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暴政和反抗
1.土地兼并
统治的黑暗和残暴在唐朝后期政治极为腐败的情况下，土地兼并异常激烈。地主官僚的田庄遍布全国，大量农民破产失去土地。所谓：“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
两税法实行不久，由于钱重物轻和税额不断增加，农民所受的剥削日益加重。例如：由于钱重物轻，万钱原纳绢三匹，十五年后就必须纳绢六匹，人民的负担加重了一倍。在税额方面，两税法公布后的第三年（建中三年），每千钱加税二百文。而792年（贞元八年），剑南西川观察使韦皋，又奏请加征十分之二。
2.增加税额
唐末，随着地主阶级的日益腐朽，地方官任意增加税额的情况更趋严重。除了增加两税的剥削外，统治者还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把大量的苛捐杂税强加在人民头上。主要的有：盐、酒、茶、漆、竹、木、金、银、蔬菜、水果、木炭、食粮、布绢、牲畜等税。几乎无物不税，名目繁多，难以计数。
当时，在杂税中对人民生活影响最大的是盐税。德宗以后，盐价日增，百姓买不起盐，只得淡食。宣宗大中年间，仅河中两池盐就岁收盐利121.5万余贯，全国盐利的收入不下600万贯。随着盐利的增多，盐价必然日益提高。官盐价贵，人民吃不起，必然买价钱便宜的私盐。唐政府为了保证对盐利的垄断，便制定残酷的法律，镇压买卖私盐的人。残酷的镇压并没有消灭私盐贩的武装力量，相反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大。这种盐贩武装，是唐末农民起义队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有的人还当了农民起义军的领导。
3.和籴、和市
唐政府还以“和籴”、“和市”等名目，向人民巧取豪夺。
所谓和籴、和市，就是唐政府定出低于市场的价钱强买食粮或布绢等物。如812年（元和七年），唐政府和籴粟123万石。825年（宝历元年），又在两京和河西和籴200万斛。这些和籴的东西，多不给钱，或只给很少的钱，史称其“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民”。
4.阶级矛盾激化
人民生活的痛苦，阶级矛盾的激化，社会危机的加深，连官僚集团中的少数有识之士也有所觉察。懿宗时期，翰林学士刘允章在《直谏书》中指出了当时国有九破、民有八苦，九破是终年聚兵、蛮夷炽兴、权豪奢僭、大将不朝、广造佛寺、赂贿公行、长吏残暴、赋役不等、食禄人多而输税人少；八苦是官吏苛刻、私债征夺、赋税繁多、所由乞敛、替逃人差科、冤屈不得申理、冻无衣饥无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等。说明唐王朝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也无法继续生活下去。
5.浙东等地农民起义
浙东是唐政府财赋所出的主要地区之一，农民受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这里又是统治者军事力量较薄弱的地区，“甲兵朽钝，见卒不满三百”。859年（大中十三年），终于在浙东爆发了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揭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这次起义历时八个月，曾一度建立了天平农民政权。
868年（咸通九年），又爆发了庞勋领导的桂林戍卒起义。这支起义军发展到二十几万人，所向披靡，很快占领了淮南、淮北广大地区，并攻下了都梁城（江苏盱眙县北）和淮口，切断了从江淮通往长安的漕运线，沉重地打击了唐王朝。史称“唐亡于巢，而祸基于桂林”。869年，庞勋领导的起义失败，但他们成了以后爆发起义的火种。
黄巢大起义爆发
黄巢大起义——黄巢北伐夺取两京之战图（点击上图可放大）
1.大起义爆发
873年（咸通十四年），关东地区遇到了一场严重旱灾，无数百姓死于饥荒。在这种情况下，唐政府不管农民的死话，仍派大批人员到地方上催交赋税，广大人民被逼得无路可走。当时曹州（山东菏泽县北）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它鼓动着人们起来推翻唐王朝的残暴统治。
875年初（乾符元年底），濮州（河南范县南）人王仙芝领导几千人在长垣（河南长垣）起义。他以天补均平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的名义传檄诸道，痛斥唐政府官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深得人民的拥护。
875年六月，王仙芝打下了濮州和曹州，众至数万。这时，黄巢率领数千人在冤句（山东菏泽县西南）起义，响应王仙芝。
黄巢，曹州冤句人，出身于盐商家庭，与王仙芝同贩私盐。黄巢与王仙芝两支农民起义军合到一起，共同作战。淮南和河南一带的农民也纷纷起来反抗唐统治者，“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农民大起义的烈火迅速燃烧起来。
2.起义军发展
876年（乾符三年）七月，起义军在沂州（山东临沂）被打败。起义军采取避实击虚流动作战的方针，转向河南进军，起义军南下攻唐、邓，转战于荆、襄，又转而进围舒州，击庐、寿、光等州。878年，王仙芝动摇，打算归顺唐朝，但不久战败被杀。其余部加入黄巢队伍。黄巢自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继续领导起义。之后起义军渡江，接连攻下了虔（江西赣州）、吉（吉安）、信等州，先挥戈浙西，再转战浙东。以后，起义军克服了种种困难，进入福建境内，一举攻下福州。
879年，黄巢率起义军向广州转进，克广州城，俘唐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起义军又分兵西取桂州（广西桂林），控制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 广州是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和重要的财赋供应地之一，又是岭南的政治、军事要地。起义军到达广州后，唐政府极为恐慌，急忙任命宰相王铎为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驻江陵，又任命李系为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使他率兵十万屯驻潭州（湖南长沙），“以塞岭北之路，拒黄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