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有一个知县，在当地发生灾荒时，未经请示，就将驿站公粮上千石发放给灾民。朱瞻基对他加以表扬：“如果拘守手续，层层申报，那老百姓早就饿死了。”他还继承了他父亲愿意接受意见的作风。他要求大学士杨溥尽力辅佐自己。杨溥叩首回答：“臣决不敢忘记报答陛下的恩情。”他嘱咐杨溥：“直接指出我的过错，就是对我的最好报答。”
正是由于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的作风较为开明，才有了被史家赞扬的“仁宣之治”。
朱高煦叛乱
朱高煦是朱棣的第二个儿子，“靖难”时立有战功，多次营救朱棣于危难之中。于是他恃功骄恣，凶悍不法，妄想篡夺太子之位。永乐二年（1404），高煦虽被封为汉王。后改封他地，朱高煦仍不肯前往，整日闷闷不乐，图谋不轨。洪熙元年（1425）六月，他曾企图伏击宣宗，结果失败。
宣德元年（1426）朱高煦趁北京地震之机，在乐安（今山东广饶东北）谋反，设立王军府、千哨，分官授职，并勾结英国公张辅作内应。宣宗在大学士杨荣的劝谏下御驾亲征朱高煦。宣宗率军出征，到达乐安城北，送诏书给朱高煦。朱高煦无力抵抗，只得举手投降，余党都被擒获。宣宗兵不血刃，大胜而还，改乐安为武定，将朱高煦软禁在西安门内的逍遥楼。参与谋反的王斌、朱恒及天津、山东各地的或被处死，或被发配边关。
8明朝中期
1435年明宣宗逝世，年仅九岁的朱祁镇即位，是为明英宗。在此后的80多年中，明朝经历了景帝、宪宗、孝宗、武宗等几任帝王，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出现了“弘治中兴”的繁荣局面；但英宗时期宦官王振擅权却为明代以后的政治生活留下了阴影，从英宗至明灭亡，明政府多次出现宦官专政的事例，成为明朝政治的一大特点。正统十四年（1449），明英宗受王振怂勈率兵亲征也先之侵扰，被俘于土木堡，这一事件成为明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
土木之变
宣德十年（1435）正月三日明宣宗朱瞻基逝世，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等拥朱祁镇为帝，即为英宗。这使仁宣时期政治较好的状况在正统初年仍然得以延续，“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纲纪未弛”。这时，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元老重臣仍在朝中发挥重大作用，他们尊宣宗遗嘱，协助太皇太后辅佐幼主，对稳定政局，保持“清明”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英宗即皇位时，太皇太后张氏（仁宗之后）将决断权交给内阁，委托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同心辅政，共商臣民奏章。宦官王振多次私自做决定，干预朝政。正统二年（1437）正月末，太皇太后欲诛王振，由于英宗及辅政五位大臣求情方免一死。此后，王振虽有收敛，但太皇太后及三杨死后，更加肆无忌惮，飞扬跋扈，开了明朝宦官干政之先河。
元末明初，蒙古分裂为三部，即兀良哈部、鞑靼部、瓦剌部。瓦剌经过长期发展，势力增强，瓦剌首领也先统一蒙古三部，并有吞并中国之心。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也先分东、西、中三路进攻中原，北疆告急。明英宗在王振怂恿下率兵亲征。由于仓猝出兵，军伍不整，粮饷不齐，军卒情绪低落。八月一日抵达大同，也先佯败，诱明军深入。王振因前方败报踵至，惊慌失措，挥军急退。归途中，王振为了炫耀乡里，不听大同总兵要英宗速入紫荆关的建议，反邀英宗至蔚州（河北蔚县），以访其家。十四日停驻在土木堡，被也先部队合围。明军无水可饮，陷入困境，英宗遣使请和。也先佯许，诱使明军移营出城，瓦剌军趁机四面围攻。明军仓猝间人马蹈藉，死者无数。明英宗突围不出，被俘。
北京保卫战
英宗被俘消息传来，京城混乱。廷臣为应急讦，合请皇太后立郕王朱祁钰即皇帝位。皇太后同意众议，但朱祁钰推让再三，此时有英宗使者到来，令朱祁钰即位。朱祁钰于九月六日登基，以次年为景泰元年，奉英宗为太上皇。瓦剌自俘虏明英宗，遂大举入侵中原。以送太上皇为名，令明朝各边关开启城门，趁机攻取城池。十月，攻陷白羊口、紫荆关、居庸关，直趋北京。
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六日，也先挟持英宗入犯北京，京城告急，北京保卫战开始。明景帝诏命各地诸王率兵入京，又命于谦全权负责守战之事。兵部侍郎于谦坚守京师，号召各地武装力量勤王救驾。随后，调通州仓库的粮食入京，并调河南、山东等地军队进京防卫。十三日，于谦派骑兵引诱也先，也先率数万众逼近德胜门。明朝伏兵趁机冲击，神机营火器齐发，败也先于城下。也先又转攻西直门，城上守军发箭炮反击，也先溃退。京师之围解除。
景泰元年（1450），也先又继续对明朝发动攻势，都被明朝军队挫败。军事上的失利导致也先进犯明朝的实力大大减弱，加上明朝又另立了皇帝，挟持英宗已失去了当初的意义。也先于是决定改变策略，送回英宗，与明朝议和。景泰元年（1450）八月十五日，英宗回到北京，做了太上皇。景帝为了防止英宗对自己产生不良影响，把迎回的哥哥送进南宫闲居，并派人专门守备南宫，不许群臣去朝见，也不许英宗和廷臣交往，以防止他们进行复辟活动。
南宫复辟
代宗朱祁钰身患重病，而太子朱见济已死，皇位继承问题引起了朝中大臣们的忧虑，新立皇太子又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武清侯石亨深知代宗病体难以康复，与同党太监曹吉祥、太常卿许彬、副都御史徐有贞等谋议拥立朱祁镇复位。正月十七日凌晨，石亨、徐有贞等以四方边警为借口，命手下带兵入城加强防备。随即前往南宫迎接朱祈镇至奉天殿升帝座，徐有贞向等待上朝的大臣们宣告太上皇已复位。朱祁镇命徐有贞掌管机务，次日加封为兵部尚书，将于谦、王文等逮捕入狱，后来又予以杀害。二十一日，明英宗宣布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封石亨为忠国公。朱祁镇复辟帝位遂告成功。此事件在历史上又称“夺门之变”。
曹石之变
英宗重登皇帝位后，一边大肆杀戮，罢黜朱祁钰任用的文武官员，一边又积极封赏参加这次政变的主要人物。奖赏石亨，徐有贞，曹吉祥，总督三大营。不久，石、曹二人排挤徐有贞，将他谪戍到云南，从此大权独揽，飞扬跋扈，权倾朝野。他们的嚣张也令英宗不满。天顺三年（1459）七月，英宗对石亨、石彪内外掌握兵权深感不安，下令召石彪回京。石彪不肯从命，令千户杨斌等50人出面奏保，乞令石彪镇守大同，这进一步引起了英宗的怀疑，下令逮捕了杨斌，经拷讯得知是受石彪的指使，英宗便立即令石彪“疾驰入京”，八月，下锦衣卫狱，不久石亨也被关进了监狱。第二年（1460）二月，石亨的死使曹吉祥、曹钦等人惊恐万分，于是加紧了篡夺政权的活动。英宗得知后，立即逮捕了曹吉祥，并派兵剪灭其党羽。曹吉祥于3天后被凌迟处死，一场蓄谋已久的叛乱被平息了。
宪宗时期
天顺八年（1464）正月七日，38岁的明英宗朱祁镇去世。天顺八年正月二十一日，长子朱见深登基正式即帝位，大赦天下，以翌年为成化元年。宪宗后期好游逸，溺女色，信用宦官，国政日坏，国库空虚。
宪宗即位，命廷臣议上两宫尊号。中宫夏时承周贵妃旨意说：“钱皇后久病，不当称太后。而贵妃是皇上的生母，宜以宣德间故事行。”阁臣李贤、彭时持不可，力言说：“今日事与宣德时不同。胡后上表让位，故正统初不加尊号。今钱后名分固在，安得为此？”彭时说：“先帝（英宗）健在时曾行，今谁敢革！朝廷之所以服天下，关键在正纲常。不正纲常、不正礼制，有损圣德。人臣阿谀顺从，是万世罪人。李贤亦极言之，议遂定，将上册宝。”彭时又说：“两宫同称则无差别，钱皇后宜加二字以便称谓。”遂于天顺八年（1464）三月一日，尊英宗钱皇后为慈懿皇太后，贵妃周氏为皇太后。议上两宫尊号之争始结。
明朝中期，土地兼并剧烈，加上连年的饥荒及苛重的赋役，流民渐多。湖广荆襄地区比较富庶，是流民集中地，明廷曾派重兵围剿，试图阻止流民进入，但未能如愿。到成化初，入山垦荒开矿者已达150多万人。
成化元年（1465）三月，在刘通、石龙与冯子龙等人的领导下，流民在房县大石厅立黄旗起义，集众占据了梅溪寺，刘通称汉王，国号汉，建元德胜，设将军、元帅等职。次年三月在大市与明军相遇，因寡不敌众，刘通被俘遇害。其部将及残兵在明军的进剿下，纷纷瓦解，起义失败。但明朝廷经过这次事件后制定了严厉的措施，强迫流民归乡，禁止流民进入郧阳地区。后又开设湖广郧阳府，在该地置湖广行都司和卫所，专门抚治流民。
成化十三年（1477）正月，宪宗为进一步加强特务统治，又设立了一个西厂，由大太监汪直任提督。西厂缇骑倍于东厂，声势在锦衣卫之上。汪直用锦衣卫屡兴大狱，三品以下的京官大臣，汪直都可以擅自抄家逮问。虽因多名大臣弹劾而一度解散，但不久之后即又恢复，而且气焰更加嚣张。当时，从京师到大江南北，西厂的校尉无所不在，大至军政要事，小至民间斗鸡骂狗等事，无不奏闻，弄得民心惶惶，官商不安。到了成化十八年（1482）三月，宪宗以东西两厂不宜并立为由，关闭了西厂。但东厂仍在，厂祸一直未能停息。
弘治中兴
1487年明宪宗去世，其子朱祐樘继位，即明孝宗，年号弘治。明孝宗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得自明英宗以来的陋习得以去除，被誉为“中兴之令主”。明孝宗先是将明宪宗时期留下的一批奸佞冗官尽数罢去，逮捕治罪。并选贤举能，将能臣委以重任。
明孝宗勤于政事，每日两次视朝。明孝宗对宦官严加节制，弘治十三年（1500）二月，明孝宗听从给事中杨廉的建议，更定刑部条例。明朝立法创制都在朱元璋时代。洪武、永乐年间定下制度，司法部门断案，必须依律拟议，不许妄引条例。孝宗对繁琐的条例进行重新修订，选择便于操作执行的条例计290余条，与律同时施行。在整个弘治时期，廷杖、诏狱等惨酷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而东厂、锦衣卫的横行不法也有所收敛。
明孝宗力行节俭，不大兴土木，减免税赋。明孝宗的励精图治，使得弘治时期成为明朝中期以来形势最好的时期，明史也称明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在其治理下，弘治一朝期间政治清明，百姓富裕。被称为弘治中兴。
9正德与嘉靖时期
正德和嘉靖年间是明朝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明王朝在历史的轨道上继续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也进一步激化。长时间的稳定带来的是政治上的僵化与腐败，但是也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蓬勃发展创造了契机，这段时期是大明帝国最为繁荣的时期，然而一片繁荣的背后，巨大的危机已经孕育。
正德年间
1505年明孝宗去世，其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年号正德。
明武宗即位后，宠信宦官，亲近佞臣，耽于游乐。宁王朱宸濠伺机夺取皇位。朱宸濠妄信术士谗言勾结武宗身边权势宦官和宠臣，恢复了以前被削夺的护卫军队。又极力向明武宗献媚，企图让自己的儿子入继为嗣君。
正德十四年（1519），御史萧淮上奏揭发朱宸濠不法之事，请求早做处置，以防后患。明武宗即派员前往南昌，准备收其护卫，令其归还所夺官民田。朱宸濠闻讯后，于六月十四日发动武装叛乱。汀赣巡抚副都御史王守仁急檄各府州县，派兵会剿，一举攻下南昌。朱宸濠急从安庆回援，两军会战于黄家渡，朱宸濠大败被俘。朱宸濠从起兵到被俘，前后仅43天。明武宗为达南巡游玩目的，自号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率师亲征。次年闰八月，明武宗在南京举行“受俘”仪式，然后北返。十二月于通州将朱宸濠处死。
武宗南巡，又称正德南巡之争，正德十四年（1519）农历三月的一起政治事件。明武宗在江彬的唆使下诏南巡，遭到明朝百官的集体反对，最终以一百余位官员受刑或贬迁，明武宗收回成命而告终。1519年六月，宁王朱宸濠叛乱，史称“宸濠之乱”。虽然佥都御史王守仁在七月底即平定叛乱，武宗仍然隐瞒战功，而自封“镇国公”以平乱为由，于公元1519年八月开始南巡。
嘉靖年间
明武宗驾崩后，明孝宗之侄朱厚熜入嗣大统，是为明世宗。登基前后，因时任内阁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权臣引宋濮安事强令世宗皇帝尊亲生父母为皇叔父母，引起明世宗的反感，是为大礼议之争。
明世宗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后，统治阶级内部在皇统问题上的政治论争。“始而争考﹑争帝﹑争皇，继而争庙及路，终而争庙谒及乐舞。”斗争的焦点是如何确定世宗生父朱祐杬的尊号。
实质是世宗通过议礼之争，打击杨廷和等先朝阁臣和言官，确立和巩固自身的统治，推行新政。这一事件以世宗一方胜利结束，不仅对嘉靖年间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对整个大明王朝的言官体系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大礼议后，世宗日渐腐化，滥用民力大事兴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每年不断修设斋醮，造成巨大的靡费。
嘉靖年间，明世宗朱厚熜宠信方士，烧炼丹药，命礼部以“博求淑女，为子嗣计”为名，在京师内外广选8岁至14岁女子入宫淫乐。一部分遭受虐待的宫女极为怨恨，遂起杀死明世宗的念头。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二十一日凌晨，以杨金英为首的16名宫女，乘明世宗熟睡于乾清宫时企图把他勒死。由于误将绳子打了死结，无法勒紧。宫女张金莲见事不济，急忙报告皇后。皇后赶到乾清宫后急忙解开绳子。并令领太医院事之许绅下药救治明世宗。16名宫女全部被擒，经审讯认为宁嫔王氏是主谋，端妃曹氏亦参预其事。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明世宗将有关人员全部处死。由于嘉靖二十一年是壬寅年，史称“壬寅宫变”。明世宗遇变幸免于死，在朝天宫建醮7日。事发次日，明世宗移居西苑万寿宫，从此不再回大内，20多年不临朝听政，却日夜祷祀，妄求长生。
严嵩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任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兼礼部尚书。他一味献媚明世宗，窃权夺利，诛杀异已。严嵩擅长撰写一些焚化祭天的“青词”，因而受到皇帝的宠幸。他勾结道士陶仲文进谗言，排挤首辅夏言。因恨翟銮资历在其上，嘉靖二十三年（1544）八月暗令言官弹劾翟銮父子在考进士时作弊，至翟銮被削职为民。九月，严嵩升任首辅，大权独揽，被称为“青词宰相”。他年过花甲，整天在西苑值庐，未曾一归洗沐，明世宗称赞其勤奋，更加信任他。严嵩以儿子严世番和义子赵文华为爪牙，拉拢锦衣卫都指挥陆炳，操纵朝政十余年，权倾朝野，为所欲为，弄得政治极为黑暗，边防松弛不堪。
明世宗时期吏治败坏，爆发多起农民起义，如：山东矿工起义、陈卿起义、蔡伯贯起义、浙赣矿工起义、李亚元起义、赖清规起义，边事废弛，1524年以后爆发多起大同兵变，1535年爆发辽东兵变，1560年爆发振武营兵变。
嘉靖年间，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加以东南沿海工商业发展，一些富商和海盗商人如王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劫掠，致使倭患愈演愈烈，祸殃沿海，危及漕运。及至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浙江巡抚朱纨因抗倭反遭诬陷革职，倭寇之患日烈。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起，倭寇连年掠劫东南沿海，生灵涂炭。明政府腐败无能，军备不修，对倭患束手无策。戚继光与俞大猷平定浙闽粤等地的倭寇。
从嘉靖二十年（1541）开始，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屡次入侵明边境，给明朝边疆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嘉靖二十年（1541）九月，俺答汗偕兄长吉囊率鞑靼兵入侵山西。翌年闰五月，俺答汗愿意明朝修复关系，派使节石天爵与明朝协商，但是大同巡抚龙大将石天爵磔杀于市，传首九边，而且还悬赏“擒杀”俺答汗。俺答汗闻讯大怒，在同年夏六月纠合蒙古各部以及大同叛将高怀智等各率兵数万，经朔州，破雁关，分掠沁州、汾州等地。至七月，俺答汗率部在边境烧杀抢掠，又杀死明军副总兵张世忠等多人。自此，终世宗一代俺答汗一直为祸北边，成为明朝一个心腹大患。
后来山西兵部侍郎曾铣建议嘉靖皇帝收复河套地区，嘉靖本来支持此举，但是内阁辅臣夏言不遗余力地助成曾铣之说。然而生性多疑的世宗对夏言与曾铣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怀疑，从而对出兵河套的信心产生了动摇。嘉靖二十七年（1548）嘉靖在严嵩的挑唆下处死曾铣，夏言也被弃市。自是，“后竟无一人议河套者”。
嘉靖二十九年（1550）七月，鞑靼部俺答汗聚众大举南犯大同。明军应对失措全线崩溃，俺答汗旋即统大军直趋通州，分兵剽掠昌平，进犯天寿山诸皇陵。京师宣布戒严。严嵩害怕出战失利，戒令诸将不要轻举妄动。俺答汗兵剽掠大量金银财物、牲口和人口后由白羊口（今北京延庆西南）从容出塞。由于这一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充分暴露了严嵩当权误国和明政府的腐败无能。
10改革与中兴
穆宗即位后宣布免除嘉靖朝一切弊政，一时朝野士民都寄希望于新君，企望穆宗能有所作为。但是，好景不长，穆宗便宠用太监滕祥、孟冲、陈洪等。在群小诱惑下，穆宗挥霍无度，纵情声色，大部分时间都在后宫消磨，有时就不上朝，不见大臣。穆宗在位期间，虽然喜好逸乐，但是，他也能任用才干大臣，因此他应算“中主”，即“中材之主”。穆宗的统治从总体上看，没有加剧嘉靖末年的社会危机，甚至有所缓和，而他中年逝世，留下幼子继承，这便给有才干的内阁大臣进一步施展治国谋略提供了更好的机会。因此，接下来的朝政局，乃是明朝历史上很值得称道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