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政治诉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过一定的发展的，而且这种发展是有轨迹可寻的。那么，五四运动的发展轨迹是怎样的？它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呢？本文的笔者认为，五四运动转向的产生跟它的历史局限性有很大的关系。
有了这样一种判断，我们再来看“五四”为什么会中途转向，即何会有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就不难有新的发现了。
其实，“五四”发展轨迹的转变，并不仅仅发生在启蒙与救亡两点上。如同我前面所言，“五四”的发动者原本就是从救国之一点出发的，至于先救人，还是先救国，这原本只是一个经验总结和认识方法的问题，并不妨碍其救国的初衷。因此，我们考察“五四”言论思想行动的变化轨迹，理当注意到它至少有两条大的变动线索：即从救人到救国和从人权到民主。
救（大清）国——救种——救（中华民）国——救人——救国——救“省”
具体说来就是，从1840年以后，中国就已经存在着救国的问题了。只是，当时人们更多地还是从维系清王朝和大清国的角度出发，想的是如何拯救大清国问题。20世纪初开始，革命党日渐兴起，它们不再着眼于拯救大清国，反而是主张推翻大清国，另立汉人国家，因而提出所谓“救种”的问题，并为此而斗争。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建立，但因袁世凯上台，违背了革命党人的政治诉求，革命党人再度发动革命，力图挽救中华民国，因而再有救国之说。但革命党之新发动，并未能解决问题，反而被地方军阀势力所利用，形成南北对立和军阀割据局面，这才有了陈独秀等知识分子弃救国而倡人权和科学的举动。其所图在通过根本变革旧政治、旧文化、旧道德等等，达到变革社会，进而根本解决救国问题之目的。但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救国问题再度成为燃眉之急，通过一点一滴的社会与文化变革实现救人目标的做法，又被无形中搁置起来。不过，由于对以往种种失败的记忆和面对现实政治的无力感，1919年之后不久，不少地方知识分子就已经转向救“省”去了。那意思是说，要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谈何容易，不如先一个省一个省地自行改造起来。毛泽东等就首倡学瑞士的样子，在湖南建立“湖南共和国”，主张以后再通过分省自治或联省自治的办法，建立中华联邦来解决大中国的问题。
除了政治诉求的重点转移以外，“五四”期间政治思想讨论的重点，即从人权到民主的转移，实际上也有着它的复杂变化轨迹，并非仅仅局限在“人权”或“民主（民治）”问题的讨论上。实际上，无论是人权，还是民主，在整个“五四”期间，即从1915-1920年间，也从未理论上得到过深入的辨析与讨论。如果我们比较同一时期各种相关的讨论，甚至会发觉，涉及到劳动问题、阶级问题，特别是1919年以后涉及到各种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可能还远比人权、民主（民治）问题的讨论还要充分得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涉及到“五四”发生的历史局限性的问题了。
首先是内外刺激。从内部看，从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群情激愤；到1916年袁世凯称帝，举国嚣嚣；到1917年张勋复辟，千夫所指；再到1918年中日军事秘约事发，学生上街……国内舆论和民众没有一天安静过。从外部看，1917年两度俄国革命，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战胜，1919年巴黎和会，列强各国偏袒日本，损害中国权益，同样始终在激动和刺激着国人的神经。试想，在内外种种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接连不断地冲击着国人的这种条件和环境下，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如何能够理性地研究什么文化问题，如何能够置国家民族的种种危机于不顾，专心谋求个性的什么解放？
其次是中国自身历史条件的局限。简略言之，当时至少有下面几方面的历史局限：
比如，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的限制。这是因为，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作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孪生物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都是以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意、法资产阶级，或第三等级迅速开始在政治上崛起为前提的。而1915-1920年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尚未形成，对国家政权还处在严重依赖的状态，也因而尚未形成独立的阶级与意识。
又比如，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虽然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多数是个性解放的主张者，但是，传统的家国天下观在他们身上依旧印满了烙印。为救国而救人的变革初衷，其实也一样表现出家国一体，“转孝作忠”的传统思想的痕迹。
特别是留学生主导下的思想启蒙运动，本身就具有先天的不足。只要注意一下新文化运动发动者，即《新青年》杂志的编辑群体的学历，就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他们中人除胡适一人是留美先学农后改哲学学成归国外，其余当时只有留日的经历，且多数从不涉足政治理论研究。他们不仅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与训练，而且这个时候对欧美的了解也多只是来自于书本，对西方政治思想及其理论更只是一知半解。他们仅仅是因为有留学的经历，因而对新思想、新文化与新社会充满了热情与幻想。但他们多少有些盲目的除旧布新的努力，却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存在着明显脱节的情况。
除此之外，作为有效表现形式的文化载体及文化传统的匮乏，也有影响。比较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其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绘画、雕塑、戏剧、诗歌、小说等普及大众的文化载体起了极为重要的传播和宣传的作用。但“五四”期间，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利用的文化载体形式极其单调，除尚难形成气候的新诗和小说外，其余实在乏善可陈。因而，其影响力不能不深受局限。
我们在这里还应该注意到国民性格的影响。比较日本、印度等国，中国国民的性格较为急功近利是显而易见的。孙中山当年刚发动了一次失败的广州起义，流亡英国读了几部有关社会主义的书，就跑到位于比利时的第二国际总部，宣称中国虽然是一落后国家，但他所领导的革命一旦成功，将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政策，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孙中山“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在毛泽东身上也有类似的体现。政治领袖如此，普通国人（或曰汉人）其实也不例外。举个最容易明白的例子。1980年代初，我住的地方有一个路口的一个拐角处相关部门铺了草坪，并用铁栏围起，在铁栏外沿马路用水泥砖铺了一条要拐些弯的人行道。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许多行人并不沿着人行道拐那个弯，而是生生迈过铁栏从草坪切一条直线踩过去，没多久就硬是在绿油油的草地上踩出了一条寸草不生的黄泥路出来。本以为，这可能是一般民众的素质不高。不意，几年后，读葛剑雄的杂文，发现他在复旦大学里也有着同样的观察，学生们并不比普通市民的素质高到哪儿去。后来我到北大来工作，发现北大的情况也一样。二院门前偌大一片草坪，里面弯弯曲曲修了几条石子路，却还是有不少人一定要走捷径。因此生生从它的西北角到东北角，走出了一条光秃秃的土路来。其实，许多年来大家议论甚多的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像排队加塞儿、不等车上乘客下完便一拥而上先挤进去，过马路不等绿灯，包括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即办任何事都要走门路、找关系，等等，都是我们国民性格的一种反映。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从主张“一点一滴”地改造社会，到转而寻求一劳永逸的“根本解决”之法，并能够引起许多人的响应，也同样不是偶然的。
由上可知，1915-1920年间，完全没有理性地讨论人权问题的客观条件，且人权问题不是，也不可能真正成为多数国民迫切要求解决的共同问题。正因为如此，即使在留洋归国的知识分子中间，对人权问题的重要性也很难达成普遍的共识。实际上，究竟是人权重要还是国权重要，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在中国也仍旧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不难了解，包括对所谓人权问题的理解，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的讨论，也多只会着眼于妇女问题、贞洁问题和传统伦理，如孝道对青年的不合理压迫等。对人权的基本问题，即人人得享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反抗压迫权等，却极少能够有深入具体的理论阐述和研究。
既然讨论人权问题的紧迫性不可能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共识，那么，当国权问题迫在眉睫时，“外争国权”就自然会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而对政府及其政治的严重不满，也自然会引发人们对民主（民治）的向往。人权问题的讨论，很快转向民主（民治）问题的讨论，实属必然。
因为西方的政治民主根本是以对人权理念的认同为前提的，故对人权问题的价值及其意义，包括对人权的基本权利问题形不成真正的共识，所谓民主（民治）之类的主张，在当时也只能流于空谈。而巴黎和会上英美政府的表现，也在相当程度上大大减弱了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迷信感，这同样不可避免地会刺激他们努力另寻出路。
对民主政治的失望，显然便利了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种种新思潮的泛滥与流行。原本就相信中国的改造只能从社会改造做起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重新回到“社会改造”的思路上去，几乎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俄国革命的意外成功，特别是它抗击列强压迫和干涉的惊人表现，自然会引起中国社会舆论和众多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走俄国人的路”，求一劳永逸的“根本解决”之道，也正切合了众多国人的梦想。
因此，我们对“五四”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作用，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如果我们把新文化运动看做是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那么就必须清楚地了解，它原本就是一个早产儿，其夭折实属必然。
第二，以1915-1920年前后中国内外事变频发，每每涉及到国家民族命运，尤其是1918年后国际上社会主义思潮汹涌激荡，大有取资本主义而代之之势，以国人性格，趋新逐浪，四面撒网，亦属必然。
第三，因为思想启蒙的条件不足，以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手段及形式极为欠缺，因此“五四”对传统文化的实际冲击力必定十分有限。且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本营当时仍在农村，而中国城乡发展极不平衡，新文化运动期间少数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充其量也只能在城市知识青年中发生一些作用，对城市一般民众的作用如何都值得怀疑，更不论其对农村的影响了。
第四，如果说“五四”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生过什么重大之影响，最值得重视的就是它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但第一，诚如毛泽东所言，中共的产生根本上是因为“俄国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非是因为中国发生了“五四”。历史文献证明，当年除陈独秀等人，还有好几拨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打出过“共产党”的旗号，并与莫斯科发生过关系，故即使没有“五四”，没有陈独秀，俄国人也一定会像他们这时在朝鲜和日本所做的那样，去推动张独秀或李独秀创建出一个共产党出来。或者换言之，只要有了俄国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共产党在中国的诞生只是迟早的事。因此，“五四”与中共的产生，二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第二，即使有了中共，在“五四”之后到1949年以前的20多年间，中国政治及其中国社会，整体上也并没有激进化起来。换言之，“五四”与中国传统的破坏和所谓“激进主义”的流行，二者间也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