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党政高级训练班既名为“高级”，享受的待遇就完全不同，“党政高级训练班每期训练期限6个月，每年训练1期，每期选训100人”（同上书第7页）。由于是重点栽培对象，受训人员皆受蒋介石单独接见与交谈。据当事人姚子和回忆：“党政高级训练班的接见是单独接见，一个一个地进行，而且是座谈。单辟一个房间，蒋介石坐主座，受训人员坐客座。坐定，蒋介石就询问被接见人员的姓名、籍贯、年龄、毕业学校、曾任职务、现任职务。刻板式的千篇一律。他手里拿着名册，一边问，一边不断地做纪录，而且还不断地注视被接见的人。”（同上书第7页） 低层次的党政训练班“每期学员约1000人左右，共分三个大队（每大队辖三个中队，每中队辖三个分队）和一个团属独立分队（女学员）”（同上书第11页）。由于人数多，训期短，不免草草了事。中训团教务组长吴兆棠说：“党政班每期只有一个月：能学到什么呢？主要是叫他们（指党政班班员）来洗个澡，打打气，洗掉那些动摇、徘徊、灰心失望或赤化思潮，牢牢树立忠于‘党国’、忠于‘领袖’和‘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思想。”归根结底，就是要学员忠于“领袖”， 忠于蒋介石（同上书第11页）。这种闹哄哄大杂烩的千余人，据说也能见到蒋介石：“每期开学时举行典礼，由蒋介石宣讲设置党政训练班的意义。训练期满举行结业典礼，由蒋介石接见受训人员。所谓接见，就是受训人员按名册站成横队，由蒋介石逐次点名。被点的人就应声‘有’，同时行举手注目礼，蒋介石注视片刻，据说在名册上随便画些符号，就挨次点下一个。”（同上书第3-4页）千余人众目睽睽之下，华罗庚总不可能在点名时挺身上前“建议成立科学青年团”吧。 当时人吴恒祥回忆说：“中训团各班除党政班外，蒋介石都很少去。只有开学和毕业典礼时露一下面，接受一下欢呼就走。”（同上书第16页）此时俞大维想把华罗庚引见给蒋介石并提重要建议，恐怕中间没有足够的合适时间。关键的是：身居低层次党政训练班而作为千余人受训对象之一的华罗庚（享受的待遇实在太卑微），倘如有一些知识分子的自尊，或者倘有一些自知之明，他大概也没有勇气自认为自己已具备向蒋介石提“建议成立科学青年团”的资格。 严格地说，既然是“受训”对象，或许在国民党党部看来，仅仅是党国需要加以洗脑的潜在的招纳拉拢对象而已，并不是贵宾；这表明华罗庚此时尚未受到国民党中枢的重视。如果受到重视，华罗庚此时不应是来“受训”，而应来“中央训练团”作演讲。当年有几位学界名人来这个中训团作过演讲，如冯友兰讲“中国固有哲学”，黄国璋讲“边疆地理”，徐炳昶讲“中华民族之发展”；竺可桢讲“科学方法”（参阅《肝胆之剖析——杨玉清日记摘钞》第415-420页，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7年）。华罗庚此时尚不具备高踞讲台的演讲贵宾身份，而只是坐在下面洗耳恭听的“受训”对象。 1943年之际，华罗庚赴“中央训练团”受训，身份尚属卑微。因为连国民党内部对“受训”对象都瞧不起，如国民党政府驻英国大使及国防最高会议外交委员会主席郭泰祺（1890-1952）针对重庆复兴关“中央训练团”发过牢骚，借洋人之口说过一句刻薄话：“人受教育，动物才受训练。”（见《肝胆之剖析——杨玉清日记摘钞》第424页）此话显然是对蒋介石动辄办各种名目“训练团”的作风不满，但涉嫌侮辱受训人员人格，今天看来文明人最好不要这么比喻。了解了国民党内部当年这种政治氛围之后，我们大概就不会轻易认定“中央训练团”的受训人员（哪怕他解出了某道数学题的答案）就肯定能享受蒋介石接见并赠送私人照片的待遇。 到了1946年，蒋介石因美国扔原子弹促使日本投降而感到科学的威力，故经人引荐，召见华罗庚、吴大猷和曾昭抡，并委托三位选派并护送优秀青年人才赴美留学。此时，华罗庚才成为国民党需要重视的贵宾，然而此时华罗庚已被蒋介石委派出国，似乎已无必要“建议成立科学青年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