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血缘性的家门呈现出细碎化的状态，在村民的日常生活网络中起关键作用的是通过婚姻建立起来的亲戚关系。通过亲戚关系的网络，村民能够获得比较可靠的社会支持资源，因此本地的亲戚关系往往非常繁复，而且在所有人情网络中处于核心的位置。一个普通村民的人情对象，往往包括三户左右的家门、十户左右的亲戚、十户左右的相好。17实际上，相好是不稳定的，很多都是一次性的人情往来，随时都可以中断。在曙光村，以男性为例，亲戚主要包括四方的亲戚：一是自己的亲戚，包括自己已出嫁的姐妹和到别人家倒插门的兄弟；18二是妻子的亲戚，包括妻子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三是父亲的亲戚，包括父亲已出嫁的姐妹和到别人家倒插门的兄弟；四是母亲的亲戚，包括母亲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一般的家庭，亲戚网络都维持在两代人的范围之内，因为过大的亲戚网络需要极大的人情成本。亲戚的重要性还体现在通过婚姻本身可以建立起一张相对牢靠的社区关联网络，这体现在当地盛行的本村通婚和本组通婚的现象上。以曙光村一组为例，在现有的213对婚姻中，有46对是本村通婚，占到21.6％；其中有32对是本组通婚，占到15％。通过本地通婚，整个社区往往只需要通过一个人就可以建立亲戚关联，这可以说是江汉平原建构社会关联的基本方式。 家门和亲戚的网络毕竟不够庞大，村民还要依赖各种各样的相好关系。所谓相好，是指具有共同职业、兴趣并且有一定往来的本组村民。值得注意的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的集中居住运动导致了各个生产队的人口都比较多，一般都在60户以上，上百户的也很正常，19这就使得一个农户很难与所有本队的农户都建立人情关系，而只能是有选择性地结交相好。根据曙光村一位87岁的老人回忆，新中国成立前的散居形式使得村民的地缘往来很难形成，甚至到了今天，村民也没有很大的冲动去建立全组的人情往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缘性建构并非本地社会关联的主要建构方式。地缘仅仅是一个基础性的条件，只有具备更多的关联，比如职业、兴趣，村民之间才会建立人情往来。有两个因素进一步削弱了这种地缘网络的重要性，一是相好的网络可能超越社区的范围，人们可以在外面建立相好关系；二是社区中的相好网络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很多网络都是在一次性往来之后就断裂了。但是，这种相好的弱社会关联却是村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网络，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性地加入或退出这一网络，从而在社会支持与人情成本上寻求某种平衡。 正是由于血缘网络的细碎化，由亲戚关系和相好关系建构起来的社会关联不足以内生出强大的凝聚力，每个个体家庭就成为凸显的社区行动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当地的所有社会关联都是以个体家庭为核心建构起来的后天产物，没有结构性的力量来生成和支持这一社会网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江汉平原的农村被归为原子化社区。20在原子化社区中，个体家庭是最主要的行动单位，也是当地社会中最紧密的关联团体。然而有趣的是，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外部约束，个体家庭反而呈现出较其他地区更为松散的结构特征。 （三）家庭结构 在江汉平原的农村社会中，性别分化呈现出一种“男女无别”的特征，即男女在性别角色、人生任务、人格气质上没有必然性的差异，表现出来的是男女地位的平等。21在家庭内部，夫妻关系相对平等，对相互之间的感情默契非常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江汉平原农村社会多数的婚姻都是建立在自由恋爱的基础之上。甚至只要情投意合，男女双方都可以自由选择婚姻形式，或者女子外嫁，或者男子上门，父母一般都不过多干涉。因为婚姻是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之上，一旦感情没有了，婚姻就很容易瓦解。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地的夫妻关系中对于家庭责任的要求是相对较低的。 兄弟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尤其是在上门制度盛行的背景下，长兄结婚之后都希望弟弟到别人家倒插门，从而使自己能够独立地占有家庭的所有财产。很多做父母的都认为分家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每个儿子都会据理力争，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家庭财产。当地普遍存在一次性分家的现象，但是与宗族村庄不同的是，这里的一次性分家首先是已婚的儿子希望能够从大家庭中获得更多照料；其次是因为弟弟的婚姻形式甚至姐妹的婚姻形式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一次性分家在当地具有适应性。这种分家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兄弟竞争的结果。另一个结果是，妇女在择偶时对于多兄弟家庭往往会索要更多的彩礼，22这些彩礼实际上都会在婚后由女方带到小家庭中。因此，从本质上讲不是媳妇索要彩礼，而是兄弟之间提前分割家庭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