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前约3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从三年困难时期快速复苏，农业、工业、商业和科技都得到较大发展。市场上商品也很丰富，就像“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前几年的情形。

高层外交在这个时候加快了步伐，越来越多的政府首脑访问中国。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也出访外国。这也是我作为翻译最忙碌的时期。在我随国家领导人的多次出访中，最难忘的一次是1963年12月到1964年3月跟随周总理和陈毅元帅访问亚非欧十四国。除此以外，总理还另外访问了坦噶尼喀（Tanganyika，它与Zanzibar于1964年统一后成为坦桑尼亚）、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和罗马尼亚等国家。 通过周总理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不懈努力，中国迅速突破了外交上受孤立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总理访问的一个直接成果是，使得突尼斯与后来的埃塞俄比亚这两个起初对中国有很深疑虑的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和发展中国家的首脑们的谈话中，总理反复强调，我们都是从前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也都是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和平时期建设自己的国家。所以，我们的共同点多于分歧，应该求同存异，相互支持，互相帮助，而永远不要干涉别国内政。这些国家的许多领导人从此和总理建立了终身的友谊。 20世纪60年代，中国已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人民生活变得有所改善，但大多数亚洲和非洲国家没有这样幸运。 我发现几乎所有我们访问的国家都处于贫困的深渊。出访非洲时，总理有两三组翻译人员，即英文、法语和阿拉伯语。当英文不是主要交谈语言时，我就可以较为自由地在城内外快速观光一下。我所看见的景象使我大为震惊，到处都是乞丐，人们一丝不挂，皮包骨头，漫无目的地游荡，尤其令我震惊的是在索马里。我和一些同事漫步到城市郊区，进了一个村子。村子里所有的房子都是泥土加稻草垒成的，呈圆锥形，有一个洞当门，没有窗户。房顶也是锥形的，用稻草铺成。屋里的泥地上铺着一条可能也是草秆做的很脏的席子。唯一的家具就是几个裂了缝的泥碗和一条挂了几块破布的绳子。房子看上去就像是史前时期茅屋的复制品，甚至比在半坡村发现的6000年前的茅屋还要原始。 另一方面，大多数我们访问的亚非国家的国宾馆总的来说都相当舒适，但有时甚至国宾馆也一点儿谈不上舒适。 总理访问非洲时，某国皇帝邀请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该国的第二首都会见他。从外表上看，国宾馆修建得很好，配有相对较现代的家具设备，显得很舒适。但它太小了，只有一间主卧室和卫生间，供周总理用。副总理陈毅不得不跟代表团的其他工作人员一起睡在起居室或走廊里。因为没有别的卫生间，我们只好搜集了几个空的汽水瓶子为夜里方便时用。苍蝇和其他虫子也很多，好像从没有人拍打它们，它们成群结队地在人周围嗡嗡飞着，一点儿都不怕人，还落在人身上，只能用手赶走。一次一只苍蝇直飞进我的鼻孔，我只好用手指抠出来。 这已够让人震惊的了，但更吓人的事是在国宴上。招待我们的是各种各样五颜六色但叫不上名字的食物，但我一点儿胃口也没有。我一直盯着一旁一块看上去像美味巧克力蛋糕的东西，是饭后的甜食。当晚宴接近尾声时，一个侍者走近蛋糕，他大手一挥，一大群苍蝇从巧克力蛋糕上轰地飞起来，我看见密密麻麻的苍蝇下原来是一块香草蛋糕，侍者于是把蛋糕端过来招待我们。我完全倒了胃口，后来用代表团准备的饼干和汽水填饱了肚子。 访问某国时，在首相为周总理举行的晚宴上，我看见我的盘子上有一块污垢，就要侍者换个盘子。侍者接过盘子，朝它吐了口唾沫，用手抹去污垢，又把盘子还给我。我不敢再用这个盘子了，只好嚼一块半霉的面包充饥。临回国的前一夜，礼宾司副司长韩叙注意到我很高兴，就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我很高兴很快就要离开这里回中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