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传统的观点一直宣称五四运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实际上，传统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容易被破坏的。和传统的东西的难舍难分其实可以说是五四运动自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导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传统的延续和反传统的较量一直存在。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断定，任何一种人类文化，都有它的持久性和独立性。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断裂与被改变，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必然要经历相当漫长的时期，并且要有相当的社会变革的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不可能对旧的文化和旧的传统造成破坏性的后果，其原因恰恰就在于它远不具备这样的时间和基础。盲目的破坏与改造，很大程度上连破坏者或改造者自身都无从适应。换言之，传统的东西并不那么容易被破坏，因为破坏者自己实际上往往就还是旧传统的背负者甚或继承者。而当传统依旧流淌在多数国人的血管里的时候，破坏者即使想不妥协，也很少可能。
以被胡适当年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为例。吴因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与礼教》、《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文章，倡言“非孝”，因而受到胡适的重视。但吴虞骨子里却是一个深受旧传统、旧文化影响的旧文人。仅举两例：
（1）旧礼法的影响根深蒂固。
吴虞在“五四”期间的1920年3月21日首次致函胡适，充分表现其人非新式人物也。函称：
适之先生道鉴：伏处西陲，钦仰高风久矣。顷接女桓来书，敬悉先生起居曼福，又承介绍女桓，且为担保，感荷无量，叩头叩头。……弟前做《说孝》一篇，此间颇多反对，甚至于卫戍司令部控告弟同孙少荆为过激党，真可笑矣。此篇曾经邮寄教正，不知到否。……《星期日》现改上弟编辑，先生如暇，敬乞赐稿一二，以光芜报，至感至盼。手此，即颂著祉。弟吴虞再拜
《新青年》倡导白话文已有两三年时间，鼓吹破除旧礼法也已多年，吴去信本为响应，但信之格式、语言全为旧派。不仅“道鉴”，还谦卑至极地满篇用些“伏处”、“钦仰”、“敬悉”、“敬乞”之类的用语，甚至还要“叩头”及“再拜”云云。再看看他的照片，仅从衣着上就一点也找不到他新派的影子。
（2）旧文化、旧伦理的影响如影相随。
查吴虞日记，我们发现他从1915年开始就不断买婢蓄妾，还挑三拣四，又要看嘴唇厚不厚，又要查有没有狐臭，买到后还不许回家探亲。1931年60岁，1939年年近70岁，还先后纳过两妾，都不过十六七岁。其做北大教授时一边写信调查妻子在老家是否规矩，一边自己出入妓院，喝花酒，争名妓，甚至把给妓女写的诗印成传单供妓院散发，还投稿到报上去发表。而对自己的妻女妾婢，却极为专制。如此之反孔“英雄”，实为那个时代新旧思想矛盾冲突的产物，时代之未到启蒙阶段，显而易见。
因为新时代之未到，故仅靠人为破坏或创造，也大都经不住环境的作用和传统的作用，改了也会变回来。仅以胡适为例，我们只要注意到其“五四”前后书信中称谓、用语及格式的变化，就不难看出传统与环境的影响在胡适的身上有多么大。如1907年他给年龄接近、但两人系叔侄辈的“发小儿”胡近仁去信，称谓是“近仁老叔大人尊前”，又是“老叔”，又是“大人”，还要“尊前”，内文谈及胡近仁均称“吾叔”，胡的话或文，甚至还要用“辱示”或“垂示”，信末还要“道安”并“顿道”，真可谓礼数周到，恭敬备至，极合传统礼法。但1914年胡留美后，其称谓就有了变化了。“大人”、“尊前”之类的没有了，变成了“近仁老叔足下”，内文中也不再太过讲究礼数了，不过“首”依旧要“顿”，谦卑之词也还在用，如“乞寄示”、“乞见示”之类，还是文言文写法。而等到他开始发起文学革命，开始猛攻旧礼教、旧礼法时，其信称谓之类的变化就更明显了。如1918年给胡近仁信，辈分的称谓不见了，仅直呼“近仁”，并加一“老友”以示亲热。落款也只剩下一个“适”字，只留了一个“上”以示尊重。到1920年，胡适干脆完全用白话文写信了，“老友”和什么“上”之类的，都不用了，变成直呼“老近”了。
然而，等到“五四”运动过后，特别是胡适在国内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交际越来越多之后，他逐渐又开始往回变了。如1928年以后再给胡近仁信时，我们就发现，他又重新开始注意两人之间的辈分了，又开始用“近仁老叔”的称谓，并重新在落款时写上一个“上”字，正文虽仍用白话，却不忘“赐”呀，“乞”呀的，分明是又很在乎礼数问题了。
事实上，“五四”后，为适应在中国的生存环境，胡适早已抛弃了“五四”期间曾经被他认为是最合理、最平等的种种西式的交际方法，又回归到传统的格式上来了。为了表示自己对对方的尊重，其信函中各种敬语不厌其烦，凡提及对方时甚至还会按照旧礼法换行或空格，提及自己时则一律以小字，并使用谦词以示尊卑之别。
除了尊从传统礼法与人交际外，我们从胡适“五四”前后的衣着变化也不难注意到其骨子里传统的影响既深且固。
从大量胡适生前的照片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在出国留学前一直如当时国人一般，着长袍或长袍马褂。到美国后，胡适很快适应了那里的环境，开始穿西装，打领带。但他1917年回北京大学任教后，我们就会注意到，留美回国，且主张再新派没有的他，却不像许多留欧美回来的教授，几乎从来不穿西装，而是始终身着长袍。只是当他1937年再度出国，和1938年就任驻美大使之后，我们才又看到在美国的他穿上西装了。而1946年他刚一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马上就又换上了象征着传统的长袍马褂。包括1948年在与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们集体合影时，几十位归国学子几乎一色的西装革履，他却依然是一袭长袍，坚持不穿西装。（参见左栏图）
综合胡适“五四”后生活和工作中处理新与旧及传统与现代关系时的种种做法，我们不难了解蒋介石何以对胡适颇多推崇了。蒋介石在1962年胡适去世时所送的挽联，可以说最准确不过地概括了胡适的这一特点。其联称：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
二、“五四”后传统延续与反传统的较量
“五四”以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像胡适这样思想新、伦理旧的人自然不在少数。尤其那个年代蒋介石国民党占据着统治的地位，除了早年通过“五四”接触了不少新思想以外，掌权后的蒋介石对“五四”向无好感。这种情况下，以蒋为首的国民政府自然不会按照“五四”当年的方向去改造中国社会。不仅如此，1934年蒋介石还以发动新生活运动为由，大力普及“礼义廉耻”的传统伦理思想教育，并再度通过提倡纪念孔子诞辰来号召社会尊孔。在其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他对传统的留恋和推崇的情绪，可以说表现得更加清晰和明确。
同样，我们也一样可以从蒋介石一生的着装上，清楚地看出蒋对传统的执着。从蒋的大量历史照片可以看出，蒋一生主要着装为三种形式，即军装、中山装、长袍。过程是早年长袍，以后主要着军装，50岁以后多着中山装，重要场合通常着中式长袍马褂。蒋显然视长袍马褂为礼服，并习惯以长袍为日常生活的便装，其重视此一服装的民族传统形式和象征意义的倾向，可谓一望而知。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里无法具体说明中国传统断裂的历史经过，但仍可以通过几张照片让大家了解新旧中国变化之大，由此也能够从一个侧面说明，1949年前尽管有过“五四”，中国基本上还处在一种旧传统的延续之中，其受西方影响之变固有之，但演变之速度相当缓慢。它与1949年之后所发生的变化相比，实难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