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朝韩观点】高句丽国曾立国７００余年，而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能延续这么长时间。其独立性是很明显的。如果高句丽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权，唐朝就不会帮新罗占领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领土，并让高句丽人在中国东北部建立渤海国。

【中国观点】韩国人很为高句丽的历史延续而自豪。而作为中国人来看高句丽历史，通常只是将其作为国家历史的一小部分，而并不为其感到激动。中国人认为，高句丽国家规模较小，政治控制比较容易的是高句丽立国延续时间较长的主要原因。而韩国人由于普遍缺乏宏观历史视野，所以对一特点显然认识不足。要知道中国早期的朝代周代立国800年，延续时间比高句丽更长。西汉与东汉合计也有四百多年，而在国家规模上，周朝已是高句丽的五到十倍，汉朝则是一个东西跨度万里的帝国，国家规模大约为高句丽政权的七十倍。这与高句丽偏安一隅，割据700年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所以用高句丽的延续时间来证明其独立性是很不合理的。

（3）【朝韩观点】统治者姓氏和民族的更替不能作为朝代更替继承的标准。有鲜卑族血统的杨氏隋朝和李氏唐朝被汉族赵氏的宋朝所取替。这被中国人认为是朝代继承。高句丽被新罗，王氏高丽取替也是同样的继承关系。（注：这种继承关系是指对朝鲜半岛霸主地位的继承。）

【中国观点】统治者的姓氏和民族更替当然不能作为朝代更替继承的标准。问题是王氏高丽时期的人也不认为王氏高丽是继承的高句丽。在金富轼的《三国史记》中，我们无论是在该书的体例编排，还是内容的详略程度上都可以了解到王氏高丽人是以新罗为正统的。韩国古代历史学者的金富轼并不认为王氏高丽是高句丽的继承者。王氏高丽时期的作家崔瀣在其《东人文序》里说的：“东方远自箕子始受封于周，人知有中国之尊。在昔新罗全盛时，恒遣子弟于唐，置‘宿卫院’以隶业焉。故唐进士有‘宾贡’科，傍无阕名。以逮神圣开国，三韩归一，衣冠典礼袭新罗之旧。传之十六七王，世修仁义，益慕华风。西朝于宋，北是辽、金。熏陶渐渍，人才日盛，粲然文章，咸有可观者焉。（[韩]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三卷，汉城市，1990年，第27页；崔瀣传在《高丽史》109卷,列传22）

崔瀣作为新罗大儒崔致远之后，由于家学渊源，其对文物制度的改换应是相当的了解的。他认为王氏高丽是新罗的直接继承者，正向我们清楚的说明后人们确实是把高句丽与（王氏）高丽混为一团而忽视了新罗才是王氏高丽的前身。王氏高丽与高氏高丽在领土范围与人民民族构成上均有重大差异，中国学者普遍认为王氏高丽以高丽为名体现了王健意图利用中国处于五代短暂分裂的状态而北进侵入中国领土的野心。而这一野心随着宋的统一及辽的强大而告终。

（4）【朝韩观点】部分高句丽领土位于目前中国境内，并不能说其只是中国的历史。中国东北在历史上主要为少数民族所统治。汉人统治甚弱。况且部分高句丽领土位于朝鲜半岛。

【中国观点】事实上，没有中国学者说高句丽只属于中国历史。反到是韩国企图排他性的继承高句丽所有的历史遗产。韩国人一再强调“中国东北在历史上主要为少数民族所统治。汉人统治甚弱。”无非是要割裂中国东北与母体的历史联系。本人曾阅读过多部韩国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中国”只与汉族相关。而并不把少数民族当作中国人。他们的观点是非常荒谬的。因为今天的汉族正是吸收了“中国东北在历史上主要为少数民族所统治”，这一韩国式论断中的“少数民族”而形成的。所谓“历史上统治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包括了渤海人（韩国人认为渤海国人主要逃入朝鲜半岛毫无根据）、辽（契丹人），金（女真人）”，而清代统治东北地区的满族，在当代更是已完全融入中华文化的中国公民。这一切事实都无可质疑的说明了中国对高句丽历史享有合理的历史权益。高句丽历史由中、朝、韩共同享有是可以的，而来自韩国的任何企图从中国历史中割裂高句丽史而进行排他性占有的企图都是荒唐的。

（5）【朝韩观点】朝鲜许多王朝和国家，比如新罗，王氏高丽， 李氏朝鲜都曾被中国中央封建统治阶级册封。这并不代表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观点】这种看法是对历史事实的混淆。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虽被册封，但并未象高句丽那样在古代被中、韩灭亡与吸收。他们现在当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古代的某一特定时间曾接受中国的管辖则不可否认），而高句丽属于一个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灭亡的古国，他的历史遗产，包括人口与领土与古迹已分别被现代中、朝两国继承与接收。所以高句丽当然是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组成部分。同理，朝鲜也可以认为高句丽是朝鲜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我们必须提醒那些朝鲜民族主义者，你们应该正视中原古代文化对你们民族的影响。你们割裂历史，用这个古国的历史文化来强调本民族的伟大是不理性的。而认为自己古代文化与中国无关的看法更是自欺欺人的一种逃避。在古代文化上，你们的祖先，包括一部分高句丽人都从中华文明中获益甚多，承认这一点，并不会影响你们民族今天的独立与发展。相反，会成为与中国友好相处的基础。

（6）【朝韩观点】高句丽民俗和文化与朝鲜人相似。

 

《三国史记》【中国观点】我们要明确一点，即，相似并不等于相同。今天的韩国人、中国人在物质文化上都已经西方化，韩国更是亚洲最大的基督教国家。难道我们要说韩国人与欧洲人文化相似，所以韩国人继承了欧洲人？这当然是不合理的，这些文化的相似现象，只是说明了文化是没有国界的，人类的文化是在迅速传播中并且互相影响着的。高句丽的历史是很明确的，它是一个灭亡了的古国，其人民被中、韩古代国家吸收了。所以在朝鲜或韩国保留了与高句丽人相似的生活习俗是可以理解的。

新罗人源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部落，而高句丽人起源于东北地区的秽貊人，他们或许有种族上的联系，但起初只是各自在隔绝的地理空间发展着，肯定并非同一民族。高句丽被列入韩国历史体系源于韩国古代历史学者金富轼编写的《三国史记》。从《三国史记》中我们可以知道，作为新罗直接继承者的王氏高丽人并未自居高句丽后人。金富轼将高句丽作为“海东三国”与新罗、百济同列一书。而“海东三国”这一划分，就和现在我们所说的“东亚国家”，“欧洲国家”，“远东诸国”是同一类型的提法。其中并不包含有同种族，同文化，同语言，同国家的价值判断与暗示。

（7）【朝韩观点】 中国的三皇五帝以及夏朝都是传说。对檀君朝鲜真实性的攻击是不应该的。

【中国观点】檀君朝鲜的真实性毫无历史遗迹作为支撑和证明。在中国境内现在已发现了大量夏朝同时期以二里头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古迹。即使不谈夏朝，开始于公元前16世纪的中国商代文明的遗迹、文物、文字资料都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仅仅用一个神话来证明自己历史的悠久和民族的伟大。而朝鲜人证明自己历史悠久和伟大的却只有一个出现在公元12世纪的檀君神话。

（8）【朝韩观点】 中国以前一直认为高句丽是朝鲜三国之一。这也是世界学术界的共识。东北工程是利用学术搞政治。担心南北朝鲜统一后, 韩国会提出领土要求。

【中国观点】学术研究的深入会带来对历史的不同看法。世界学术界并未形成高句丽“仅仅”属于韩国历史这样的共识。如果真有这样的共识，那么一定会有一系列的英文论文来论证这一点。我们很乐意见到韩国历史学界提供这样的论文资料。中国对东北领土的主权是历史形成并完全符合国际法的。所以中国人根本不会担心一个历史上的古国的历史归属会带来失去领土的后果。这种逻辑是可笑的。在当代，任何领土主权的变更都只能是战争的结果。

6关系介绍
中国与韩半岛的早期关系

韩半岛上最早建立政权的是箕子朝鲜（一说认为箕子朝鲜为邑落联盟）。箕子朝鲜是在中国的周武王灭商后，商朝大臣箕子率五千商朝遗民东迁至朝鲜半岛，联合土著居民建立的“箕氏侯国”，这个国家在中国的秦朝时代被燕国人卫满所灭。

西汉卢绾叛乱后，燕人卫满率千余人进入韩半岛北部，依靠这里的中原移民的力量取代箕氏朝鲜，定都王险城（今平壤），史称卫氏朝鲜。箕氏朝鲜的末代王准进入韩半岛南部韩人的居住区，开创马韩国。燕人卫满建立卫氏朝鲜的历史在《史记.朝鲜列传》中有明确记载。附于篇后。

卫氏朝鲜立国之初，即明确了对西汉王朝的臣属地位。发展到卫满孙子右渠时，由于卫氏朝鲜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并直接威胁到西汉对东北亚诸民族的统治，汉武帝在公元108年发兵灭亡卫氏朝鲜，设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将朝鲜北部收归西汉政府直接管辖。

 

高句丽古迹公元前3世纪在朝鲜半岛南部出现了辰国。史书中记载韩半岛南部存在“三韩”，即弁韩、辰韩、马韩，但较大的方国和聚落联盟却只有马韩与辰国两个。弁韩是从属于辰国即辰韩的。西汉灭卫氏朝鲜设四郡以后，它们都隶属于乐浪郡。

辰国存在于马韩东部地区。《三国志》卷30《韩传》记载马韩在公元前3世纪的状况时说：“其俗少纲纪，国邑虽有主帅，邑落杂居，不能善相制御”，“其北方近郡诸国差晓礼俗，其远处直如囚徒奴婢相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说这时的马韩已经出现了自己的国家。因而辰国也并非一个现代标准意义上可以认定的“国家”。

乐浪郡是西汉政府管理韩半岛事务的最高机构。在乐浪郡的统一管理下，韩半岛被划分为三个区域。

（一）大同江流域的乐浪郡的直辖地区。汉族在这个地区几乎占居民总人口数的一半，该地区实行与中原郡县完全相同的政令。

（二）乐浪郡东部都尉与南部都尉管辖下的地区。这里的汉族所占比例比大同江流域少许多，因而对该地区有一些特殊政策，但总的来说，还是执行中央的政令的，只不过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乐浪郡的下级官吏。

（三）半岛南部乐浪郡以外的地区。这里虽然也有部分汉移民，但最重要的政治组织是由三韩民族与古朝鲜遗民共同建立的两个方国与聚落间的联盟，马韩与辰韩。虽然他们名义上是隶属于乐浪郡的，但实际上独立性较强，西汉政府未在当地设置地方行政机构。西汉政府以这种方式将整个韩半岛纳入中国的统治之下。

当时间进入到西汉初年，如果我们以现代国家的构成要素去观察公元前的东亚历史，那么我们会发现，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东亚只有一个成熟的国家，即古中国。这时的中国，以全部东亚为历史舞台，自由的展现自我的内聚力，并在空间上向其所能承受的极限发展。东亚文明的历史在此时期就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匈奴帝国兴起于蒙古草原以后，中国第一次面对来自北方的挑战。在汉代展开的牵动东亚大部分地区的农耕帝国与游牧帝国的角逐，是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汉王朝所代表的农耕帝国的胜利，最终使蒙古草原成为中国的组成部分，确立了古代中国版图疆域的格局。

在中国的影响下，在汉王朝控制力难达到的边远地区，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随着东亚只有中国的时代的结束，东亚各国如何相处这一新的问题也摆在了各国统治者特别是中国统治者的面前。汉王朝的统治者们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政治理念出发，不承认东亚存在与自己性质相同的国家，仍旧在进行着将全部东亚，也就是当时的全部已知世界纳入中国一体统治的努力。但在实践中，汉王朝的统治者也意识到东亚各地区、各民族的巨大差异，因此，逐渐摸索建立一些特殊的地方管理体制以控制特殊地区。发展至唐代，特殊地方管理体制逐渐形成中原郡县制之外的成熟机制，以至羁縻制成为唐代对边疆地区管理的一大特色。应用羁縻统治的方法，唐王朝将东亚绝大部分地区纳入中国的统治之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源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民族的百济与新罗两个政权逐渐发展起来。在随后的一千多年中，三韩民族以及其后继者与中原王朝都有着紧密的联系。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韩半岛民族最终建立完全独立的单一民族国家，但其早期的历史在中原王朝的关系上是具有从属性的。作为邻国，我们完全尊重和善意的看待韩半岛的独立与尊严。但这种尊重是不应该以牺牲历史上的真实为代价的。

372年，百济近肖古王遣使东晋，建立起朝贡关系。晋文帝册封近肖古王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南北朝时期，百济与南朝，北朝都保持着朝贡关系，但与南朝的关系要更为密切。比百济稍后，新罗也开始向中原王朝正式朝贡。但新罗王位于韩半岛西南端，交通不便，因此，新罗与南北朝的交往也较少。

韩半岛上的历代百济王承袭着都督百济诸军事的头衔，作为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的特点十分明显，一度还曾受封为乐浪太守、东青州刺史这样纯粹的地方行政官员官称。只不过中央政府已经把管辖少数民族的权力授予高句丽，所以百济王从未带过领东夷中郎将、领东夷校尉等头衔。

这是因为，中国中央王朝封给高句丽、百济的官号并不是随意的，而是符合其地方行政统治需要的。因此，百济与新罗在从部落形式步入国家体制之初，其性质是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百济王与新罗王的封号

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可以佐证此点。直至隋唐时期，韩半岛国家与中国的这种长期性制度化的政治联系与日本与中国的政治联系所具有的偶然性与间断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区别于中国与日本的关系。

663年以后，新罗王除在位时间过短唐王朝未及加封者外，历代新罗王世袭鸡林州都督一职，其所辖地区是唐王朝所属的鸡林州都督，属于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地方政权，而不是独立国家，而新罗王的身份是唐在朝鲜半岛的地方行政官员。

在新罗借助唐的势力占有了韩半岛中南部大部分地区以后，至唐玄宗时期中原王朝始将萨水以南土地赏赐给新罗，唐与新罗以清川江作为行政管辖的界线，至此时新罗的势力开始向朝鲜半岛北部延伸。安史之乱后，中国再度陷入分裂状态。此时，诸多边疆民族地方政权迅速崛起，新罗也进入了相对独立发展的时期。但是新罗与中国所确立的长期封贡关系仍继续存在着，新王即位都要接受册封，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直接而深刻。10世纪初王建取代新罗在韩半岛建立新的王国，出于种种考虑，王建将这个直接脱胎于新罗的王国命名为“高丽”，我们称其为“王氏高丽”。王氏高丽的建立即是造成后人无法区分高句丽与韩半岛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亚各国的形成过程表现出很明显的次生性质。有已经步入成熟国家的中国作为模仿对象，使他们不必再摸索自己独特的国家演进之路。这极大的加速了各国的历史进程，使他们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就走完了中国用了两千年才走过的从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的演进之路，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丧失了自己的特殊性，各国从政治制度到文化、风俗，都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表现出与中国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不仅成就了中国“天朝大国”的梦想，也造就了其他国家相对落后的自卑感，这是东亚封贡体系与东亚文化圈形成的基础。

 

高句丽古迹明朝创立者朱元璋宣布15个不征之国，则标志着中国正式承认了东亚其他国家作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政治实体存在，而不再试图将其纳入中国的一体统治之中。从此，中原王朝在实践中却不再将与周属国的关系视为国内各地区之间关系的延伸，也不再用解决国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处理这种关系，而是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办法处理与这些属国的关系，即封贡体系或宗藩关系。中国与韩半岛的关系不仅较早步入封贡体系，而且一直是这一体系的典型，对后来中国全面确立的东亚封贡体系具有示范意义。

李氏朝鲜之初，李成桂为了巩固统治，积极参与明朝建立的封贡关系。在他即位之初的半年时间里，就先后9次遣使明朝，说明国内政权更迭的原因，请求明朝皇帝更赐国号，以求获得明朝对新政权的承认和支持。朱元璋不仅承认了朝鲜，而且明确提出：“我中国纲常所在，列圣相传，守而不失。（王氏）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明太祖实录》卷221）”

在赐李成桂国号“朝鲜”后，朱元璋说的也很明确：“朕视高丽不止一弹丸，僻处一隅，风俗殊异，得人不足以广众，得地不足以广疆，历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衅端，初非中国好土地而欲吞并也。”（《明太祖实录》卷225）”

而朝鲜积极主动地奉行事大政策，与明朝奉行德化外交相辅相成，使双方之间建立的封贡关系更加牢固而持久。事大保国成为朝鲜世代遵循的国策，而明朝在贯彻“不征之国”外交方针的基础上，把朝鲜纳入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封贡关系成为东亚封贡体系中的典范。

明代的东亚的封贡体系并非只是一种形式。而是有着实质性的内容。这不仅体现体系内诸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上，也体现在安全与政治的领域上。在某种程度上，明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古典形式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同盟。在公元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驱动下的日本悍然发动侵略韩半岛的战争，在短时间内，李氏王朝即丧失了大部国土，国王逃到临近中朝边境的新义州向明庭恳请“内附”。

明朝为了援助友邦并粉碎日本东进大陆的企图，派兵入进入韩半岛参战，在韩方的协助下与日寇血战七年。最终将日本军队逐出韩半岛。战后，明朝即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从韩半岛撤军。在历史上这些以鲜血为代价的帮助背后，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对韩民族所能表达的人类历史上的最大善意。但是韩半岛的历史学家却并未能客观的对待这段历史，2003年在韩国全国播放的百集长篇连续剧《不灭的李舜臣》中，明军的形象不但被丑化，作用也被贬低到极致。这些令人不快的现象根源于韩国民间蕴藏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使人不能客观看待历史的思潮，从长远来看，对中韩关系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经历王建高丽与李氏朝鲜时期而发展成为现代韩国的。理解韩国历史要注意区分两个要点。其一、王氏高丽区别于高句丽，前者是韩半岛南部三韩民族建立的古国，后者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古国。其二、李氏朝鲜区别于“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李氏朝鲜原由古新罗国和王氏高丽国发展而来，而“朝鲜”二字原为汉语词汇。这一名称被用来称呼韩半岛国家，始于明太祖对韩半岛李氏王朝的赐名。同为“朝鲜”，但两者的民族构成与历史归属都是不同的，“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属于中国历史体系，而李氏朝鲜是韩国古代史的一部分。古代高句丽曾占据过古朝鲜的领土，但古朝鲜为中华古国，所以高句丽仍为中国东北古国，以区别于三韩民族建立的王氏高丽。

7史书混淆
中国史书对高句丽和王氏高丽的混淆

 

高句丽古迹高句丽灭亡后250年，三韩人王建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高丽国，史称王氏高丽，朝鲜王氏高丽王朝源名于高句骊，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而不是一体相续的朝代，因为王氏高丽与高句丽领土95％以上不重合，语言不同，历史年代跨度过大（超过250年的差距），这是研究高句丽历史必须严正注意的问题。所以，高句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地方政权。对于历史不能模糊，这也是防止韩国极端民族主义者觊觎我国东北领土的证据之一，不可偏谬。

王氏高丽立国于918年，1392年为李氏朝鲜取代，时跨我国五代中期至明朝初期，故《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都有《高丽传》或《朝鲜传》，并都将高氏高丽的历史略述于前，从而形成了王氏高丽为高氏高丽继承者的错误认识。

将高氏高丽和王氏高丽混杂在一起仅仅是之后各史误记的开端。如果说新旧五代旧对两个高丽关系的记载还不很明确，中间还缺乏有效的连接，那么元人修的《宋史》用“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王句话就将二者紧密的联系在起。

明人修《元史》，仓促错漏为各史之最，《元史.高丽传》从内容上看不仅是承袭了《宋史》的错误，而且将箕子朝鲜的史实也引入了《高丽传》。

《明史》则较前几史有了更大的发展，为对明王朝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仅承袭了上述错误，而且为李氏朝鲜政权的沿革情况做出了一个完整，但是错误的交代：

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高句丽--->东徒复国---->王氏高丽---->李成桂改号前的朝鲜---->李氏朝鲜

 

高句丽古迹更为错误的是，为了使记载更加圆满，将唐王朝灭亡高句丽时对高句丽人的“ 西徒”即迁入内地，变成了“东徒”（《明史》以前的史籍虽有‘东迁’说，但是指王都‘东迁’平壤），以使后述的“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罗、百济地”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