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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曾国藩办洋务初探

曾国藩办洋务初探
作者：喻盘庚
（一）
一提到曾国藩办洋务，人们往往首先会注意到他办洋务的动机。那么，曾国藩办洋务的动机是什么呢？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曾国藩办洋务的动机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笔者认为，曾国藩办洋务镇压农民起义的动机是有的，但主要还是为了抵御外侮。
太平天国失败前，比较大的洋务活动有三：一是清政府（以奕□为代表）花巨金委托赫德购买轮船；二是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三是李鸿章设上海、苏州炮局。即使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他们办这三件事的动机还是有差异的。具体表现在：奕□代表清政府委托赫德购买轮船和李鸿章创办上海、苏州炮局的直接动机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而曾国藩对待购买轮船和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则有不同的考虑．
清政府购买轮船之议始于咸丰十一年（1861），其原因是太平军于同年早些时候攻占了宁波海口，特别担心太平军从宁波海口北上天津攻打它的老巢。为此，清政府下令“江苏巡抚迅速筹款，雇觅外国火轮船只，选派将弁，驶出外洋堵截宁波口外，以防贼匪逃逸，并令广东、福建各督抚一体购觅轮船，会同堵剿，勿令该逆一名窜出，致滋扰害”。（《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第46页、卷二第36页）并不惜花费一百四十万两银子的巨款，从英国买来了七只轮船（史称“阿思本舰队”）。很明显，清政府当时购买轮船的目的是要堵住宁波等海口，防止太平军从海上北上天津。同时，还企图利用轮船对太平天国发动新的攻势，“先以火轮兵船扫清江面，即以炸炮、火箭等器用攻坚城”。（《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第46页、卷二第36页）
在当时朝野上下一片购买轮船镇压太平军的叫喊声中，曾国藩把眼光放得远一些。他在同治元年的一个奏折中说：“购买外国船炮近以剿办发逆，远以巡哨重洋，实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一，第15页。）在这里，他是把镇压农民起义与抵御外侮相提并论的。在另一处又说：“购买洋船之议始于咸丰十一年五月之杪。国藩于七月十八日复奏，称为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洋务运动》（二）第266页、（四）第17页、（八）第438、400页。）在这里他更把“夺英法之所恃”放在首位，而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放在次要的地位。可见，曾国藩在购买外国轮船时一开始就萌发着抵御外洋的动机，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清政府委托赫德购买的由阿思本率领的舰队开来中国后，受到曾国藩等人的极力反对，最后清政府只得将阿思本舰队解散了事。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反对的原因是这支舰队不归曾国藩自己统辖，驾驶的是外国官兵，而不是三江两湖之人，这全是曾国藩出于一己之私。我认为这仅仅看到了事情的一方面，当时曾国藩之所以极力反对，还有为国家和民族着想的一面。曾国藩感到，一支由外国人指挥和操纵的舰队长期停留在中国的海洋和江河上，将会成尾大不掉之势，恐非国家和民族之福。他在给陈作梅的一封信中说：“李泰国七船近日果否到沪？江阴克复，苏常均有可图，恐彼族攘臂其间，必欲掠为己功。即金陵合围以后，彼亦必驾肩而来，喧宾夺主，我将士之功尚不足惜，所最惜者目前则大掠资财，割剥遗黎，日后则百端要挟，损我国威耳”。（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一八第30页。）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他固然担心清政府如果利用阿思本舰队进攻长江下游太平军占领区将与他争夺掠取苏、常、金陵之功，更担心阿思本舰队将会在中国的土地上胡作非为，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应该说曾国藩极力主张解散阿思本舰队这一举动是符合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的。
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这是近代中国师夷之长技的一次尝试。曾国藩设安庆内军械所与李鸿章稍后设立的上海、苏州炮局不同。李鸿章创办上海、苏州炮局是为“军需紧急起见”，主要制造洋枪的子弹和炸炮、炮弹等，供应在前线与太平军作战的淮军。而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则把试造轮船作为它的首要目标。早在咸丰十年，曾国藩就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可期永远之利”（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K3《中国近代史》，1985、1—48，3—27。）的主张。安庆内军械所一创办，他就马上委托徐寿、华蘅芳等人试造轮船。在徐寿、华蘅芳等人的努力下，终于克服重重困难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这只轮船尽管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但曾国藩仍然感到特别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有其所不知矣！”（《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日记类抄》卷上，第33页。）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跃然纸上。后来他又派容闳到美国购买机器，打算进一步扩大军械所的规模，使轮船的制造有个大的发展。
当时太平天国还未失败，曾国藩不遗余力地试造轮船，是不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呢？不是。曾国藩曾不止一次地谈到用轮船镇压太平天国作用不大。他当时认为，“至轮船攻剿发匪，声威虽壮，而地势多不相宜。发匪之猖獗在陆而不在水，官军之单薄亦在陆而不在水。”又说“目下除九伏洲尚有贼船外，余则长江上下一律肃清，仰仗国家威福水面已无足虑”。（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一八第21页。）曾国藩在这里明确地谈到，太平军在水面上对他构不成什么威胁，“已不足虑”了。那么他感到忧虑的是什么呢？是外国列强的侵略。他意识到，当时虽然与洋人相安无事，但这种局面是不可能维持多久的，说不定哪一天因一点什么小事就会“兵端立开”。为了避免“临渴掘井”，所以“欲趁此闲暇，购器募匠，试造轮船”。（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一八第30页。）关于曾国藩设安庆内军械所的动机，他自己有一段话说得很明白：“国藩辛酉（1861年——引者）初次复奏购买轮船一折，即欲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演习试造，厥后所购七船撤退，锐意另求造船之方，曾在安庆试办，派员出洋购买造器之器……似可渐图自强之计”。（汪世荣：《曾国藩未刊信稿》第250页。）后人朱孔彰也说：“曾公阴有争夺海上之志，设立军械所于安庆，仿照（造）轮船。”（王德亮：《曾国藩之民族思想》第65页。）
太平天国失败后，农民起义已接近它的尾声，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时，虽然捻军在长江以北对清王朝构成新的威胁，但在曾国藩看来，外国列强仍是当时最主要的敌人。他说：“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务为最巨：其次则甘肃、新疆之回：其次则中原之捻”。（《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三《复李次青》、卷一四第32页、卷二七第66页、卷三二第14页、卷三三第42页、第4页。）为了对付外国列强这个更难对付的敌人，曾国藩等人把洋务运动推向了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他经手办的一件最突出的洋务事业就是与李鸿章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的机器企业——江南制造局。从曾国藩创办的动机看，其主要是御侮的性质更是显而易见的。曾国藩当时对李鸿章说：“预筹防海之远谋，船则舢板、长龙、广艇、轮舟分投并造，器则枪炮、炸弹、子母机器一一学制，人则闽、粤、宁波之善战操舟者广为收养，洋人亦间收用，而尤须用三江两湖之人，令其惯于舟居，狎于航海。”（《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三《复李次青》、卷一四第32页、卷二七第66页、卷三二第14页、卷三三第42页、第4页。）他是想通过自己造船制炮，进而建立一支近代海军。江南制造局开办之初，一方面因要制造枪炮供淮军北上镇压捻军，另一方面也因经费困难，不得不使制造轮船的计划暂时耽搁下来。曾国藩对此十分焦急，他说：“枪炮固属目前急需之物，而轮船亦不可不赶紧试造，造成此物则显以定中国之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三《复李次青》、卷一四第32页、卷二七第66页、卷三二第14页、卷三三第42页、第4页。）为了使制造轮船的计划能尽快地实现，他特奏留二成洋税，其中一成专供制造轮船之用。在曾国藩的大力经营下，制造局终于在同治七年造出了第一号轮船。他当时欣喜地称：“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洋务运动》（二）第266页、（四）第17页、（八）第438、400页。）有的论者往往抓住曾国藩给沈葆桢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来否定他在江南制造局试造轮船的御侮动机，这是不公允的。信是这样说的：“此间购买机器在闽之前，开局造船在闽之后，拟试办二三号即以本省之资养之，为本省捕盗护运之用，初无耀兵瀛海之意，约旨卑思，自愧规划之隘。”（《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三《复李次青》、卷一四第32页、卷二七第66页、卷三二第14页、卷三三第42页、第4页。）笔者认为，这段话不一定全部反映他的思想。他为了赞扬沈葆桢主持福州船政局“规模宏大”，有意讲自己“规划之隘”，乃是出于士大夫的自谦自贬之辞。况且，这段话与他一贯的思想不一致。从曾国藩给皇帝的奏折和给朋僚的书信来看，他每每谈到造轮船的目的总是指“益我之长，夺彼所恃”。（《曾文正公全集》世界书局，第四册，第33页）他曾对慈禧太后说，海防是“第一件大事”，“兵是必要练的，那怕一百年不开仗，也须练兵防备”。（王定安：《曾文正公大事记》。）他对同僚丁日昌说得更明白：“鄙意欲令三江两湖之人狎于水性，可江可海；多立船厂，自轮舟至各式船是中国之匠省省能成造，庶几渐有可用之器，渐有可用之兵，一旦有良将出焉，则不至毫无可凭藉，与阁下捍御外洋之志似亦小异而大同也”。（王定安：《曾文正公练兵志》卷三，第22页。）翻开他的奏折和书信，关于造船御侮的话为数不少，而给沈葆桢信中的一段话可说是一个孤证。如果以此来论证曾国藩制造轮船的动机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
当然，如果讲曾国藩办洋务的动机对人民的反抗没有一点防范，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不过，那毕竟处于次要地位。曾国藩办洋务的主要动机乃是“御侮”，因而是值得肯定的。
（二）
评价曾国藩办洋务，不能老是在动机上作文章，更重要的是应从他创办洋务事业这一客观事实入手进行具体分析，看它是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前进呢？还是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前进？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而这时的中国呢？到处呈现的还是一派老牛拉大犁的景象，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讲，中国与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有外人评论说：“当一八五八年额尔金（Elgin）和葛罗（Gros）向中国要索扩展交通条件时，中国在工业机器方面的水平几与十字军时代它所达成的水平相等，毫无进步。”（《洋务运动》（二）第266页、（四）第17页、（八）第438、400页。）所以，当时中国面临着两个任务：一是要挽救民族危亡，抵御外国的侵略；二是要谋求社会进步，顺应世界的潮流，使古老的中国近代化。怎样来完成这两大任务呢？唯一的途径，就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向不向西方学习，成了先进与落后，进步与反动的分水岭，曾国藩办的洋务事业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起了开拓性的作用。
一、曾国藩办的洋务事业，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在中国的土地上已出现了一些近代工业，但这全是外国人在未经中国政府的允许下建立的，并且规模都很小。中国自己的近代工业还是一个空白。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办的内军械所，人们把它作为洋务运动的起点是可以的，但它实在不能作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开始。原因就是，它仍是手工操作，未使用机器生产，基本上还是一个手工作坊。1863年，李鸿章在苏州创办洋炮局，是中国自己首先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但规模很小，固定资产只有两万来两银子，因而它对近代工业的影响极为有限。真正对我国近代工业发展有巨大影响的企业要数曾国藩与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局。它是我国第一个大型的近代企业。“它制造出旧中国本国的第一艘兵轮和第一台车床，它炼制出旧中国第一磅近代火药和第一炉钢水，它造就出旧中国一大批近代技术工人和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江南造船厂厂史》第25页。）它对旧中国的近代经济的发展无疑是起了开拓和促进作用的。当然，江南制造局的发展有一个过程，但曾国藩的开创之功是不应泯灭的。
曾国藩创办江南制造局时还有一个用意，就是要把它办成一个实验工厂和示范工厂，“俾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三《复李次青》、卷一四第32页、卷二七第66页、卷三二第14页、卷三三第42页、第4页。）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江南制造局确实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起了开拓作用和示范作用。军用工业如山东机器局和四川机器局，民用工业如大冶的煤铁矿、徐州和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企业的创办，都是在江南制造局的支援下才搞起来的。在它的推动下，一批军民用企业兴起，构成了中国近代工业最初的基础。
二、曾国藩办的洋务事业，促进了我国科技和教育近代化。兴办近代企业，需要大批掌握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材。然而，靠传统的封建教育是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必须使科技和教育近代化。我国第一所近代教育的学校要数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但是这所学校开始主要目的是培养外交人材，1866年才加设科学馆。在推动我国科技教育近代化方面，曾国藩的贡献是大的。在曾国藩的主持下，江南制造局不仅是一个大型的近代机器企业，而且它又是一个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中心。首先，为了探索西方先进生产技术的根柢，徐寿等人创议翻译泰西有用之书。曾国藩接受这一建议，于1866年设翻译馆。该馆先后翻译出版了西方近代科技等方面的书籍百数十种“泰西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此为欧西文明输入我国之溢觞”。（《洋务运动》（二）第266页、（四）第17页、（八）第438、400页。）这些书籍的翻译出版，不但为培养我国近代科学人材作出了贡献，而且对近代思想界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康有为、谭嗣同最初接触西学，就是从这些书籍入门的。其次，开创了我国的职业教育。当时西学初入中国，工人的近代科技知识很少，这对引进和消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来说是一个大障碍。为了提高企业工人的技术素质，制造局一创办，就附设了一所机械学校，原叫画图房，后改称为工艺学堂，注意生产技术力量的培养。这既是我国近代学校的先驱，也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嚆矢。
曾国藩接受容闳的建议，派幼童到美国留学，开了我国（用公费）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先河，这也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历史上，只有日本、朝鲜等国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而没有中国向外国派留学生的先例。在曾国藩接受容闳的建议时，大多数封建士大夫不通时变，以谈洋务为耻，而他却不囿成见，派幼童出国，这是一个很有胆识的举动。按照曾国藩的计划，从1872年至1875年，先后分四批选派了幼童共一百二十名到美国留学。遗憾的是后来由于受到坚持闭关自守，反对学习外国的保守势力的疯狂攻击，他们未能按原定计划学满十五年就于1881年全部被撤回了。尽管如此，仍然产生了像詹天佑这样伟大的铁路工程师。同时，对于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科学文化交流，开阔中国人民的视野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清政府派幼童赴美留学后，又陆续向欧洲和日本派遣留学生。随着留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学生的增多，我国新式知识分子群逐渐形成。这是促进我国近代社会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发生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维新和革命运动与这个新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大有关系。
三、曾国藩办的洋务事业促进了我国军事的近代化。关于这一点，人们注意得比较多，但在评价其作用时，又往往失之片面。在镇压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湘军和淮军虽然逐步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但它们仅是一种向近代军队过渡性质的军队，还不能称为新式陆军。在太平天国失败后，“尤其是1870年以后，中国陆军现代化的基本进展很小”。（〔美〕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9页。）洋务派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建立一支与列强抗衡的近代海军上。曾国藩是十分重视近代海军建设的。建立近代海军，可以说是他办洋务的一个基点（参见前述）。曾国藩在世时，我国的近代海军虽然还未形成，但近代海军的发展壮大，他是有谋画之功的。建立近代海军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经验缺乏，困难重重，但曾国藩不怕风险，勇于任事。从轮船的制造，到海军的建制，从水兵的招募与训练，到海军经费的筹集和水师章程的制订等，都作了许多的探索。以后海军的发展基本上是按曾国藩制订的蓝图进行的。例如，江苏巡抚丁日昌当时提出在吴淞、天津和南澳建立三支外海水师的设想，当即就得到曾国藩的赞同和支持。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称这是“举一事而数善备，实属体大思精”。（《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三《复李次青》、卷一四第32页、卷二七第66页、卷三二第14页、卷三三第42页、第4页。）曾国藩死后，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和福建水师三支水师的建立就十分明显是按照曾国藩等人的设想进行的。
当然，清政府加强军事近代化，特别是在早期，对镇压农民起义是起了恶劣作用的，它加速了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起义的失败。关于这一点，过去人们都剖析得很透彻。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清政府的军事近代化，除起了镇压农民起义的作用外，还在反抗外国侵略、巩固国防方面同样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例如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冯子材在镇南关大败法军，除了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指挥官战略战术的正确等因素外，恐怕清军逐渐用洋枪洋炮代替长矛大刀，使自身逐渐近代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中日甲午战争三十余年，西方列强虽然对中国虎视眈眈，但总的说是不敢轻举妄动的，未出现第一、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那种一触即溃的现象。之所以如此，与清政府在这段时间加强海防是分不开的。当时就有外国人怀着敌意地说，“迄今为止，中国的炮台已证明是坚固的，难以击破的。这些炮台，配置着近代的武装，将给我们更多的麻烦。由于前面已说过的理由，中国将成为较人们所常设想的，更为可怖的敌人”。（《洋务运动》（二）第266页、（四）第17页、（八）第438、400页。）近年来有的论者指出：如果没有洋务运动，中日战争可能提前十年。（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K3《中国近代史》，1985、1—48，3—27。）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总之，军事的近代化是整个近代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由于它的近代化，促进着工业和科学教育的近代化。
总之，从曾国藩办洋务的动机看，从他办洋务所取得的成效看，曾国藩是真正将林则徐、魏源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主张付诸实践的重要人物之一。为什么曾国藩能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这一进步主张首先付诸于实践？为什么曾国藩办洋务能比较有成效？除了当时的客观条件较林则徐、魏源之时较成熟外，还与曾国藩个人的因素有关：
其一，曾国藩也是当时一个开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他虽崇奉程朱理学，但同时也讲究“经世致用”之学。他对魏源著的《圣武记》、徐继畲介绍西方各国的《瀛环志略》很为推崇。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是他办洋务的思想基础，
其二，曾国藩虽然后来在处理天津教案中对外国侵略者表现过妥协和退让，但纵观他的一生，其民族意识还是表现得较为强烈的。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他对外国侵略行径曾表示强烈的愤慨。以后又深感到“海国环伺，隐患方长”，“愤西人揽制机之利，谋所以抵制之”。这种民族意识是曾国藩办洋务的一股强大的推动力。
其三，曾国藩尊重和爱护人才。他不拘一格广泛搜罗人材，“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在他的手下。这为曾国藩办洋务作了干部准备。
（文章来源：《求索》1986年第06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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