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军在广州休整之后，即决定北伐。黄巢向全国发布檄文，揭露了唐朝宦官专权、官吏贪暴、纲纪败坏、科举失才等弊政，提出了“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的政治主张。879年十月，黄巢率大军自桂林顺湘江乘船北上，连下永州（湖南零陵）和衡州（衡阳），很快攻下了湖南重镇潭州，歼灭唐军十万，李系逃跑。起义军号称五十万，乘胜进攻江陵。起义军在荆门受阻，损失甚重，不得不改变路线，渡江东走，转战于江西、安徽、浙江等地，队伍又迅速扩充到二十几万人。 880年（广明元年）七月，起义军自采石渡过长江，攻下和州（安徽和县），渡过淮河，进入两淮地区，沿途农民踊跃参加起义军，起义队伍速度扩大到六十万人。于是，起义军兵临东都洛阳。黄巢称“天补大将军”，向唐节度使发布文告，把打击的主要锋芒指向以僖宗为首的唐最高统治者，以减轻阻力。唐朝东都留守刘允章遂率领文武官投降。

　　起义军自洛阳继续向潼关进军。十二月初，起义军的先头部队抵达潼关，“白旗满野，不见其际”。在没有经过大战的情况下，唐军全部溃逃。起义军入关，飞速向长安进军。 潼关被起义军占领的消息传到长安之后，唐王朝立即陷入一片混乱，宰相卢携自杀，官员们也纷纷窜匿。僖宗在宦官田令孜的护卫下，仓惶南逃。十二月五日，起义军先头部队进入长安，不久，黄巢亲率大军进入长安，“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

　　880年十二月十三日，起义军正式建立农民政权，国号“大齐”。黄巢称皇帝，年号为“金统”。以尚让、赵璋等为宰相，孟楷、盖洪为左右军中尉，朱温、张言、李逵等为诸卫大将军、四面游奕使，皮日休等为翰林学士。 起义军自878年三月渡江南下，至880年十二月打下长安建立大齐农民政权，共两年十个月，这是起义军发展极盛的时期。

　　3.起义军的力量衰弱

　　农民起义军建立大齐政权后，黄巢等领导人满足于既得的胜利成果，麻痹轻敌，没有派劲旅追歼唐王朝的残余力量。因此，唐中央得以重新站稳脚跟，向各地节度使发号施令来围攻起义军。其次，起义军渡江北上后，已有了建立根据地的良好条件，但起义军领导人只注意流动作战，招降纳叛，连洛阳这样的要地，也没有派重兵驻守。进入长安后，他们也没有乘唐政府分崩离析的大好形势，有计划地消灭关中的节度使势力，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这样，起义军逐渐由主动变为被动。

　　881年三月，僖宗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指挥各路大军进攻起义军。郑畋传檄各地节度使出兵围攻起义军，被起义军招降的节度使相继背叛，从四面包围长安城。

　　882年（中和二年）正月，僖宗又任命王铎为宰相，兼任诸道行营都统，统帅各路唐军包围长安。起义军号令所行，不出同（同州，陕西大荔县）、华（华州，陕西华县）。在唐军长期包围下，起义军的处境日益困难，粮食极为缺乏，不得不以树皮等物充饥。九月，起义军的同州防御使朱温叛交，投降唐朝。僖宗任命他为河中行营副招讨使，赐名“全忠”。

　　唐统治者看到光靠已有的军事力量，还不能把起义镇压下去，便请求沙陀贵族李克用协同镇压。十二月，李克用率领四万军队到达同州，唐任命他为东北面行营都统。朱温的叛变和李克用的参战，增强了唐王朝的力量。883年二月，起义军与三路唐军大战，结果起义军失利，伤亡数万人。

　　4.起义失败

　　黄巢在“兵数败，食复尽”的情况下，带领十五万起义军撤出长安，向河南退却。沙陀兵和唐军进入长安后大肆烧杀抢掠，造成“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的悲惨景象。五月，起义军退到河南，围攻蔡州（河南汝南），并分兵攻打河南、山东的数十个州县。攻陈州（河南淮阳）时，遇到唐军的顽强抵抗，陈州之役一直持续到884年（中和四年）三月，起义军前后围攻近三百天，仍没有攻下陈州。起义军长期胶着在陈州附近，失掉了转移到有利地区发展力量的大好时机，进一步陷于被动。

同年五月，起义军在中牟县北渡汴河时，突然遭到李克用的袭击，损失惨重。尚让等一部分农民军将领投降。黄巢带领千余人向山东撤退，六月，起义军被包围在瑕丘（山东兖州西），起义军终因寡不敌众，牺牲殆尽。黄巢至死不屈，最后在泰山狼虎谷自刎而死。

　　大起义的主力军虽然失败了，但黄巢余部的反抗并没有停止。黄巢的侄子黄浩带领七千农民起义军，坚持斗争达十六年之久。

　　黄巢大起义历史意义

　　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首先，起义军规模空前，人数达到六十多万人，南征北伐，横扫了大半个中国，唐军纷纷溃败，不少州县被攻破，许多官僚被惩处，使唐政府陷于土崩瓦解。唐朝腐朽统治的瓦解，为封建社会的发展减轻了阻力。

　　其次，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各地，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使阶级关系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残存的士族集团“丧亡且尽”。腐朽的士族终于被摧毁，成为历史的陈迹。农民起义军在政治上沉重地打击地主阶级的同时，也扫荡了地主阶级的田宅、财产。所谓“广侵田宅，滥渎货财”。如在诗人韦庄的《秦妇吟》里描写了洛阳附近一个拥有良田数百亩的地主，家产一半被农民军没收，另外的一半被唐军抢掠一空，这个地主只得四处流浪。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削弱，自耕农民的增多，土地高度集中和农民大量破产逃亡的状况有了某些缓和；同时，佃客的地位亦有某些改变。这就为五代和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三，农民起义军在战斗过程中，也打击了残暴的藩镇势力。如在880年（广明元年），农民起义军北伐时“所在雄藩，望风瓦解”，为后来的统一减少了某些阻力。

　　最后，在这次大起义的过程中，王仙芝、黄巢先后以“天补均平大将军”和“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的称号发布檄文，号召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推翻唐王朝的封建统治。像这样打出“均平”的旗号，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还是第一次。它说明农民斗争已不仅仅是反对封建暴政、徭役、赋税和人身隶属关系，而且逐渐明确了反对豪强兼并，要求平均财富的认识。这种平均思想的萌芽对宋代农民起义所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具有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