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汉平原的农村家庭中，代际关系的发育是不成熟的。所谓“发育不成熟”是指父代作为一个身份阶层在分家之后就完全地销声匿迹，加入到个体小家庭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虽然从身体的意义上讲，父代只有在死亡之后才会消失，但是从身份权威的意义上讲，父代的消失就发生在分家之时。在宗族村庄，一个成熟的社区家庭是由父母和几个已分家或者未分家的儿子共同构成的，虽然父母已经不需要代表家庭走人情，但是他们作为一种身份权威阶层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家庭的社区参与。23而在江汉平原，一个成熟的社区家庭是与父母已分家、与子女未分家的核心家庭，父母在分家之后或者作为整体或者分别加入几个儿子的家庭，在儿子的“领导下”从事各项家庭劳务。正因为此，在分家时，父母是作为一种财产和负担在几个儿子之间进行精确瓜分的。2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父母的财产性越来越小，而负担性越来越大，极大地削弱了儿子养老的积极性。 “男女无别”的夫妻关系、竞争激烈的兄弟关系和发育不成熟的代际关系构成了江汉平原农村家庭的基本结构。这一结构具有明显的松散性和不稳定性，笔者认为它在性质上是以功能为主导的核心家庭，而附着在上面的价值意义系统则很脆弱，因此，作为行动单位的家庭在很多时候也无法为身处其中的个人提供安身立命的保障。尤其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人口的频繁流动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家庭与社会的不稳定。 一、问题的提出 阶层分析是认识和改造社会的重要武器，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它是要回答国家建设“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战略问题。①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占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域和农村人口构成了思考中国阶层问题的根本起点。作为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农村的稳定和发展直接决定了整个现代化事业的成败；作为国家政权体系的最末端，农村的阶层格局构成了承接国家各种政策与资源的基本框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激活和重组了农村的各种利益关系，造成农村阶层的严重分化；而国家也日益重视农村的发展，不断加大资源投入的力度。于是，新农村建设应该“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又浮出了水面。只有准确回答这个根本问题，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才不至于偏离正轨。 农村阶层的分化离不开特定的政治社会背景，尤其与整个社会的经济生产模式息息相关。在不同的经济生产模式下，阶层的构成与分化会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并且会生成与之相匹配的阶层分析方法。如果以不同的经济生产模式下发生的农民流动作为解释阶层分化的起点，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农村社会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大集体时代，以土地集体所有和集体耕种为根本的经济生产模式，在遭遇世界资本主义封锁的背景下，通过“以农补工”的方式大力发展现代工业成为当时国家的战略抉择。农民被捆绑在土地之上，很少有向外流动的空间。作为集体生活和生产的政治保障，从土改开始确立起来的阶级话语渗透到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之中，这就使得集体时代的阶层分化具有极强的政治性。阶级划分的原则建立在土地改革总路线的基础之上。这一总路线将农村社会阶层总体上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地主，属于“阶级敌人”，是打击和消灭的对象；第二类是富农，曾经几乎等同于地主，后来成为中立对象；第三类是中农，具有革命的两面性，属于团结和联合的对象；第四类是贫农、雇农及其他革命群众，是革命最广大的动力和主力军。②滨口允子、李康、郭于华、孙立平、张小军、萧延中、张学强、李海金③等对阶级成分划分和农民身份重建的过程、机制、后果等做出了一定的分析，并对国家政权建设、乡村社会变迁、农民政治观念和身份系统等论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第二个阶段是分田到户之后的税费时代，以土地的集体所有和农户自主经营为基本经济生产模式，农民获得了相对自由的择业权，在乡镇企业的带动下农村出现了新的阶层分化。虽然多数农民依然以土地耕种为主业，但是开始有农民全职或半职地参与各种乡镇企业的经营与管理，④这使得财富在不同家庭中的分布逐渐出现不平衡。由于经济建设取代了政治运动成为农民生活的主题，通过个人努力致富的观念开始流行起来，因此这个阶段的农村阶层分化更多地带有职业性质。而学者们也往往从职业分化的视角来分析当时的农村阶层。依据陆学艺等人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出现了八个阶层，即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以及农村管理者阶层。⑤而黄健认为当时的农村形成了管理者、农业劳动者、个体劳动者、企业职工和私营企业主五个阶层。⑥类似的还包括段华明、吕世辰与吴华英等人的研究。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