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早在拙稿完成后，《上海书评》的编辑就对拙文把第一个“其”解读成陈寅恪的思路亦曾提出质疑，认为文气不连贯。当时我回答《竺可桢日记》中某些文字有特殊性，不能仅以语气或语法去释读。况且我手边《华罗庚传》（顾迈南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和《华罗庚百年纪念集》（中国民主同盟江苏省委员会编）并无半点华罗庚与蒋介石见面提建议的线索。相反，这两本书极力强调：抗战时期居住在昆明西南联大的华罗庚同情民主运动，与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李公朴、闻一多是来往密切的挚友。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回忆说：“抗战期间，公朴在昆明工作，民盟云南昆明支部成立后，公朴同志经常到闻一多同志家中讨论盟务，商谈国事。一多同志与华罗庚同志同居在一户之中，由一多同志之介绍遂成挚友。……公朴略长于罗庚，如亲兄弟一般，罗庚对当年七君子事件，深表敬佩。公朴亦常常谈到罗庚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爱国者，一身正气，疾恶如仇，对当时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恨之入骨。”（《华罗庚百年纪念集》第255页）华罗庚则告诉别人：“他是在五一年参加民盟的，但在抗战时期，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时，他的朋友很多是民盟的成员，如闻一多同志，李公朴同志，都是他的挚友。他还说，他们的政治主张，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他曾和闻一多，同住在一位农民家中，一多同志的爱国热忱，痛恨国民党之腐败，慷慨陈辞，大义凛然，是他之良师益友。”（同上书第256页） 顾迈南所著的《华罗庚传》记载：“1938年春天，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闻一多先生举家移居到昆明北郊的陈家营，华罗庚一家走投无路，也来到这里。闻一多先生热情地让给华罗庚家一间房子，他自己和妻子、孩子则住在另一间屋子里，两间套间屋分住两家，当中用块帘子隔开，开始了对于两家都是毕生难忘的隔帘而居的生活。”华罗庚为此作诗一首：“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该书第51-52页）这些资料反复表明华罗庚“对当时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恨之入骨”，并且与“痛恨国民党之腐败” 的闻一多气味相投、志同道合。试想具有这种思想倾向的华罗庚可能主动去向蒋介石“建议成立科学青年团”吗？ 笔者后来在《陈省身传》的看到一段记载，并在拙文中作了引用：“1946年蒋介石找华罗庚、吴大猷和曾昭抡，询问中国为什么不能造原子弹，答曰，中国缺少人才。蒋委托三位立即选派并护送一批最优秀青年去美学习造原子弹。于是他们挑选了李政道（物理）、朱光亚（物理）、唐敖庆（化学）、王瑞駪（化学）和孙本旺（数学）五位青年，8人于1946年9月从上海起程去美国。”（张奠宙、王善平著：《陈省身传》第125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但这表明是“蒋委托”华、吴、曾三位去选派并护送优秀青年赴美国学习，并不是华罗庚主动去见蒋提建议。 二者必居其一。既然没有记载表明是华罗庚向蒋介石提建议，笔者行文时就把第一个“其”释读为陈寅恪向蒋建议“成立科学青年团”——当然这只是孤证推测，是有点冒险的。 如今克艰兄从王元撰写的《华罗庚》一书中找到两条新线索：一是华罗庚在1943年曾进入设在重庆复兴关的“中央训练团”受训一个月；二是蒋介石曾送过华罗庚一张私人照片。因此，克艰兄作了这样的推论：“既见过蒋介石，以华罗庚对科学的热爱和对政治的热情，而有‘科学青年团’之设的建议，完全在情理之中。俞大维是蒋介石的幕僚，很可能蒋的接见华，就有俞的作用在。陈寅恪是俞大维的表亲，可以推断，华罗庚对蒋建议一事，陈寅恪是从俞大维处得知的，而不是一般的道听途说。” 这个推论看似符合常情，但实际上却存在各种疑点，并不能完全自圆其说。首先，“中央训练团”的受训对象分高低两个层次，低层次“党政训练班训练时间短，只有一个月，受训人员来去匆匆，训练期间活动多，忙忙乱乱，什么也顾不着，只是在中央训练团镀了层金，拿到一张结业证书，成了蒋介石的‘学生’，领到蒋介石的一张署名照片而已，对于前途出路没有能找到一个比较具体有效的办法”（《国民党中央训练团与军事干部训练团》，第8页）。华罗庚受训一个月，他参加的就是这种低层次的训练班，只是在毕业后“领到蒋介石的一张署名照片而已”，并不是如克艰兄推测的“蒋介石接见他时赠送给他的一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