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氏继续写道:“哪知隔了六年，忽然旧事重提，说我献鼎。我哪里来的铸鼎的工料钱……当时国共合作尚未决裂，共产党尚喊‘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而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未始不是共产党该庆幸的事，这鼎即使是我做也并不在今天犯罪。” 顾之自辩归结为两点:其一，铭文出自刘起釪；其二，中共当时亦拥蒋。的确，在抗战时期说几句蒋的好话并不为过，中共甚至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认为: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中国共产党承认，蒋委员长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中共的此一说法，此一承认，较之“我士我工，载欣载舞”几句空话，肯定可以为顾做更为有力的政治开脱。 顾氏对九鼎铭文的下推(刘起釪)与上挂(中共)，无非是政治压力下的无奈的反应，问题在于:这些其实都不是事情的核心。顾颉刚曾亲身经历五四洗礼，但却回过头来参预这种与五四精神完全背离的活动，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也是引起当时的知识界侧目的原因。 1943年12月18日，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重庆造访俞大维与陈寅恪，竺记载:“寅恪对骝先等发起献九鼎，顾颉刚为九鼎作铭惊怪不止。谓颉刚不信历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 如前所述，根据《史记》记载，九鼎为禹所铸，而顾颉刚最为著名的学术论点之一，就是否定禹之存在，此即人们通常所说:禹是一条虫。既然禹不存在，那么，就逻辑而论，由禹所铸的九鼎当然也不存在，因此陈寅恪表示不解:顾颉刚不信有禹，却信有九鼎。 但是，真正引起陈寅恪“惊怪不止”的，并非禹与九鼎之间的逻辑关系，而是献鼎所表现的与时代精神的背离。接下来竺可桢记载:陈寅格“作诗嘲之云:‘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日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九鼎铭词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 陈诗所指与所嘲，正是问题的核心与实质。 既然被蒋拒绝，铸献九鼎也就没有成为最终的事实。本文所以把这个半途而止的问题提出，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体现了一种较为典型的不对称的精神现象。 不平等条约的取消至少在形式上解除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这肯定是历史的一个进步。然而，向蒋个人铸献九鼎，则又是一种封建性质至少是半封建性质的拟议，这肯定是历史的一个退步。以封建或者半封建的方式，纪念半殖民地的解除，等于以退步纪念进步。一句话，以一种反时代的精神风貌，而面向时代的前行。本来，从理论上讲，进步与退步两者似乎互不相容，然而在实践上却可以被人们合为一体。既是不对称的，又是可以平衡的，此即铸献九鼎所留下的一个可供思考的问题。 最后，那个期待“宝于万古”的九鼎去向何方­据庞镜塘记载:遭蒋拒献之后，“朱家骅即刻派人把这九个鼎送交中央图书馆暂行代为保管，以后便不知下落了”。看来，其命运与夏禹、武曌、赵佶所铸之物，大体相同，都被吞没于历史的瀚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