投于生产，促进经济发展。利比特先生用了这个概念来分析中国的土地改革。他把土地改革前的“可能剩余”量化，估计地租、高利贷、农村雇农的剩余价值和田赋的总值相当于农业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九。土改在经济史上的意义是把这百分之十九的剩余从地主富农手中挖出来，把其中的一半投于生产积累，把另一半用于提高贫农的生活水平。这是针对整个舒尔茨学派而作出的土改研究。它也批评了那些只谈人口不谈生产关系的新马尔萨斯学术。
一九七八年我们《近现代中国》季刊曾就生产关系在经济史上所起的作用这个问题发表过一期讨论集。参与讨论的有一些是今日世界上研究经济理论的主要学者。
我自己的想法是中国的经济史必须结合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来研究，我们也需要考虑到人口对生产方式所起的作用。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样的综合性的经济史研究。
“关心亚洲问题委员会”和利比特等人对第一代学术的批评起了一定的作用。最近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的序中接纳了自己的学生们对帝国主义的看法，也引用了利比特对旧中国经济系统中的剩余的分析。费正清因此受到了右派的一些次击。
第三代中影响更为深远的一个新倾向是把研究的主题自统治人物转移到社会基层的广大人民。这种新倾向一方面反映了现代西方史学的一个普遍的潮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六七十年代美国青年人对侵略越南的战争的普遍批评和抗议。在反越战的大潮流中，许多青年接触到比较进步的思想，对民众运动表示同情，因此把研究主题转到民众的历史。带头的是一些研究美国社会本身的民众运动的社会科学家，从而影响到美国对西欧和第三世界历史的研究。
第二代的珀金斯和施坚雅所强调的是长期的、结构上的演变。第三代研究农民运动的青年学者们要求把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和历史事件给合起来探讨。他们要求在农民运动的历史事件中去探讨社会结构的变化，在结构的变动之中去寻找民众运动的来源和推动力。
一本比较有代表性的新著作是我们《近现代中国》季刊的另一位编委、华盛顿大学的青年女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的《从造反到革命：淮北地区，一八五○至一九四九》。这本书集中探讨淮北地区在近世纪的三次民众运动：捻军、红枪会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她研究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淮北地区何以长期有大规模的动乱？二、中国革命运动和旧式的造反在性质上有什么分别？
对第一个问题，裴宜理认为淮北的自然和经济地理条件是主要的因素。资源的贫缺造成用暴力争夺资源的状态。在她的分析中，捻军和红枪会的基本动机是经济——一为夺取、一为保护现有资源。淮北民众运动的动机是为了生存，是经济，不是脱离现实的宗教。
对第二个问题，裴宜理认为红枪会的基本性质是排外的自然村的自卫，它的社会基础是自然村的集合性，尤其是中农对现有资源的自卫性。共产党虽曾一度想利用自然村的这种自卫性组织，但最后跟这个保守性很重的民众组织格格不入。在农村的横的阶级分歧和纵的乡村集合性之中，裴宜理是比较注重后者的。
裴宜理这种结合社会经济结构和民众运动事件的分析，和利用大量的中、日文研究成果，亦可以见于其它一些研究领域。
六七十年代，美国出了十几本辛亥革命的专题研究著作。旧的研究一般都以个别人物如黄兴、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宋教仁等为主题，或以同盟会或保皇会、维新会为主题。新的一些研究采取了结合事件和社会结构的演变的分析，结合领导人物和基层民众的探讨而对他们互相作用的过程作出分析。周锡瑞教（Joseph Esherick，《近现代中国》编委之一）一九七六年出版的《维新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湖北》是比较优秀的一本。周锡瑞批评以往以个别英雄人物或党派为主题的狭窄的传记和政治史，他认为一个革命必须从社会史的观点去了解：我们要分析的是各个不同社会集团、阶级和阶层在革命过程之中的相互作用。在他的分析中，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过程是由乡村和城市的民众运动、分化了的士绅阶级和新兴的社会势力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冲击的一个过程。他特别强调所谓“都市化”了的改良派的士绅阶层所起的作用，认为他们是湖南湖北辛亥革命的主要社会基础，是一个脱离了乡村民众和都市贫民的社会基础。辛亥革命本身也表现出同样的性质。在概念上，他受了新兴左派思想潮流和中国、日本对这方面的研究的影响。周锡瑞曾撰写一篇文章专论美国对辛亥革命研究的发展过程，载于我们《近现代中国》第二卷第二期。这篇史学论文是一般研究生必读的著作。他今年在山东大学，计划用同样的作法来研究山东的义和拳运动。
以民众为主题的研究潮流亦影响到对中国革命的研究。第一、第二代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限于人物传记和对路线斗争和政策的分析。它们把革命史写成是少数最高领导人的历史，而没有通过社会史的观点去研究领导和基层民众之间相互作用，相互结合的过程，没有辩证地、多方面地去探讨共产党和广大人民是如何结合起来的历史过程。
第三代对革命史的研究采取了和周锡瑞对辛亥革命同样的方法。刚才提到的裴宜理对淮北地区的革命史分析就是一个同样性质的研究。我自己亦和两个研究生（Lynda 和 Kathy Walkor，今年都在南京大学进行博士论文的研究）写了一本比较短的专著，题名：《中国共产党和农村社会：中央苏区时期》（一九七八年版）。我自己对中央苏区时期的兴国县作了一些分析——主要用了陈诚（“石叟”）资料室当年“围剿”时搜集的一些资料（多年前印成二十二卷显微胶卷，美国各大学都有。据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最近也买了一套），与毛泽东的“兴国调查”结合起来考察土地革命时期党和区、乡、村三级基层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九七七年夏天，美国研究革命史的一些同行曾一起开了一个为期一周的学术讨论会。根据那次会议上提出的研究论文（约二十篇），目前正在进行的分量比较重的两本著作是罗伯特·马克斯（Robert Marks）对海陆丰地区的历史和农运的研究，和一位来自台湾的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陈永发对华中地区革命根据地的研究。陈永发用了比较多的台湾调查局的资料，他的博士论文已写到将近千页，是这方面研究中分量最重的著作。这两位青年学者都曾在《近现代中国》发表过他们研究的初步成果。
这两年中另有两本相当规模但反对上述民众运动史的观点的著作：一是罗伊·霍芬茨（Roy·Hofeinz Jr.，继费正清之后任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一位中年政治学教授）关于海陆丰的《折断了的海浪》和安格斯·麦克唐纳（Angus McDonald）的《乡村革命的都市来源：湖南农民运动》。这两本书都比较强调农村的被动性。罗伊·霍芬茨的结论比较极端：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绝不是社会内在的斗争或经济的因素，而主要是共产党的组织。这本书受到了一些批评。
都市的民众运动也是新的研究主题之一。大卫·斯特兰德（David Strand）是一位最近毕业的青年学者，他从老舍对北京黄包车夫的生动的描写出发，写出了一本既是北京都市史也是民众运动史的著作，我只看过这篇博士论文中的两章，但相信它足以代表民众运动史和都市史研究这个新方向。今年在南开大学的一位斯坦福大学研究生贺萧（Gail Hershatter）正在写作关于天津的一篇类似的博士论文。
上述这些关于民众运动史的研究，都比较注重历史上社会经济的因素，但第三代学术中亦有人走相反的方向：他们也搞民众的研究，但比较强调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有比较有分量的两本著作：一本是奥弗迈耶（亦译作欧大年）（Daniel Overmeyer）的《民间的佛教》（一九七八），它用宝卷为原始资料，对白莲教的信仰系统作出新鲜的研究；另一本是韩书瑞（Susan Naguin）的《中国追求太平世的叛乱：一八一三年的八卦教起义》（一九七六年版）。韩书瑞教授在台湾故宫找到林清等几百人的供词，她在那个基础上对这次起义的过程作出较细的叙述，最后套上了西方史中有相当影响的一套理论：认为农民的集体行动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农民所特有的一种追求太平世明日来临的意识。韩书瑞这个论点和上述注重经济因素的分析针锋相对，是今日研究农民战争的一个主要论争点。
第三代的许多不同研究之中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倾向。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各门社会科学多趋于专门化：搞经济学的只搞生产力和统计的研究，搞政治学的只顾及政权的构造，搞人类学的只顾到小社团去蹲点，而叙述范围限于观察的小村社。但在六十年代后（部分原因是受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跨专业和超专业的理论和研究很多：搞政治学的要到经济中去探讨政治的解释，搞经济学的要研究政治的因素，“政治经济学”（结合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就称政治经济学）被许多人认为是一种边缘社会科学。另外，有不少的社会学学者去钻历史资料，作出一些突破性的研究，而人类学的学者们今日特别注重国家体系和自然村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史学界普遍地采用了各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在历史研究题目的选择中，一个主要的倾向是以空间而不以专业来限制研究对象的范围。理想的成果是对一个地方作出综合性的研究，把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作为一个体系来分析。这种研究在先进的法国史研究中比较突出，它可以说是史学和社会科学综合起来的产品，也是美国第三代的中国史研究的一个比较主要的共同方向。
一个方向是施坚雅的那种以人口、商业化和都市化为中心的空间系统分析。按这个方向正在进行中的著作比较突出的大概是一位华裔学者谢文逊（Winston Hsieh）对广东省顺德县的研究。他以顺德经济的商品化为枢纽来分析它在近世纪的社会经济变化。谢文逊比较细致地利用了顺德县志和广东省的丰富的外贸资料。
另一个方向（也是我自己比较熟悉的方向）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这个研究方向以旧中国后期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为主题，探讨半封建社会到底是怎祥的一个结构，有些什么规律，
这问题牵涉到帝国主义侵入之前的明清时期发展的基线，也牵涉到帝国主义对旧社会经济所起的影响问题。这可以说是海外（尤其是日本）对中国近现代史比较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近现代中国》的一位编委顾琳（Linda Grove）先生用的是出于解放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日本的中国史学研究传统的对生产方式演变的分析法。她着重研究华北地区的手工业，想在这原始工业的体系中找出中国过渡时期生产方式的结构的特点。这是方显廷和严中平先生们开创的研究方向。顾琳先生对高阳地区的研究己经进行多年，现逐渐成熟。她今年在南开大学进一步搜集资料。
最近有人在英国村史的基础上结合原始工业的生产结构和人口问题进行研究（David Levine）《原始资本主义中的家庭构造》，一九七七）。他们提出这样一个概念：从手工业兴起到大工业开始以前，是人口增加最激烈的时期。在封建制度下，由于土地的局限，家长们一般都有意无意地限制了他们的生育。但从这个制度转变到以劳力为主的手工业生产方式时，就使人口大量增加。有人把这个概念用于东欧史和日本史。现在尚未有人拿这个假设到旧中国和新中国的过渡时期中去检验。
另一个研究方向主要出自上述的政治经济学和新兴的边缘社会科学——“农民学”（也就是对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的研究）。它的实际的根据主要是人类学学者对世界各地农村作的实地的“参与者（即在同吃同住的二同之下）的观察”。在理论上，“农民学”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很深，它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体系去研究自然村的结构，系统地分析村庄的生产关系结构，并在这个基础上分析村庄内部的政治结构、文化、思想、习俗。“农民学”，当然也受到正统人类学的影响，也注意到氏族关系。阶级关系与氏族关系，一纵一横，错综复杂，既交搭，又矛盾，要了解自然村的社会经济结构，两者缺一不可。此外，我们亦要注意到自然村内的街坊关系，日本学术界称之为“共同体”，中国有人用“乡族”这个名词，在华南的部分同姓乡村之中，村庄可能相当于一族，但在华北的多姓村之中，一族和一村的集合性有交搭之处，但不能混为一谈。
中国对农民战争和农村社会经济的研究，一般不重视自然村这个单位。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之一。自然村是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也是日本的中国史学研究焦点之一。在中国今日的实际情况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重要性。如果自然村这个单位不值得我们注意研究，那中国今日何以仍旧以自然村——生产大队——为农村的基础单位？如果我们抛弃自然村集合性的这个概念，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农村集体所有制的部分历史条件？如何理解红枪会那样的民众组织的基础？
最近中国成立社会学学会，并选早年作了创造性的人类学研究的费孝通教授为会长，不知这是不是历史学界今后比较注意农村内部组织和结构的先兆？
通过自然村的基层资料来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的结构和演变，是今天的研究方向之一。刚才提到的裴宜理教授对淮北地区的研究就有农民学的影响。我自己这几年来搜集了相当大量的华北地区农村的实地调查资料（尤其是满铁作的一些比较细的调查），对华北农村在解放前五十年中社会经济的结构和演变作了一些初步的分析。这次到中国作一年的研究，主要是在明清档案部的清代刑科题本和地方档案中找寻有关清代华北乡村的资料。
“农民学”之注重自然村内部的研究，并非把村庄看成是一个孤立的体系。施坚难的集市研究清楚地指明商业对旧中国自然村所起的影响。一个农户是自然村的一个细胞，他也属于一个商业体系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阶级关系一般超越一个村庄的范围。明清之际以后的地主多半在城市居住，租佃关系常与城乡关系交搭。中国对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第一、第二代美国的中国研究对阶级分析曾一度有过敏症，第三代比较能够综合阶级分析与其他的分析。新兴“农民学”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影响很深，今日声誉最高的英国的《农民研究学刊》（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便是一个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刊物。今后美国对中国农村的研究会有比较多的阶级分析。
有关农村研究的另一个边缘题目是国家和自然村之间的关系的演变。法国史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先进，注意的焦点之一是赋税的变化。田赋的数量、形式、征收方法是国家和农村的关系的具体表现。田赋的变化反映国家政权和农村关系的变化，正如地租的变化反映了地主和佃农之间的生产关系的演变，近世国家在税收方面的要求远过于封建政权。在近世国家政权的建立中，国家和农村之间引起了怎样的新的矛盾？这个问题的研究在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刚刚开始。有一位青年研究生Roxann Prazniak最近提供了一些对清末新政之下的赋税的初步研究成果。民众的抗税集体行动是她研究的焦点。哈佛的库恩（孔飞力）最近也对民国时期的赋税提出了一些看法。我自己搜集了华北两个县的这方面的资料，写出部分初稿。相信今后会有更多人从事这一类的研究。
另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是到社会史中去探讨国家政体形式的来源。这是一个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法。哈佛的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许多人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治史以阶级关系为主）提倡把革命看成是多种阶级的重新组合过程。革命不止是单一被剥削阶级之战胜单一剥削阶级，而是一个多元的，多面的新阶级联盟结构的组成过程。摩尔自己企图用比较史的方法，在不同的阶级联盟结构之中探讨国家政体形式的来源。譬如说，薄弱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农民的联盟产生了他所谓的中国的“专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摩尔的书概念多于实证，但它对美国社会科学影响深远，从社会史和比较史中去探讨中国国家政体的性质，当会见于八十年代的研究。

让我总结一下第一代和第三代的分别。中国也许有人以为新近出版的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国史》是美国研究中国史的最新的综合性通史。其实我们第二、第三代的中年和青年学者之中，有许多人认为它只能算是第一代的官方史的结晶品。它没有能够容纳第二代中的珀金斯的经济史和施坚雅的集市、都市系统研究。它更没能容纳第三代的民众运动史和地方史研究。而且它对大学本科生来言，分量太重，过分琐碎，而且因为出于许多人的手，文字和内容上都不能前后连贯。对专业的同事来说，它又不能深入，未达到专著的水平。因此影响不见得很大。
至于我们《近现代中国》季刊，有的人批评我们过“左”，刊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过多。其实我们主要代表第三代学术中的一些新的趋势。自七五年创刊以来，《近现代中国》所发表的文章中，一直都以民众运动史和社会经济史为主。今后会有不少民众意识形态的研究和综合性的地方史。
在立场和观点上，第三代中比较少见到第一代那种与官方一致的学术。这个区别亦表现于主题的选择：对官方大人物的研究比较少，对社会基层的研究比较多。在方法上，第三代中不常见到旧式的叙述性的官方政治史和人物传记，专史（尤其是社会史和经济史）比较多，而更新的倾向是综合性的历史，即综合自然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政治等等的地方史。
从第一代的官方史，到第二代的结合社会科学的经济史、社会史，到第三代的综合性的地方史，这个过程的主要学术内容是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的结合。因现代的社会科学而对历史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用了一些新的方法，也使历史的研究更加多元化、多面化。这是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的主要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它促进了各门社会科学的综合。新兴的边缘社会科学“农民学”便是一个好例子。综合性的地方史也是一个例子。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使美国第三代的部分学者更注意民众运动的研究、阶级分析和生产方式结构与演变的研究。
在同各门现代社会科学的相互作用之下，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史研究的运用上也起了一些变化：有人把现代的统计方法溶合于生产关系的分析中而量化旧社会经济体系中产生的剩余价值；有人专心研究近现代过渡时期中生产方式的结构的演变；有人对过渡性的原始工业的生产结构作出了系统的分析；有人把人类学对自然村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溶合于政冶经济学体系中而建立了新的“农民学”，有人尝试在各个阶级重新组合的错综复杂的过程中探讨国家政体的性质。今后肯定会有其他方向的研究，如阶级意识形成的过程、综合生产方式和人口问题的研究等。

从研究的组织来看，这三十年来也起了很大的变化。五六十年代是一个人力比较集中的局面，主要的研究都出于几个重点研究中心。这个现象有它的历史背景。大家都知道，美国的高等院校一般都几乎相当于一个个的独立王国，有相当的自主权，不受政府机关的管理。教员们的科研更是取决于个人的志趣，有极大的自主权。这是它自由、个人主义的一面。但我们不能把这个概念绝对化：校外的机构对校内的科研工作有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主要通过投资的方式。美国的中国研究本身便是一个好例子。五六十年代应国际形势的需要，美国政府和各大基金会都曾大量投资于中国研究和培养研究人员。到一九七○年为止，政府和基金会对这方面的投资约四千万美元〔参看John Lindbeck 的《了解中国》，一本为基金会写的总结报告〕。各个主要的大学也相应地向这方面投入二千万美元。在这样的投资之下，一些主要的大学都建立了跨系的研究中心。五十年代规模最大的两个中心是哈佛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刚才提到的第一、二代的主要的著作，多出于这两个系统。
七十年代，也就是说第三代的情形却很不一样。自一九六六年起，福特基金会便已带头把投资目标自外国区域研究转移到美国国内都市和少数民族问题上。一方面，他们认为外国区域研究已经成熟，在五六十年代的投资下，各大学都纷纷设立中国研究方面的固定的职位。到六十年代，中国历史在各大学的位置已相当于西欧各国的历史而成为大学固定工作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投资目标的转移也反映了六十年代暴露出来的一些美国国内的严重矛盾。
在外来投资的普遍收缩下，像五十年代华盛顿大学的那种大规模的研究协作已经不复存在，庞大的研究中心从十几个收缩为寥寥几个，而维持下来的中心都没有昔日那样的规模、声势。这是一个力量分散的局面。今日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人力分布跟其他成熟的专业相差不多：如西欧史的研究，它的人力重心分布于各大学各系的固定职位，而不在于跨系的研究中心。
从好的一面来看，额外投资的收缩也是外来影响的收缩。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这个专业现在已从外来势力中独立出来。在科研工作上，大学的教员们都有绝对的自由和自主权。当然，大家都要考虑到本行的人对他的研究成果的评价。但在力量分散，专业人数多和学派众多的形势下，第三代的研究远比以往多元化。我们编的《近现代中国》的出版公司是一个私人资本主义小企业，它专出社会科学的学术刊物（已出到五十多种），靠专产多量的单一特殊产物来节约生产费用而获取利润。它受公开市场的影响，而不受任何政府机关的控制。这也是第三代的中国史研究的高度独立性的一面。
在职位市场（大家都知道，美国教学工作不是分配的，而是在公开市场上竞争得来的。一个学者好比一个商品，他会被出价最高的大学买去）的情况上，第一代和第二代也有很大的差别。五十年代是一个求过于供的局面，
比较优秀的研究人员一般都可以得到科研条件比较理想的大学的职位（这也是五十年代主要专著都出于几个名大学的原因之一）。但是七十年代后期却已变为一个供过于求的局面。六十年代是各大中心的极盛时期，到一九七○年截止，各大中心培养出了约四百多名有博士学位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人员。到七十年代后期，几乎所有的大学职位都已被中年和青年的第二代和部分第三代学者占据。七十年代出来的优秀学者，一般都只能得到二、三流大学的职位（这也是七十年代的主要著作多出于不大知名的大学的教授的原因之一），而八十年代出来的最优秀的青年学者，很就可能会失业。我刚才提到的周锡瑞教授任职于比较不知名的奥雷贡大学，顾琳在日本的Sophia大学教书，而研究北京市民的斯特兰德则在毕业两年后尚是一位待业“游民”。今日一个三、四流大学的空位都会有数百人竞争。我看到的一些数字是三个到八个学位才有一个职位。美国二次大战后出现的“人口出生高峰”为期很短，七十年代已是一个学生人数递减的局面，因此也产生了高等教育的一个普遍的危机。这一切当然只是整个国民经济所面临的危机的一个方面。

从一方面来看，八十年代的前景不很乐观。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极盛时期已经过去，在今日的供过于求的职位市场情况下，各大学的文科都很难吸引到一流的研究生。许多优秀的青年学者得不到好的工作。而同时，许多中年学者已不复致力于研究。这是美国学术界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突破性的研究多出自青年或中年学者的早期，一个学者的第一或第二本书。成名以后，很多中年学者都会被诱引到行政工作上去弄权，或为赚钱而放弃专题研究来写教科书。近年来物质上的压力也比较大：五、六十年代的教员的工资可以说是社会中上层水平，但在近年通货膨胀的压力下，教员们的生活水平一般降低到中层，甚至中下层。在青年学者难产而中年学者不多产的双重趋势下，八十年代科研成果会比七十年代显得少。
但是，在另一方面，八十年代的中国历史研究会得助于一个新的动力：美中双方的学术交流。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优点是它在概念上、理论上的多元性，借用多种多面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型和方法，并借用一些西欧和美国历史研究中的新的想法。它的弱点是资料不足。青年人多急于成名，不肯下多年的耕耘功夫。加上整个社会的重概念和空想过于实际和资料的学术风气，真正有分量的著作实在不多。
国内今日的学术有相反的倾向。以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分框框化、僵硬化造成今日一种轻视理论而只重史料的风气。这将会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起良好的矫正作用。但是，科学研究需要理论和实际并进，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历史的研究大概也不例外。概念的系统化和经常改进与史料的搜集大概是不可分的两条腿。在这一点上美国的一些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和概念也许能够促进国内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在两种学术的交流和相互作用下，中国史研究这个国际性的专业也许会产生出一些以往没有的突破。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和希望。
香港《抖擞》1980年第11期，第8-19页。亦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9期，第 1-16页。收入朱政惠编：《美国学者论中国学》，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163-182页。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0/533706.html

以上是关于珀金斯-黄宗智：美国三十年来中国近现代研究概况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