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gōu）丽（lí）（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史书中也写作“高句骊”，简称“句丽”“句骊”，现又叫“高氏高丽”) 是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存在的一个民族政权， 与百济，新罗合称朝鲜三国时代。其人民主要是濊貊和扶馀人，后又吸收些靺鞨人，古朝鲜遗民及三韩人。高句丽在公元5世纪到7世纪的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被朝鲜史学界称为三国之一。由于高句丽的特殊地理位置，而且国土横跨今日的中国及南韩、北韩国，都声称高句丽是自己本国的原始民族。

 

1古国历程

高句丽的历史图片建国 （公元前37年-公元52年）

据《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记载，公元前37年，扶余王子朱蒙因与其他王子不和，逃离扶余国到卒本扶余，建立高句丽。一些学者认为高句丽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成立。“高句丽”作为一个公元前113年的地理名词就出现在《汉书》中。[1]

大多数的史籍认为高句丽建于公元前37年或公元前1世纪中期 。据推测，高句丽人在其成立的初期可能是由濊貊人和部分迁移到这一地区的扶余人组成的。“濊貊人”这一词语最初并非指一个确定的民族实体，而仅仅是中原古代史家对出现在东北这一特定地区的一些古代部族的泛指。在高句丽建立之初，与扶余长期处于军事对抗中。扶余与中原王朝关系十分友好，为了扼制处于成长期而十分具有侵略性的高句丽政权，中原与扶余在军事上常常协同打击高句丽，相关记录在《三国志》、《汉书》中时有出现。

中央集权化和早期的扩张（公元53 -243年）

前三国时代高句丽太祖王时期，高句丽从早期的几个濊貉部落国家很快扩张到汉江流域。公元53年，高句丽太祖王，将高句丽分散的5个部落设为5个省，实行集权化统制。56年，太祖王吞并东沃沮。后又吞并东濊一部分领土。随后，高句丽又对乐浪郡，玄菟郡和辽东发动攻势。完全摆脱汉朝的控制。高句丽的扩张与集权化，导致了与汉朝的直接武力冲突。汉朝军事压力迫使高句丽迁都到丸都城。

高句丽与曹魏的战争（公元244年--公元299年）

汉朝灭亡后，辽东郡被好战的地方土豪控制。 高句丽主动与刚刚成立的曹魏联盟攻打辽东郡。曹魏攻下辽东后，高句丽终止了与曹魏的合作并发兵袭击了辽东西部。244年曹魏反击，摧毁了丸都城。高句丽东川王逃到沃沮。

复兴与进一步的扩张（公元300年--公元390年）

曹魏摧毁了丸都城后以为高句丽灭亡了，所以很快就撤离了。不过仅仅70年，高句丽就重建了丸都城，并开始袭击辽东，乐浪和玄菟。随着高句丽对辽东半岛的挺进，313年，高句丽美川王吞并原汉四郡的最后一郡，乐浪郡。高句丽从东北地区进入并控制了朝鲜半岛北部大部地区。开始与形成现代韩国的主体古代韩国国家百济与新罗处于激烈的军事对峙之中。朝鲜人称这一段历史时期为朝鲜历史上的“三国时代”。但是，这“三国”最初只是互相没有民族认同感的几个大型部落国家，与中国三国时期的三国都是从统一的汉朝分裂出来，人民也具有同一民族感的情形完全不同。

高句丽的扩张并不是一番风顺的。342年，丸都城受到前燕攻击。371年，百济近肖古王袭击高句丽最大城市平壤，并在战场上杀死了高句丽故国原王。

高句丽小兽林王继位后，开始加强高句丽国内的稳定和统一。新的法律出台。372年立从中原引入的佛教为国教，并依照中原制度建立国家教育机构“太学”。 小兽林王还对高句丽军队进行了改革。

鼎盛时期（391年–531年)

5世纪末时朝鲜三国时代的版图从高句丽好太王继位起，高句丽开始进入鼎盛时期。根据好太王的儿子长寿王为他所立的好太王碑记载，好 太王在一次与扶余的战役中就攻克了扶余64个城池，1400个村庄。　后来好太王兼并了北部的扶余国和靺鞨部落；在军事上对百济形成了绝对优势地位；并在新罗与百济，伽倻和倭的战争中迫使新罗屈服。

413年，高句丽长寿王登基。由于百济和新罗的对抗，427年，长寿王迁都到平壤以加强对百济和新罗的控制。长寿王延续了其父好太王的扩张政策。5世纪末，长寿王又吞并了一些扶余，靺鞨和契丹部落；与北魏交锋；并保持了对新罗的控制。

内部纷争（531年-551年）

高句丽在6世纪达到鼎盛后，开始逐渐地衰落。高句丽安藏王被刺杀后，其兄安原王继位。在安原王时期，王室间的纷争加剧。两政治集团对王位继承进行争斗。最后年仅8岁的阳原王登基。不过对权力的争夺并没有结束。反对派的幕僚们开始建设自己的军队，对自己的领地进行实际上的控制。内忧外患，6世纪50年代，高句丽北部受到游牧民族的袭击。但高句丽内部的幕僚争夺依然继续。551年，百济和新罗为摆脱被高句丽奴役的地位而开始联合攻打高句丽。

 

高句丽文化中的主要古迹之一：将军坟丢失汉江流域（551年）　

551年，百济和新罗联手攻打高句丽。高句丽丢失朝鲜半岛中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肥沃的汉江流域。百济新罗联盟的主战者百济在对高句丽的战争几乎精疲力尽。553年，新罗以帮百济的名义出兵。但却对百济发动了攻势，最后将整个汉江流域全部纳入囊中。怒于新罗的背叛，百济圣王第二年攻新 罗西部以报复，但被新罗擒住，后被处死。朝鲜半岛中部的战争，对朝鲜半岛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罗对百济的攻击使百济成了朝鲜半岛的最弱者。新罗由于霸占到了人口众多，富裕的汉江流域，给其日后扩张打下良好基础。相反，高句丽却因丢失汉江流域而国力大减。另外新罗获得汉江流域后，疆域到达黄海，使其可以和中国直接贸易和建立外交。这样新罗就不再依赖高句丽而是直接从中国学到先进的文化与技术。新罗与中国的直接沟通，与联盟最终在7世纪给高句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高句丽与隋的战争[2]

589年，隋灭南陈统一中国后，开始要求周边国家为其臣属，并得到了其中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只有高句丽对此阳奉阴违。598年，高句丽先发制人攻辽西，引发第一次高句丽与隋的战争。当隋文帝准备兴全中原之兵问罪时，高句丽王勿忙上表谢罪，自称“辽东粪土臣元”，于是得到赦免。但是高句丽仍旧四处联结反隋势力，当隋炀帝在突厥可汗处发现高句丽的使臣后，开始认识到高句丽是中原潜在的边患。隋丽战争遂爆发。612年，隋的百万大军从陆路和海上攻打高句丽，但由于隋军将领指挥不当，渡过辽河进攻的30万人几乎全军覆没。613年和614年隋再次攻打高句丽，但因杨玄感起义反隋炀帝和高句丽诈降交还叛逃的隋将斛斯政使得隋对高句丽的这两次战役取消。615年隋炀帝又打算攻高句丽。但由于隋内乱加剧，攻高句丽的计划被取消。隋对高句丽的战争使隋朝国力锐减，并引发隋末农民大起义。618年，隋朝灭亡。不过隋与高句丽的战争也消弱了高句丽的国力。

唐与高句丽的战争和与新罗的联盟

唐初唐太宗贞观后期，大唐已空前强盛，被消灭了，四夷威服，下面就开始着手收拾高句丽了，用太宗的话就是“为中国报子弟之仇”。贞观十七年（六百四十三年年），新罗遣使入朝，述说百济攻占其40余城，并与高句丽图谋断绝其唐朝的通路。唐太宗李世民派人出使高句丽，命其停止争战，遭高句丽权臣、莫离支泉盖苏文拒绝，唐太宗遂决定发兵东征高丽。次年十一月，诏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太子詹事、左卫率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水陆大军分道进击高丽。十九年二月，唐太宗率六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张亮率水军渡海袭占卑沙城；李绩军攻克辽东重镇辽东城，斩俘两万余人。六月，唐军进至安市城(驻：今辽宁海城东南营城子)。高丽北部耨萨高延寿、高惠真率15万大军前来救援，被唐太宗击败，余众归降，高丽举国震恐。七月，唐军开始围攻安市城。由于守军殊死抵抗，使唐军至九月仍未攻克。时近深秋，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唐太宗被迫于九月十八日班师还朝，没有达到征占高丽的预期目的。此次唐太宗征讨高句丽，攻占辽东等十城，获七万余户，斩杀高丽兵4万余人，唐军阵亡数千人，战马损失十之七八。唐太宗回朝后，群臣建议对高句丽派偏师进袭骚扰，使其国人疲于应付，耽误农时，几年后即可使高句丽因粮荒而土崩瓦解，太宗采取了这一建议。以后，唐军采取了对高句丽发动骚扰性攻击的策略，共有以下几次：六百四十七年，太宗命牛进达和李绩率军从水陆两路进扰高丽，拔石城，高句丽王遣其子高任武入唐谢罪；六百四十八年，太宗派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率3万大军乘楼船渡海，入鸭绿水，于泊灼城(今辽宁丹东东北)大败高丽军；655年，因高丽与百济、靺鞨联兵入侵新罗，新罗王金春秋遣使向唐求救，高宗命营州都督程名振和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兵击高丽；658年，程名振攻克高丽赤烽镇(约在今辽宁海城境)，斩首3000级；659年，唐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在横山(今辽宁辽阳附近华表山)大败高丽军。公元660年，唐灭百济，高句丽失去盟国，陷入孤立境地。次年，高宗下令对高句丽发动大规模进攻，发 35军，水陆分道并进。苏定方在坝江击败高句丽军，屡战屡胜，进围平壤；契苾何力于鸭绿水大败盖苏文之子男生，斩3万人。时百济旧将叛乱，而苏定方围平壤久攻不下，逢大雪天寒，高宗遂于662年二月命唐军自高句丽班师。退军时，左骁卫将军、沃沮道总管庞孝泰在蛇水战败，庞孝泰战死。这是高句丽灭亡前的最后一次胜迹。由于渊盖苏文在世期间一直未能采取明智的外交策略，导致唐朝与新罗联合必欲灭高句丽而后快。盖苏文在世时虽然尚能以高压控制高句丽政局，但高句丽内部已经危机四伏，当他死去时，高句丽已离覆亡不远。

高句丽古迹灭亡

公元666年，高句丽内乱，泉盖苏文死后，世子男生代为莫离支，但为二弟男建所逼，降于唐。唐高宗派契毖何力、庞同善等击高句丽，援救泉男生。不久，唐高宗以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帅诸军，分道合击高句丽。以后一年多时间，各战场捷报频传：李绩攻取高丽军事重镇新城(注：今辽宁抚顺北高尔山城)，并趁势将附近的16座城池全部攻下；薛仁贵在金山击破高句丽大军，斩首5万余级，攻下南苏、木底、苍岩三城，与泉男生军会师；李绩等攻占扶余城，斩俘万余人，扶余川中40余城亦望风归降，再战薛贺水斩俘3万余人，乘胜攻占大行城(注：今辽宁丹东西南娘娘城)。到了668年春夏，各路唐军会师，推进至鸭绿栅。高丽发兵抵抗，唐军奋勇出击，大败高句丽军，追奔200余里，攻拔辱夷城(今朝鲜永柔境)，高句丽其他各城守军或逃或降。唐军进至平壤城下，围平壤月余，高句丽王高藏派泉男产率首领98人出降。泉男建仍然闭门拒守，并多次遣兵出战，皆败。九月十二日，高句丽僧信诚打开城门，唐军冲进城中，俘男建，高句丽全部平定。唐平高句丽后，分其境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并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以统之，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领兵二万镇守其地。高句丽第27代国王宝藏王高藏被唐朝俘虏，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高句丽贵族及大部分富户与数十万百姓被迁入中原各地，融入中国各民族中。另有部分留在辽东，成为渤海国的臣民，而其余小部分融入突厥及新罗。自此，高句丽国家不再存在于世。[3]

复兴运动

668年，高句丽灭亡后大批高句丽遗民展开了反对唐和新罗联盟的复兴高句丽运动。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原高句丽将军剑牟岑，乞乞仲象和大祚荣等。唐曾多次试图在高句丽故地建立督府控制此地区，但都失败了。唐为管理原高句丽故地而设置的安东都护府，最初是由薛仁贵来管理的。但由吐蕃在西线的压力，唐朝开始羁縻治理高句丽故地，任命高句丽宝藏王高藏为辽东州都督、朝鲜王。后来宝藏王因暗中支持高句丽遗民起义被流放。宝藏王的儿子高德武接管了安东都督府。

剑牟岑最初在百济故地汉城立宝藏王后裔安胜为王，试图重建高句丽，并得到了新罗文武王金法敏的支持。但后来由于内部纷争，剑牟岑被谋杀， 安胜投靠到新罗。新罗给了安胜一片土地， 让他建立了报德国。新罗从未放弃对高句丽遗民的警戒，后来新罗神文王灭亡了报德国，安胜被赐予新罗王室的“金”姓。数千部众被迁移到新罗南部地区，最后被完全同化于新罗人。

粟末靺鞨酋长乞乞仲象和他的儿子大祚荣原是靺鞨人。高句丽灭亡后，698年，乞乞仲象和大祚荣在高句丽故地建立起震国（国名源于唐朝所策封的“震国公”）并占据了原高句丽的大部分国土。乞乞仲象去世后，713年，震国接受唐的策封改名为渤海国。韩国人在19世纪以前一直不认为渤海国是韩国古代国家。但由于韩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为扩大本民族古代疆土的范围，渤海国被韩国主流历史界划入韩国史。

10世纪初，弓裔为反新罗建立摩震国，韩国近代史家，把这段历史称为后高句丽。摩震国和后来取代新罗的高丽也都自称继承高句丽。但他们只是借用了高句丽的名称，与古高句丽并无实际联系。

2语言介绍

高句丽语言高句丽灭亡之后衰亡，作为一种语言已不存在。有美国学者通过对《三国史记》中地理志部分的地名词语分析，认为高句丽语与日语有着相近的渊源。而也有韩国学者根据中国资料的记载得出，高句丽语与扶余、沃沮、东濊、百济（统治阶层）的言语属于同系的结论，他们认为在中国东北部至朝鲜半岛形成了扶余语系。但这只是一种假设。有韩国人无视记载高句丽语特征的历史资料严重不足的事实，声称高句丽语与新罗语是同一种语言，只是在用字上略有不同。但这是没有充足的依据的看法。因为高句丽与新罗有着各自的形成史，他们在地理上的距离在今天看来虽不远，但在古代其距离足以形成极为不同的文化与语言。而高句丽与新罗文化中的近似部分相当程度是由于他们都从中原文化中学习甚多所造成的。

有中国学者则认为由于高句丽是一个集中了众多东北地区民族的边疆古国，所以高句丽人并未形成完全统一的语言，比如生活在高句丽统治下的靺鞨人所说的语言相比较于高句丽语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而高句丽在其鼎盛时期的七世纪初叶也曾统治过部分契丹人、奚人。根据古代史书记载，其境内更生活着相当数量的汉人。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七年“遣前刑部尚书沈叔安往册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仍将天尊像及道士往彼,为之讲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观听者数千人。”可以推断至少高句丽的上层与文化人士可以听懂汉语。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语言对于高句丽的历史归属并不具有重大的决定意义。我们希望韩国学者能冷静的面对历史的事实，那就是：即便是同一语源、同一种族的人们，经过历史的发展，也往往会形成多个不同的民族国家。比如，同以古拉丁语为语源的古代欧洲人形成了今天的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而同为日耳曼人，就曾演化出了斯堪的纳维亚民族、英格兰人、荷兰人、瑞士的德意志人、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南非的许多白人。所以，且不说高句丽的语言问题根本就是一个无法弄清楚的学术悬案。即使是在同语言、同种族的情况下，这些条件也都不是定义古代民族与今天特定民族专属继承关系的标准。高句丽在古代属于中华文明，所以中国对高句丽的历史继承是合理、合法的。而今天的朝鲜民族继承了一部分高句丽的土地与文物，也理所当然的对其有继承权。只是这种历史所

有权是两国所共同拥有的。　

3相关文化
【高句丽三足乌及壁画】

 

高句丽壁画高句丽人崇拜起源于中原的神物三足乌。把其当做最高权利的象征，要高于朝鲜龙和朝鲜凤。这与中原人有所不同。高句丽人对三足乌的这种崇拜在高句丽古墓壁画中有体现。高句丽古墓壁画有着丰富的内容，其中的四神崇拜、伏羲与女娲图、神农图、道家羽衣仙人图等均体现了中原对高句丽文化的全面影响。同时高句丽的射猎、战争壁画也体现了其作为一个边疆民族所具有的尚武好战特点，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图画在构图等方面与中原魏晋以来的古墓壁画并无重大区别。高句丽壁画是反映高句丽在文化上属于中华文明体系的铁证。

【高句丽中的文化】

高句丽人民以农业、渔猎为生，但农作物产量不多，使人民习惯节食。每年10月举行秋收祭典“东盟”，祭祀国祖神、隧穴神，其间人民饮酒歌舞庆祝。高句丽社会崇尚厚葬，以石为棺，加以金银等贵重陪葬物，外层多次封坟，砌成石冢。婚俗方面，高句丽行一夫一妻制，并允许男女以己意自由婚配，即所谓“有婚嫁，取男女相悦，即为之”。成婚后男方入住由女家准备的“婿屋”，待儿女长大，男方才可携妻儿返回男家。另外，社会对弟娶寡嫂、寡妇再嫁等事是容许的。炎帝曾三次出现在吉林省集安市的高句丽五号墓四号和五号壁画上，证明了高句丽也是炎黄后代。

4争论问题
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由于中国学术界对高句丽的历史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而将高句丽与三韩人王建公元918年建立的高丽王朝混淆，也正因此，使高句丽被不少中国学者误认为是韩国古代国家。

 

《高句丽历史研究》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者对高句丽历史研究的深入，中国史学界意识到了这一严重历史判断错误。为纠正这一错误，现在中国史学界已出版了大量有关高句丽的历史专著。如刘子敏先生的《高句丽历史研究》、耿铁华先生的《中国高句丽史》、马大正等先生的《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杨军先生的《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等等。

在中国史学界，“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王国，与位于现在韩半岛上的王氏高丽（建立于公元918年）是两个除了名称，在主体民族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区别的国家”的历史观点已成为共识。但是，韩国的学者对此持有异议。韩国历史学者多认为高句丽只属于本国历史与中国无关，他们认为高句丽人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曾建立了与古代中国平起平坐的大帝国。其代表著作有徐炳国所著的《高句丽帝国史》与申滢植所著的《高句丽史》。

由于韩国学者在解读完全由汉语写成的古代史料时具有一定的困难。因此，中韩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上的交流也有着一定的难度。朝韩历史学者的主要问题是对史料存在着为我所用而任意曲解的倾向。对于古代史书中能彰显高句丽“独立性”的历史素材就大加凸显，而对于能说明高句丽与中原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联系的史料就刻意忽视。应该指出，在韩半岛历史学者中，这一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的。而中国学者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则是“象牙塔主义”。满足于在小圈子内取得的成绩，没有动力和意愿主动向大众展示学界已有的高句丽历史研究成果，从而使很多不合理的有关高句丽的历史认识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应有的澄清，造成普通民众的历史认识错误。

中韩对高句丽历史认识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应该要求任何一方屈已从人。而应该本着真理越辩越明的观点加强交流，以争取早日解决这一学术上的分歧。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学术交流而非任何其他的途径来解决。

考察高句丽的历史就必须了解韩半岛国家与民族的形成时间。中国的学者们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国家是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的箕氏朝鲜，而韩、朝学者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是形成于公元前31世纪～公元前24世纪的檀君朝鲜，而朝鲜学者依据“檀君陵”出土的人骨，将此时间上推至公元前3018年）。

实际上，由于将神话中的“檀君”作为信史的历史研究方法本身所具有的虚妄性，朝、韩历史学家的主张是难以成立的。具体原因我们将在对“檀君”这一词条的解释中予以阐述。中国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是韩半岛上最初形成的国家，而这两个古国是属于中华古代封国的性质。也有中国学者在出版的《东亚史》一书中认为，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之前曾存在于韩半岛上的箕氏朝鲜、卫氏朝鲜、辰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更接近于邑落联盟体系。半岛上的百济与新罗以及其邻近的高句丽才是在这一地区最初形成的国家（均为在公元2、3世纪前后）。

高句丽在政权建立后虽然很早就有了王，但这个王，在早期与随时面临罢免甚至被杀的扶余人的王类似，不是真正的国家君主。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西汉时期的高句丽还是隶属于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的一个部族，由“高句丽令主其名籍”（《三国志》卷30《高句丽传》），而且从玄菟郡领取作为中国地方官应有的按品级的官服。高句丽政权的高官号“主簿”，正是中国县级官员的称号，也证明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地方政权而存在，是中国汉朝在东北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高句丽祠“灵星”，是因为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