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光绪皇帝与康有为的“戊戌密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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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光绪皇帝与康有为的“戊戌密谋”

光绪皇帝与康有为的“戊戌密谋”
作者:杨天石
关于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参见1985年9月4日《光明日报》及《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1986年4月8日《文汇报》。)光绪皇帝是否知情的问题,看来有进一步论证的必要。
袁世凯的说法是,光绪皇帝完全不知道。他的《戊戌日记》涉及这一问题的地方有三处:其一,记谭嗣同9月18日(八月初三)夜访,要求他诛荣禄、围颐和园,声称“我有□谕在手”,但所出示者乃墨笔所书,字写得很好,仿佛是光绪的口气,大概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等语。袁世凯当即表示:“此非□谕,且无诛荣相、围颐和园之说。”对此,谭嗣同答称:“□谕在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谕内‘另议良法者’,即有二事在其内”。袁世凯由此判断,谭嗣同是在“挟制捏造,不足与辨”。其二,记9月20日(八月初五)向光绪“请训”,劝光绪“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又称:“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云云。对于袁世凯的这段话,“上为动容,无答词”,于是袁世凯请安、退下。其三,记回天津后向荣禄告密,力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戊戌变法》(一),第551—553页。)袁世凯这几段记载的意思很清楚,包围颐和园的计划不过是谭嗣同等瞒天过海的密谋,光绪皇帝是个被瞒蔽者。
张一□的说法与袁世凯不同,他在《古红梅阁笔记》中说:
戊戌政变,言人人殊。余据北洋幕府所闻:谭嗣同因西后干政,谋围颐和园,说德宗赏袁世凯侍郎衔,欲令入卫,袁本强学会中人,可为己助。袁奉旨后,入京谢恩,寓海淀旅店。嗣同夜访之,出德宗墨谕曰:“今日之事,如不诺,则以手枪击公后,我亦自尽。”袁云:“皇上所命,无不遵者,但向例皇上必用□谕,墨笔尽人可为,不能奉诏。”谭曰:“然则明晚即以□谕来,不可爽约。”次日召见,德宗示以所命,袁极言母慈子孝,为立国之本。退朝,有某侍卫大臣拍其背曰:“好小子!”盖西后遣人□之,而以为立言得体也。袁遂不敢返馆,即赴津,至督辕,已念卫兵夹道罗列,而自西后处来之杨莘伯(崇伊)亦在座,乃跪求荣为作主。荣曰:“吾已奉懿旨入京,此座即以属君。”送至车中,袁曰:“今日之事,皇上处于危地,如皇上有他,世凯以死继之。”荣曰:“皇上决无他,其余臣子则不能保。”(《心太平室遗集》卷8,第26页。)这里明确地写到,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时,“示以所命”,而袁世凯则“极言母慈子孝,为立国之本”,不肯奉命。显然,光绪皇帝对包围颐和园的计划不仅知情,而且命令袁世凯实施。
两种说法,截然相反,必须审慎地考察、抉择。
《古红梅阁笔记》的上述记载并非得自道路传闻。张一□是袁世凯的幕客。文末,张曾加注说明:“此数语皆袁所亲告人者。”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人”,很可能就是张一□自己。1926年,他在给蔡元培的信中说:“关于戊戌一节,系光绪末弟以袁将返里(即伪称足疾之后),直以此事问之。袁曰:‘吾有日记当与汝。’翌日以此相授……其先时付印者在南通书林有一单行本,即费君(仲深)向弟处抄录而流至南通者也。”1945年,张一□在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的第三页上,又有一则眉批说:“戊戌之变,癸卯之役,余在幕府时,始终未敢诘问,直至宣统元年,将归河南之际,乃面问颠末,袁氏有手书一帙,后为南通翰墨林出版。”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已知共有两份底稿。一份袁世凯交给他的儿子们“密藏”,一份交给了张一□,于1909年首次在南通刊行。可见,张一□是袁世凯《戊戌日记》的托付者,二人关系极深。张一□既然曾向袁世凯“面问颠末”,袁世凯自然有可能将部分实情告诉他。
戊戌政变后,光绪即被西太后囚禁,郁郁寡欢,于1908年11月去世。接着,西太后也病死。清政府的实权掌握在摄政王载沣手上。这时,袁世凯已因实力膨胀而为满族亲贵所忌,载沣又是光绪亲弟弟。这种状况,使袁处于忧疑危惧之中。载沣也确实准备诛杀袁世凯,只因顾虑他羽翼已成,又担心帝国主义反对,才不得不接受张之洞的劝告,以患有足疾为名,命袁开缺回籍养病。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将《戊戌日记》托付给张一□的,其目的是为了洗刷自己出卖光绪的罪名。因此,既要竭力开脱光绪和“密谋”的关系,把他说成对此一无所知,同时,又要宣扬自己如何恳求荣禄,“保全皇上”,是一个大大的“忠臣”。这样,作伪就在所难免了。
光绪皇帝将挽救新政和自己命运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1898年9月14日袁世凯自天津奉召入京后,和光绪共见面三次。第一次是在9月16日(八月初一),光绪向袁世凯询问“军事状况”,袁世凯“据实”奏对;光绪要他四天后“请训”。第二次是在9月17日(八月初二),袁世凯因以侍郎候补,向光绪谢恩,自述“无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赏,惭悚万状”;光绪笑着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以上两次,袁世凯说什么,光绪说什么,《戊戌日记》都有明晰的记载,惟独9月20日(八月初五)“请训”时,却只有袁世凯唠唠叨叨说了一大段话;而光绪皇帝却自始至终不开口,“无答谕”,这太不合情理了。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不是光绪没有说话,而是袁世凯不敢也不愿记载而已。
维新派要包围颐和园,这样的事不能不通过光绪;要使袁世凯听命,也不能不借助于光绪的“上谕”。9月14日(七月二十九日),康有为告诉毕永年:“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毕永年《诡谋直纪》。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1),491315—491318。)9月16日(八月初一日),谭嗣同也告诉毕永年,康有为准备让光绪“面谕”袁世凯(毕永年《诡谋直纪》。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1),491315—491318。)。9月18日(八月初三)夜,谭嗣同又对袁世凯说,即刻就要定议,以便“诣宫请旨办理”;当袁世凯表示“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时,谭嗣同自信地保证:“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日定有□谕一道面交公。”(《戊戌变法》(一),第554、263页。)这些地方说明,维新派确曾准备奏请光绪批准“密谋”,并且通过袁世凯9月20日(八月初五)的“请训”下达谕旨。当然,维新派不会把捕杀西太后这样的最高机密告诉光绪,关于此,康洋为的计划是:“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毕永年《诡谋直纪》。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1),491315—491318。)。
有充分的材料证明,光绪执行了维新派的计划。
一、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记载,9月20日(八月初五),袁世凯“请训”时,光绪曾赐以“□笔密谕”。袁世凯在退朝后对人说:“皇上若责我以练兵,我不敢不奉诏,若他事则非我之所知也。”(《戊戌变法》(一),第263页。)
二、英人濮兰德等《慈禧外纪》记载:“初五日晨,袁请训往天津,帝召见于乾清宫,极其慎密,用尽方法,不使其言外闻。殿古旧黑暗,晨光透入颇微……(帝)告袁以所定机密之谋,命袁往津,即于督署内捉杀荣禄,随荣兵星夜入都,围执太后,付以小箭一支,为执行帝谕之据,又付以上谕一道,言办理钦差事竣,即任为直隶总督,来京陛见。”(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第5版,146页。)
三、陈□龙《梦蕉亭杂记》载:袁世凯入京见到光绪后,“传闻有旨以文忠(荣禄)大逆不道,令赴津传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补授,并带兵入京围颐和园。袁谓天津尚有芦台聂士成一军,曾经百战,兵数倍于新建陆军,围园之事,万不敢办。至传旨将直督正法,亦恐办不到。”同书又记载:袁世凯回津见荣禄后,跪着说:“今日奉命而来,有一事万不敢办,惟有自请死。”随即“袖出一纸呈阅。”荣禄阅后严厉地说:“大臣事君,雨露雷霆,无非恩泽,但承旨责在枢臣,行刑亦有菜市,我若有罪,甚愿自首入京,束身司败,岂能凭尔袖中片纸,便可钦此钦遵。”袁于是大哭失声,长跪不起(北京古籍出版社1935年版,第65—66页。)。
四、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记载,袁世凯回天津向荣禄告密时,“谓奉帝手诏,命锢后杀禄”(《戊戌变法》(一),第465页。)。
五、苏继祖的《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光绪9月20日 (八月初五)召见袁世凯时 “付以密谕”。西太后还宫后,气势汹汹地讯问光绪和围园密谋的关系:“汝知之乎?抑同谋乎?”光绪于魄飞齿震,浑身发抖之际,居然回答:“知道。”此后,西太后曾两次审问光绪。9月28日(八月十三日),有人问荣禄,袁世凯是否曾奉密诏,密诏中有无杀公之言,荣禄都作了肯定的回答。同时,有人向“当轴者”询问光绪消息,回答是:“已皆问明,尽招认矣。”并称,光绪将不会有释放机会,“自作自受”云云(《戊戌变法》(一),第345、347、351页。)。
六、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记载,谭嗣同等六人未经审讯,即行处决,出于御史黄桂□上疏,声称“罪状已明”,其原因在于害怕审讯时“牵及圣躬”(《戊戌变法》(一),第476页。)。参与办案的陈□龙也有相同记载:“一经审问,恐诸人有意牵连,至不能为尊者讳,是以办理如此之速”(《梦蕉亭杂记》第17页,北京古籍出版社版。)。
综观上述材料,可以确认,光绪是了解并同意康有为杀荣、围园、废后密谋的,并曾命令袁世凯实施。
诚然,光绪是懦弱的。但是他和西太后长期矛盾,在他处于“朕位几不保”的时候,突然勇敢起来,铤而走险,这也是不悖于常情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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