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华罗庚截然不同的是，陈寅恪1927年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1936年已是中央研究院评议员，身份显赫，故1940年受到蒋介石特别宴请，并与每一位未见过面的评议员一一交谈。此时陈寅恪如建议“成立青年科学团”，就显得自然贴切，并不冒昧唐突。 克艰兄认为“陈不会这样建议”还基于这样的理由，他说： 在“消极”一词的这个意义上，我敢说陈寅恪的性格和遇事态度是消极的，这也表现于他针对历史进化论，偏要说“历史退化论”。唱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要算是他最积极的作为了，但这份“积极”，绝不会衍生为政策建议或政治行为。 这个观点比我的孤证推测似乎更加勇于冒险，犹如汉将李陵率孤军深入大漠之中匈奴腹地，岂不危哉！——把“陈寅恪的性格和遇事态度”盖棺论定为“消极”，我想九泉之下的陈寅恪倘如有知也会不高兴的，恐怕要认为不够知己。现举一例：1927年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担心被外交部聘为庚款董事会董事的梁启超要取代自己当校长，故勾结教育系教授朱君毅，唆使研究生王省上书诬告梁氏，迫梁辞职。“研究院同学们闻迅质问王省，真相大白。同学们一方面去津慰问梁先生，另方面请求外交部撤换有关人员。结果王省被开除，朱君毅辞职，曹不久亦去任。”吴宓之女吴学昭指出：“在这次研究院风潮中，寅恪伯父比较活跃，不惟在教授会上发表演说（十一月十日），十二日又招父亲往谈，谓‘曹校长即将去职，现正进行举荐梅贻琦以教务长暂代理校长，以求迅速解决，藉免觊觎而安校内之人心。已由寅恪函梁任公转荐梅于外交总长王荫泰。而梁尚犹豫，则拟使宓赴津而谒梁劝说云云’。父亲在《日记》中惊叹：‘近顷之事，寅恪乃成为发纵指示之中心人物云。’”（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6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 吴宓终于也惊叹了：平日里温文尔雅的陈寅恪遇见不平事并不畏缩，并不“消极”，并不明哲保身，而是奋袂而起，仗义执言，又是演说，又是写信，并招吴宓商谈，调兵遣将，指挥若定，作了各种应对之策；可谓仓猝之间，挥洒蓄养有素的人生智慧，从容应对突然爆发的危机——这才是真实的陈寅恪，尽显乃父陈三立当年在湖南襄助祖父陈宝箴运筹帷幄、广招贤才、锐意改革之风采，尽显敢作敢为敢担当的陈氏家族的高贵门风。你能一言蔽之：“陈寅恪的性格和遇事态度是消极的”吗？ 我相信克艰兄肯定也看过《吴宓与陈寅恪》一书，只是作文之际暂时没记起罢。公允地说，陈寅恪“确有消极”一面，中年失明之后作诗说：“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25页）诗意不仅“消极”，简直是悲观失望了。但同是这个陈寅恪，青年时代还作过“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如此慷慨激昂之诗（见《陈寅恪诗集》第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我们怎么能轻易忘记了呢？ 总的说来，人性是幽微复杂、奇幻多变的，不太容易一言蔽之。当年朱光潜论诗歌，称赞“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但鲁迅认为此话失之偏颇，指出陶渊明固然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一面，然而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一面，因此鲁迅总结说：“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鲁迅全集》第六卷第441页，4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