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具体情况 火烧赵家楼鲜为人知的细节还原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的时候,北京各校爱国学生群情激愤,他们不仅举行了游行示威,还在赵家楼放了一把火,从而拉开了五四运动的序幕。虽然火烧赵家楼事件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但一些细节问题依然充满争议。本文结合现今的一些资料和研究结果尽量为读者还原当时的情景。
  被堵在东交民巷西口的3000余名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在烈日下已经等了很久,“虽无厌倦之容,难免愤恨之态”。这是1919年5月4日的下午,学生游行队伍由天安门出东华门,行至东交民巷西口受阻。
  4月底,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新潮社、国民杂志社等学生团体纷纷召开会议,决定在5月7日,就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4周年纪念那天,举行示威大游行。然而,从巴黎不断传来的消息,已使学生们等不到这一天了。

  5月4日下午学生们齐聚天安门,两点半左右开始游行。他们挥舞着小旗,上面写着“还我青岛”“拒签和约”“抵制日货”“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向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进发。
  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有一位威武的山东青年扛着大旗走在最前面,不时带领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偶尔又暂缓脚步,与身边的几位同学低声交谈。他,便是游行总指挥、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
  东交民巷本是学生游行的目的地,学生们本想向美、英、法等国公使递交“说帖”,表明誓死收回山东权益的民意。不巧,5月4日这一天正好是星期日,各国公使都不在。后来,在北大就读的罗家伦等几位学生代表,只好将“说帖”留在了美国公使馆。
  接着,学生要求穿越使馆区游行,但捕房不让通过,说除非大总统同意才能入内。1901年,清政府被迫与八国联军签订了《辛丑和约》,规定这个地方为中国人不得随意通行的使馆区。于是,东交民巷成了“国中之国”。
  巡捕打电话与总统府交涉,往返磋商不得要领。此时,三千学生在狭窄的东交民巷西口已等了很长时间,他们变得懊恼而愤怒。忽然,人群中有人大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去!”
  曹汝霖在段祺瑞执政时曾任外交总长,当时任交通总长,曾参与向日本大借款,又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而陆宗舆、章宗祥同为“二十一条”谈判的当事者,此二人都曾留学日本,又都出任过驻日公使。因此,曹、章、陆三人一向被视为著名的亲日分子。
  学生决定改道向曹汝霖家去。在此紧要关头,负总指挥责任的傅斯年,担心发生意外,极力劝阻同学不要激动,不要去。但喧嚣愤怒的浪声,使年仅23岁的傅斯年无法控制局势,于是他便自举大旗率众前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
  打进曹宅
  游行大队退出东交民巷,掉转向北,沿户部街、东长安街,到东单牌楼和石大人胡同,浩浩荡荡,扬起一路灰尘。学生们高喊口号,散发事先印好的传单。传单主要是两份宣言,一份是文言的,一份是白话的。前者由当时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起草,后者则是到公使馆送“说帖”的学生代表罗家伦起草的。大约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到达了离外交部不远的曹汝霖住宅。
  曹宅位于赵家楼胡同,但其建筑并非楼房。根据曹汝霖本人的回忆,当时曹宅分为东西两个院落,西院是中式房屋(包括大门及门房),东院则是一排西式平房,曹住东院。
  当日中午,曹汝霖、章宗祥正应总统徐世昌之邀在总统府参加宴会。席间,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来电,说天安门外有学生手执白旗标语,为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诸位,请诸位暂留公府,不要回家。但曹、章二人并未重视这一劝告。
  下午3时许,曹、章回到赵家楼曹宅,警察厅派来三四十名警察守卫。不久,陆军部航空司长丁士源和一个叫中江丑吉的日本记者也来了。
  4点半左右,愤怒的学生到达曹宅,大叫“卖国贼!卖国贼!”许多学生都向窗口和墙头抛掷石头和白旗子。曹的父亲患半身不遂,这时正坐在廊下,由一婢一僮服侍。一块石头飞来,由婢女挡住,打在她的背上,曹的父亲未被掷中。
  学生要冲进曹宅,可大门已关。这时,有学生爬上一个不太高的围墙,打破窗口玻璃,跳进曹宅。然后陆续有学生进去,并从里面把大门打开。此后,大群学生涌进曹宅。
  打进曹宅后,学生满以为曹、章等人正在客厅开会,不料,客厅和书房都找不到人。激动的学生便把客厅、书房的花瓶瓷器等物捣毁在地。接着,学生又跑到曹的两个女儿的卧室,两女不在,就拆下铁床的柱子和零件,转到曹汝霖妻子的卧房。曹妻锁了房门,学生便用铁柱撞开房门,问曹在何处。曹妻答,他在总统府吃饭未归。学生便把所有镜框家具完全打碎,把首饰等物抛掷在地,用脚踩碎。
  随后他们又走到曹汝霖父亲的房里,打开橱门见有燕窝银耳之类,取出匣子摔了满地。曹父说,这都是人家送的,舍不得用,就送给你们好了,何必暴殄天物?但学生们还是践踏得粉碎而去。
  放火、殴人与“烈士”
  曹汝霖仓促间躲进一个小屋,章宗祥、丁士源和日本记者中江丑吉在仆人引导下躲进地下锅炉房。混乱中,学生没有发现曹汝霖藏身的箱子间,直到警察总监吴炳湘赶到,抓了学生,曹才从里面出来。
  其间,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取出随身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匡的这一举动被北大学生段锡朋发现,段阻止匡说:“我负不了责任!”段是北大的学生领袖,而北大又是学运中坚,因此,段和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一样,自认为是要对此次活动负责的。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
  当时,除了段锡朋以外,还有一些同学,特别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认为放火殴人是超出理性的行为,对此颇有非议。
  章宗祥等在锅炉房听到上面放火,即跑出来,向后门奔走。章身着礼服,学生们以为他就是曹汝霖,把他包围起来打了一顿,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便一哄而散。这时,中江丑吉和曹家的佣人,把章宗祥抬出去,停在一间杂货店里。忽然,群众中有人又叫“刚才并没有打错”,大家又去杂货店把章宗祥拖回曹宅继续打。
  此前,一些学生刚看过章宗祥的照片。北京高师5月3日晚开过一个会,议决用猛烈的方法惩戒曾经签字“二十一条”的当事者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当时有一位同盟会老同志曾秘密地将章宗祥的照片交给他们,因为曹、陆的相片在大栅栏等处的照相馆时常看见,而章则任驻日公使,面貌不甚熟悉。
  混乱中,学生看见起了火,又听见有人大叫“曹汝霖已经给打死了”,很多人可能害怕做得有些太过分了,纷纷散去。此后,军警前来捉人,32个学生被押去警察厅。
  章宗祥被警察送进同仁医院,此后两天没有大小便,医生说他命在旦夕。学生们担心,这一次有放火殴伤等重大情节,政府又抓了学生,如果用学生抵命怎么办?
  就在这个时候,北大有一位叫郭钦光的同学,刚巧死了。郭原本有肺病,在5月4日那一天,可能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去世。学生怕章宗祥同他们打官司,北大学生狄君武提议,大家定下一个策略,硬说郭钦光是5月4日那天被曹家仆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成了“五四”运动中唯一的“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上海还有一位女士当众痛哭郭烈士。
  “郭君那一天因为走路过多,身体过劳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确实的,这是我们应该同情他,但是把他造成‘五四’的烈士,全国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点滑稽。”罗家伦事后撰文如是说。
  万人诺诺,一士谔谔
  迫于压力,政府于5月7日上午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该校全体学生,在北大红楼前迎接被捕同学返校。北京高师被捕学生返校情景更为热烈。学生刚到校门口,就被欢迎的同学和邻近的居民围住。他们一下车,就给戴上大红花,把他们一个个抬起来,高高举起。
  就在大家为学生齐声喝彩的时候,正在北大任教的梁漱溟,给众人泼了一盆冷水,可谓万人诺诺,一士谔谔。
  梁漱溟在报上发表题为《论学生事件》的文章,他说:“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因此,他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学生去遵判服罪。”
  梁漱溟反对以“国民公意”或事物本身的正义性为借口,走上背离法治、任意采用非法手段的道路。让“五四”痛打“卖国贼”的学生接受法庭的审判,在当时被人们视之为冒天下大不韪的迂腐之见,反对梁漱溟的意见很快占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