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的历程

　　金田起义

　　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洪秀全偕冯云山在广西传教，秘密进行反清活动。1850年夏，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号召各地拜上帝会众到桂平金田村“团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集2万余人在广西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与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组成领导核心。清廷闻讯，调集兵力进行“围剿”。

　　永安建制

　　太平军向东南发展受阻后转至武宣。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自称“天王”，并分封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5月16日由东乡突围北上象州，因遭清军堵截，折回金田地区，被包围。9月下旬，突围北上攻占永安（蒙山），粉碎清军围攻。太平军在永安一面抗击清军进攻，一面进行军政建设。12月，天王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

　　突围北上

　　1852年4月5日，太平军自永安突围，攻桂林不下，转攻全州，冯云山中炮身亡。后折入湖南道州（道县），在此整顿队伍，增修战具；制备军火，并作出“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战略决策。8月10日，弃道州东进，占郴州，建立“土营”。9月攻长沙，萧朝贵阵亡。12月占岳州（岳阳），建立水营。

　　1853年1月攻下武昌，震动清廷。2月9日，洪秀全等率领号称50万众、船1万余艘，夹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势如破竹。3月19日占领江南重镇江宁（南京），定为都城，改称天京。旋派军两支攻占镇江、扬州，与天京形成犄角之势。

　　定都天京

　　太平军攻占江宁后不久，清军即赶来堵截。钦差大臣向荣率万余人在天京城东建立江南大营，阻扼太平军东出苏、常；钦差大臣琦善率万余人在扬州外围建立江北大营，遏止太平军北上中原。同时拟南北配合，伺机夺占天京。洪秀全、杨秀清决定固守天京，同时派兵北伐京师，西征长江中游。

　　出师北伐

　　1853年5月13日，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率领2万余人由浦口出发，奉命“师行间道，疾取燕都”。太平军经安徽、河南、山西、直隶（河北）长驱北上，于1853年10月29日进抵天津西南的静海、独流镇，驻守待援。清廷震惊，以胜保为钦差大臣，后又任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会同胜保“进剿”。

　　北伐军陷于清军重兵包围之中，时值隆冬，军资缺乏，援军不至，处境日艰，被迫于1854年2月5日突围南走束城，旋又至阜城。清军紧追不舍，北伐军再度被围。洪秀全、杨秀清得知北伐军抵达天津附近时，才考虑派军增援。

　　1854年2月4日，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冬官副丞相许宗扬等统率北伐援军7500人，从安庆出发，经皖北、苏北，直入山东。4月12日克临清，旋遭胜保部围攻，27日在南退途中溃散覆灭。5月天京再组援军未果，北伐军遂陷于孤军作战。林凤祥、李开芳得知援军北上，于5月5日由阜城突围东走，占领东光县连镇。为分敌兵势，迎接援军，李开芳率千余骑于28日突围南下，占据山东高唐，获悉北伐援军已败，乃筑垒固守。北伐军兵分两地，势更孤单。

　　1855年3月7日，连镇被僧格林沁攻陷，林凤祥被俘。僧格林沁旋南下会胜保军猛攻高唐。李开芳突围南走茌平县冯官屯。5月31日，冯官屯在僧格林沁引水浸灌下失守，李开芳被俘。北伐军将士英勇善战，但由于战略上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终致全军覆没。

　　领军西征

　　在北伐的同时，1853年6月3日，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率战船千余艘，步军两三万人，由天京溯江而上，开始西征。意欲夺取皖赣，进图湘鄂，控制安庆、九江、武汉等军事要地，以屏蔽天京。10日西征军占领安庆，旋进围南昌，攻城80日未下，撤围北返。

　　石达开至安庆主持西征战事，集中兵力进攻皖北，于1854年1月14日攻克庐州（合肥）。继率师西攻，于黄州堵城大败清军，乘胜再占汉口、汉阳，进围武昌。同时分军两支向鄂北、湖南进军。与曾国藩所率湘军战于岳州、湘潭和靖港，失利退出。湘军乘势陷武汉，并突破太平军田家镇、半壁山防线；

　　1855年1月，兵锋直逼九江。为阻遏湘军攻势，石达开率军驰援，于湖口、九江大败湘军水师，一举扭转不利战局。旋乘胜反攻，再克武汉三镇。清廷为挽救败局，调集兵力围攻武汉，西征军与湘军在武汉周围激烈争夺。

　　1855年10月上旬，曾国藩自江西遣军援鄂，武汉形势危急。石达开又率部西上，败湘军于咸宁、崇阳，并乘虚挺进江西，连占7府40余县，困曾国藩于南昌，西征军事达到巅峰。

　　1856年3月，石达开奉命率主力回救天京，西征作战结束，基本实现预定战略目标。自太平军北伐、西征后，天京一直处于清军江南、江北大营的包围之中。

　　1853年12月，太平军弃守扬州，江北仅占瓜洲。1854年夏，清军自广东调“红单船”50艘驶抵天京江面，天京上下游交通受阻。

　　1855年8月，芜湖失守，镇江危急，天京外围的军事形势日趋严重。是年底，洪秀全、杨秀清决定从西征战场调兵回救。

　　1856年2月，燕王秦日纲率数万人白天京援镇江，北渡瓜洲，4月攻破江北大营，重占扬州，旋又南渡，连破镇江外围清军营垒后撤回天京。时石达开率部从江西前线赶回，太平军兵力更厚，6月攻破江南大营。向荣败走丹阳，不久忧愤而死。至此，天京的威胁基本解除。

　　天京事变

　　1856年8月，杨秀清居功自傲，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石达开回京相救。9月初，杨秀清及其部属数万人被韦昌辉残杀。

　　不久，韦昌辉又被洪秀全处死。合朝文武迎石达开到京辅政。石达开因遭洪秀全疑忌，于1857年5月负气出走，率数万将士脱离天朝，独立作战。虽继续反清，但远离根据地，于1863年6月在四川大渡河畔覆灭。

　　经此“内讧”，太平天国受到极大损害，军事形势不断恶化，武汉、九江相继失守，湖北、江西根据地大部丢失，只有安徽战场控制地区略有扩大。从此，太平天国开始衰败！

　　防御战

　　此时，在太平天国影响下，全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处于高潮，加之洪秀全起用李秀成、陈玉成等一批年轻将领，才使军事形势没有发展到恶化的地步。

　　1858年初，清军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再次围攻天京。为解京围，后军主将李秀成请命出京，与前军主将陈玉成在安徽枞阳举行会议，确定作战方略。

　　会后，陈玉成率部首先攻占庐州，后南下会李秀成部，于1858年9月27日攻破位于浦口的江北大营。此时，湘军自湖北两路东犯，南围安庆，北攻庐州。湘军悍将李续宾率5000之众于11月3日进抵庐州南面的三河镇，陈玉成得报，约李秀成等部先后赴援，在三河外围全歼李续宾部，并乘势收复舒城、桐城等地，迫使进围安庆的湘军撤回湖北。

　　1860年初，江南大营再次合围天京。忠王李秀成与干洪仁玕商定采取“围魏救赵”之策，解救京围。2月10日，李秀成率2万余人经皖南入浙，攻占杭州，诱使江南大营分军往救。俟清军援兵抵杭，即弃城昼夜兼程北返。4月下旬，各路太平军进抵天京外围。5月2日，再破江南大营。旋乘胜东征，连占句容、丹阳、常州，6月2日占领苏州。接着进军上海，因内应被破坏，又遭英法侵略军阻击，未能得手。正当太平军进攻上海之际，清两江总督曾国藩、湖北巡抚胡林翼督率湘军水陆师5万余人东下进围安庆。9月，洪秀全调集大军，西上救援。陈玉成率军走江北，李秀成率军走江南，约定次年4月“合取”湖北，迫使湘军回救，以解安庆之围。

　　1861年3月，陈玉成占领湖北黄州，由于受到英国侵略者恐吓阻挠，停攻武汉，4月下旬返回安徽。李秀成部迟至6月才抵武昌外围，得知陈玉成部先回安徽，也东返浙江。“合取湖北”计划彻底落空。此后，洪秀全增调兵力，三次强攻围困安庆之敌，均为湘军所败。9月5日，安庆被湘军攻陷。陈玉成坐守庐州，束手无策。

　　1862年初，派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赴河南、陕西招兵，皖北兵力更加单薄。李秀成率部再次进军上海，因英法侵略军与清军联合抵抗，未能得手.4月至5月间，署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6500人自安庆分抵上海，东线军事形势日渐严峻。5月，荆州将军多隆阿率清军来攻，陈玉成弃城走寿州，为团练头子苗沛霖诱擒，解送清营遇害。天京西部防线瓦解，东南方面却有所发展，太平军于年底攻占杭州及浙江大部地区。

　　1862年3月下旬，湘军水陆师2万余人从安庆沿江东下，5月底直抵天京城郊。洪秀全急令在上海前线督战的李秀成火速回援。9月，李秀成等“十三王”统率10余万人自苏州等地回救，急攻40余日，未能取胜。

　　不久，洪秀全又责令李秀成率部“进北救南”，企图取道江北西入湖北，迫使围城湘军回救。李秀成部在西进途中遭湘军节节阻击，进至安徽六安被迫折返，途中又遭湘军拦截，损失精锐数万。

　　与此同时，李鸿章淮军在“常胜军”支持下，由上海西进，于1863年12月攻陷苏州、无锡，兵锋直逼常州。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部自江西攻浙江，于1864年3月攻陷杭州，并基本占领浙江全省。曾国荃部湘军则逐一攻占天京城外要点，对天京形成合围。苏州陷落后，李秀成自前线返回天京，建议“让城别走”，遭洪秀全拒绝，乃布置死守。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

　　丧失斗志和指挥失误

　　过早建都丧失锐气。太平军攻克南京后杨秀清率文武百官迎洪秀全入城。遂决定建都于南京，并改南京为天京。在太平军攻占武昌时，就存在着去向问题，北进河南则威胁清京，东下金陵则有可能形成割据局面。如今太平军已顺利攻占南京，同样又存在着去向问题。如果以南京为根据地，然后向北发兵，把战略重点放在推翻清王朝上，这样的话，太平军就应集中精锐部队及最有权威的将领进入河南、河北、山东，兵锋直指清廷，这当是太平军攻占南京的战略抉择之一。如果过早在南京建都，太平军必然以保卫天京的安全为目的来部署一切兵力，革命的进攻阶段就会停顿下来，锐气就会减退。因此，在南京建都实在是犯了兵家之大忌。而这却是出自洪秀全、杨秀清的意愿。太平军离开广西之后，便有“取金陵为本”之议。杨秀清认为只要占领了南京，即使成不了事，也可占领黄河以南。洪秀全则多次称南京为“小天堂”，把“小天堂”作为奋斗的目标。在建都问题上，洪、杨都有偏安和及早享受的思想。

　　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农民阶级有先天局限。太平天国起义带有旧式农民战争的烙印。农民阶级的分散性、守旧性，以及眼光短浅等毛病，在太平军中都有突出表现。许多太平军将士参加革命都是出于生活所迫，希望改变贫穷落后的经济地位。用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的话说，当时太平军将领号召“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可以“同家食饭”。这和旧式农民起义者的动机是一致的。许多太平军将士在参加革命队伍时，就是抱着当将军、当丞相、当夫人的目的来的。太平军将领也用这些来鼓动士兵英勇作战。如洪秀全在永安突围时，号召“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因为这样做了，就能“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这样的许愿在杨秀清发布的布告中也出现过。为了达到这些不太清晰的目标，他们作战非常勇敢，作出很大的牺牲。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但最终总是归于失败，这是历史的规律，也是历史的局限。

　　正是因为这样，历史上再高明的农民领袖也只能按照封建国家的轨道行事。洪秀全本来是要建立一个新朝代新国家，但在永安封王时连一个合适的名称也找不到，只好“姑从凡间歪例”，把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都封王，称为王爷，并相应地制订《太平礼制》来规定各级官员的尊卑和特权。洪秀全还在《天父诗》中公开宣扬封建道德中的三纲五常，说什么“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臣错无主错”。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政权形式一经沿着封建政权的轨道走下去，性质就变了，领导人的思想就变了，对革命事业就失去了支撑的力量。

　　神权左右皇权导致核心矛盾。历代农民起义常有披着宗教外衣，即以神的意志和形式来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如张角以太平道为号召，朱元璋信奉白莲教等等。但当这些宗教组织演化成农民起义，特别是建立了农民政权，或农民起义领袖称王称帝之后，一般都放弃宗教组织，专心进行夺取政权或发展革命势力的斗争，如朱元璋称帝之后，立即取缔白莲教，禁止其活动。而洪秀全则在建都南京之后，仍然依赖拜上帝教，教权就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

　　天京事变后，由于原先的天兄代言人萧朝贵在长沙牺牲，天父代言人杨秀清又在事变中被韦昌辉所杀。所谓天父、天兄人格化本来就是个骗局，杨秀清被杀更是骗局的暴露，太平天国出现了空前的信仰危机。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宗教的第一句话就是谎话；宗教一开头向我们说明某种人的事物的时候，不就把这种事物说成某种超人的、神的事物吗？”洪秀全向教徒灌输的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而今天父代言人被人家袭杀时并没有显示出这些权能，人们自然不会和先前一样，虔诚地去信所谓的皇上帝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导致分散主义滋生，使太平天国一步一步走向低谷，难有回天之力。

　　腐败严重

　　腐败从根本上动摇了太平天国政权的根基。太平天国的腐败是和建都天京同时产生的。尽管洪秀全曾经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以强凌弱、尔虞我诈的公平世界，鼓吹凡天下男人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姊妹的平等思想，但他这些从西方基督教教义中捡来的货色，在洪秀全思想中没有深化，也没有消化。洪秀全很难把这些平等思想付诸实践，只能按照封建王朝的等级制度，即《太平礼制》所规定的等级来规定自己所应该享受的待遇和特权。

　　洪秀全、杨秀清占据南京以后，便以为可以立国，把享受和特权放在首要地位。洪秀全改两江总督府为天王府，尽其奢华营造天王府。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东王府也是穷极工巧，骋心悦目。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时，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就大造王府，广选后妃，洪秀全的后妃竟达88人之多。洪秀全、杨秀清住进王宫，作为农民领袖本是司空见惯的通病。问题是天王府不是当作指挥革命战争的中心，而是行使特权的神圣无比的宫殿。朝天门外大书曰：“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有诏方准进，否则雪中云。”而在木牌楼上则书有“天子万年”、“太平一统”。一个“止行”诏，洪秀全就把自己和众位大臣隔开了。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都不能随意出入天王府。昔日的兄弟今日的丞相们，临朝时，也只好站在朝门外列队，对洪秀全不能仰视，否则就有杀身之祸。洪秀全俨然已成为“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皇帝。

　　杨秀清是农民起义领袖有眼光的，不论是指挥战争，还是组织政府，他都有许多建树，为太平天国立下了不朽功勋。但是建都南京后，杨秀清的封建特权恶性膨胀。一到南京，他就建起了高大的王府，三年多的时间，从不出南京城一步，但在城里则为统治一切的全权主宰。所有军国大事仅与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等一二人计议，严重脱离群众，加之作风极度张扬，每次出门都盛陈仪仗，不知自忌，甚至用代“天父下凡”来惩罚洪秀全，最后更是发展到“逼封万岁”。为了显示特权，杨秀清还设立各种酷刑，如鞭打、枷杖、斩首、五马分尸等，连韦昌辉、秦日纲、黄玉昆等一些高级将领都被他杖责过。杨秀清的骄横，造成他和诸多朝臣的积怨，也导致洪秀全的不满，终于酿成了一场灾难——天京事变：杨秀清及其家属、部下和太平军精兵两万多人被韦昌辉滥杀。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回到天京，受到天京军民的热烈欢迎，满朝同举石达开提理政务。可洪秀全却对石达开大生疑忌，重用自己的兄弟安福二王，以牵制“翼王”，并有“阴图戕害之意”。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率20万精兵远离天京。经过天京事变、石达开出走，太平天国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虽经陈玉成、李秀成等后期太平天国名将的努力，军事上稍有起色，但终究缺乏回天之力，最后一步一步走向失败。

　　其他

　　比如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互相勾结起来，残酷镇压太平天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