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第三章：新社会结构的发生（学术综述）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洋务运动-第三章：新社会结构的发生（学术综述）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第三章：新社会结构的发生（学术综述）

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从1861年起到1895年止，前后有35年的时间，在110年的近代史中它占去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洋务运动是在清政府内忧外患、封建统治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一场“自救运动”，清政府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取得了一些成就：兴办了近代军用工业19个；兴办了民用工矿企业40多个；兴办了一批近代交通运输企业；兴办了近代中国陆海军和新式军港；兴办了同文馆、广方言馆、船政学堂、海陆军学堂等近代教育文化机构，培养了一大批新式人才，出版了一批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书籍等等。
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始终是一个热点。关于如何评价洋务运动问题，在旧中国已经争论了将近90年，新中国成立后又争论了50多年，成为近代中国史研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对于洋务运动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20世纪50年代为第一阶段，对于洋务运动基本持否定态度，毫不留情。具有代表性的是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1954年刊行，附有《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还有牟安世的《洋务运动》一书。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为第二阶段，学术界初步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引发一些悖论。1961年和1962年，姜绎在《文汇报》理论版先后发表了《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试论洋务运动中洋务、顽固两派论争的性质》三篇论文，很快受到史学界的围攻和批判，成为不正常的学术争鸣。
20世纪80年代至今为第三阶段，准确地说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今。学术界从更深层次上展开了对洋务运动的研究和探讨，先后举办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发表的论文有一千数百篇，出版各类资料、专著约50部，可说是硕果累累，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争议比较大的还是关于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历史地位以及相关洋务派人物的评价问题，
1、关于洋务运动的性质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进行垂死挣扎的自救运动，同时也是地主阶级勾结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变中国为半殖民地的卖国运动，不应对它加以肯定[1]。
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在客观上导致和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2]。有人认为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最好的衡量标准，洋务运动为近代中国建立了前所未有的近代企业，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所以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有意义的进步运动[3]。
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革新运动，它功大于过，它不仅反封建，而且反外国侵略，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4]。
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既是地主阶级开明派掀起的一次自救运动，同时也是一次“求强”“求富”的变革运动，它对内镇压以自救，具有反动的性质，它对外御侮以自强，具有进步的意义，因此具有双重的性质[5]。
2、关于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
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同时存在进步和反动的两面，而反动一面则是主要的，因为它巩固了旧的封建统治，是一条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路线，不代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方向，不能称作进步的运动，不可以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同日而语[6]。
另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运动，应提高其历史地位，把它纳入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洋务运动使中国资本主义得以产生，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值得加以肯定[7]。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加深，近代史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以及平民百姓对于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持基本肯定的态度，认为它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具有进步的推动意义，甚至更多的人从近代化的视角来考察洋务运动，认为它是中国近代化的开始阶段，具有进步意义。
3、关于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首先涉及到一个问题是关于洋务思潮。1898年后出版了几部关于近代中国思想方面的著作，如吴剑杰的《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刘兴华等人著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略》，宝成关等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等，对于洋务思潮问题均有新的探讨，颇有意义。
什么是洋务思潮？学术界对此争议不大，基本上没有更多的含义争论，一般认为，洋务思潮是当权的洋务派官僚与不当权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共同参加、朝野呼应的向西方学习、谋求富国强兵的社会思潮[8]。
洋务思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有人认为，它的具体内容就是四个字“借法自强”，借助西法，实现中国富强。这些体现了当时洋务派以及支持洋务运动者的共同心态和共同的思想倾向[9]。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一般认为，“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这是传统的正统观点。这些年，也有人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新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师夷长技”、“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10]。
一种观点认为，原来魏源提出的学习洋枪洋炮为主要内容的“师夷长技”思想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11]。
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洋务运动是一种求强求富运动，所以“求强求富”观念就成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只能是一种服务于求强求富思想的的一种理论，不能成为其指导思想[12]。
“中体西用”一般认为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关于它的作用和意义，史学界主要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它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反动思想，是一个中西杂交的不伦不类的反动思想。持此说者主要以黄逸峰、姜铎为代表，他们认为“中体西用”充分体现了洋务运动目的和手段的根本矛盾，理论上的自相矛盾与实际行动的行不通，硬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不同的体系揉合在一起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罗耀九、吴忠民等人亦持此说。
第二种意见认为它虽有局限性，但主流是好的，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持此说者以季云飞和陈旭麓为代表。季云飞从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考察，认为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半个世纪中，没有比中体西用更进步的思想来代替它的历史地位，因此它是发展变化着的革新进取思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13]。陈旭麓也指出，当时要在充斥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天地容纳若干资本主义的新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更好的宗旨来[14]。
第三种意见认为它是一种由积极走向消极反动的社会思潮。持此说者以丁伟志、何继龄为代表。丁伟志认为，中体西用在洋务运动时期，对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国家危机的日益加深，随着人们对于中国贫弱症结所在认识的加深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富强成因认识的加深，中体西用这种论式的局限性便日益显露出来。何继龄将中体西用放在中法战争的前后时期进行考察，认为前期它在冲破顽固保守思想的禁锢，提倡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斗争中，起着解放思想的进步作用，后期特别是1894年中日战争以后，它逐渐丧失其历史进步意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继续近代化的思想障碍。皮明庥、李时岳、胡滨、吴剑杰也持这种说法[15]。
4、关于洋务派人物的评价问题
关于洋务派人物的研究是洋务运动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方面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现在争议比较大的主要是曾国藩、李鸿章的评价问题，其他人物的评价没有大的争议。
对于曾国藩的评价，基本上有二种观点：一种认为，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元凶，过大于功，属于基本上否定的政治人物[16]。范文澜生前持全面否定的观点，坚决站在太平天国一边。一种观点认为，曾国藩虽然镇压过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但他举办洋务，客观上促进近代工业的兴起，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17]。冯友兰一心想为曾国藩翻案，就完全否定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这是典型的一种代表。有人对曾国藩的评价显得有些委婉，还论证了他的矛盾性格，认为曾既维护了传统又超越传统，既是封建文化的自觉代表，又是自强新政的始作俑者，不自觉地为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引入开了方便之门[18]。
关于李鸿章的评价，基本上有二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李鸿章是个反面人物，应该加以否定，因为他不惜以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来换取“中外相安”的局面，是个典型的投降派，他无论是办企业还是建立海军，既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社会地位的企图，也没有防止中国殖民地化的作用，无益于中国民族利益[19]。另一种观点，对李鸿章和他办的洋务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认为李鸿章功大于过，他是近代化的开创者，对于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建设有贡献，李鸿章虽然误国但并没有卖国，并具有一定的民族情感和爱国之心。有人认为李鸿章办洋务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外国经济对中国的侵略扩张，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对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意义[20]。有人认为李鸿章是近代中国向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在认识世界和了解世界方面李鸿章要比曾国藩和左宗棠高明一些，他的不少看法在当时来说是正确的[21]。
洋务运动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极大的成绩，但是在诸多方面仍可继续深入发展，大可作为，如从社会、文化、中外关系、心理、城市发展、商业、公共卫生、社会群体等视角对洋务运动进行研究，其意义将远远超出现有的一些研究[22]。
参考书目
1、敦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
2、董守义、张立真、焦润明编著：《中国近代史教程》1840－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3、费正清著：《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5月。
4、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北京。
5、徐凤晨、赵矢元主编：《中国近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版社1982年版，
6、吴雁南主编：《中国近代史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7、徐泰来主编：《中国近代史记》，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
8、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北京。
9、苏同炳著：《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天津。
10、杨德才著：《中国经济史新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北京。
11、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2、樊百川著：《清季的洋务新政》，第三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4月。
13、夏东元著：《晚清洋务运动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895年。
1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
[1] 刘晓光：《洋务运动不该肯定》，《辽宁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6期。
[2] 李时岳、胡滨：《论洋务运动》，《人民日报》1981年3月12日；徐泰来的《也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
[3] 戚其章：《评价洋务运动民用工业必须以社会实践为标准》，《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
[4] 孔令仁：《中国近代史上存在两种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文史哲》1983年第3期。
[5] 孙占元：《论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新政》，《东岳论丛》1988年第6期。
[6] 黄逸峰、姜铎：《如何评价洋务运动》，《红旗》1984年第7期。
[7] 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8] 刘学照：《论洋务思潮》，《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9] 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0] 徐泰来：《试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湘潭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11] 季云飞：《清末“中体西用”思想新议》，《求索》1991年第3期。
[12] 孙占元：《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应是“求强”“求富”》，《人文杂志》1991
年第1期。
[13] 季云飞：《清末“中体西用”思想新议》，《求索》1991年第3期。
[14] 陈旭麓：《论中体西用》，《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
[15] 何小燕：“近二十年来洋务运动史研究综述”，《中学历史教学》1999年
第九期。
[16] 姜铎：《略论曾国藩其人》，《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17] 王少普：《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形成、性质与作用》，《历史研究》1983年
第2期。许山河的《也谈曾国藩与洪秀全》，《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18] 杨国强：《曾国藩简论》，《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
[19] 苑书义：《洋务运动与抵御外侮》，《光明日报》1980年9月15日。
[20] 胡滨、李时岳：《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吉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21] 陈旭麓：《李鸿章：向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安徽史学》
1989年第1期。
[22] 参见：孙占元：《十年来洋务运动研究述评》，《东岳论丛》1990年第4期。涂文学：《第六届全国洋务运动史讨论会述评》，《历史研究》1992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1/5441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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