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抗日战争-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

抗战初期的长江局成立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在武汉工作将近一年。周恩来是长江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长江局的历史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应当对周恩来在此期间的工作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评价。
一、要实事求是地肯定长江局的历史功绩
科学分析和评价周恩来在长江局的工作，首先就要从总体上对长江局的工作作出正确的估量。王明是长江局的书记，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能不对长江局的工作发生影响；但是由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等的艰苦努力，长江局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上，还是在全民族抗战的历史上，都建立了巨大的功绩。概括说来，主要是：
第一，重建南中国各省的党组织，训练和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使国统区我党的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十年内战期间，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共产党组织被破坏殆尽。经过长江局的努力，到１９３８年９月，在１５个地区组建了省委、省工委、地区党委、特别区（市）党委，党员发展到６７，７８０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２７％，为党组织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并为后来革命斗争的开展播下了火种。
第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展抗战文化事业，领导国统区人民在武汉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１９３７年４月的抗战扩大宣传周和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的献金活动，使一个在刀光剑影下几乎窒息了整整十年的江城重新沸腾起来，为中国现代史谱写了绚丽璀灿的一页。长江局出版的《新华日报》和《群众》，高擎团结抗战的旗帜，坚持民主进步精神，积极报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抗日战绩，起到了抗战号角和人民喉舌的作用。
第三，同国民党建立较为融洽的政治合作关系，广泛地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党的统战工作开创了崭新的局面。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开诚谈判，推动其积极抗战，对国民党其他派系和地方实力派加强联系，同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共商国是，这些活动对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坚持抗战起了有益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态势，实际上就是从这个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四，广交外国朋友，发展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关系，开辟了党的外事工作新战线。长江局以中共代表团名义开展的工作，改变了中共过去除苏联以外，与国际社会基本隔绝的状态。中共代表团负责人主动接触外国外交官员，与外国记者建立友好联系，热情接待参加援华工作的外国友人，通过这些活动使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主张。中共代表团的国际交往，使中国共产党的外事工作有了良好的开端。
总之，长江局的工作是有功绩的，应当在党的历史上予以充分肯定。
那末，怎样看待王明在长江局的作用？
充分肯定长江局的历史贡献，丝毫不否认王明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对长江局有影响。但是，第一，王明是个空头理论家。他从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从莫斯科回国以前，在国内的时间还不到三年。他既没有在白区做过基层工作，也没有在任何一个苏区呆过；既没有经历过白色恐怖，也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曲折性都没有切身感受，缺乏在各种特殊环境下进行革命工作的经验。他既不了解国民党的头面人物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也不熟悉我们党内的干部。他懂得一些马列基本理论，善于辞令，爱写文章作报告，在长江局尽管也做了一些工作，包括上述几方面工作也不能说与他没有关系，但主要的大量的工作是长江局的广大干部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直接领导下做的。第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并没有在长江局得到全面贯彻。他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词宣扬“两个一切”（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七个统一”（即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使一些同志没能在理论上分辨和抵制。但是，长江局的许多同志都经历过十年内战，对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围剿”工农红军记忆犹新，以往的血海深仇使他们不能不对蒋介石存有一定的警觉性，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完全解除思想武装。除个别问题和局部地区外，就长江局的主导方面而言，并没有完全贯彻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因此，肯定长江局的历史功绩同承认王明的错误并不矛盾。
二、周恩来是长江局的灵魂，在总体上代表的是正确路线
周恩来在长江局是副书记，但多方面的因素使他实际上起了灵魂和核心的作用。
从抗战形势对长江局工作的要求看，大敌当前，全民族团结抗战是第一位的任务。在长江局内分工由周恩来负责的国共谈判和统一战线工作，不能不居于头等重要的地位。
从国民党调整两党关系和对共产党干部的接纳看。在中共代表团中，与蒋介石直接共过事的只有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后的两党漫长谈判中，周恩来又是中共的主要代表。蒋介石既以周恩来为谈判对手，又想通过接纳周恩来以表明他愿意国共合作的姿态。另外，周恩来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军政部门担任的唯一要职，自然为社会瞩目。
从长江局领导干部的状况看。王明是个空头理论家，其他同志分别只掌管某一方面的事务。这样，有关全局性的带有积极意义的大量具体工作，不能不落在周恩来头上。
从周恩来个人的条件和特点看。（１）他有杰出的领导才干和丰富的工作经验。自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以后，他就在党中央工作，一个时期还是中央的实际负责人。以后在中央苏区、长征路上直到陕北，他都一直参与领导核心的工作。他既有党内工作经验，又有对外谈判经验；既有地下工作经验，又有上层统战活动经验，从而使他在长江局内能发挥卓越的作用。（２）他广为结交，熟识的人多。大革命时期，他在国民党的军政部门和地方机关都担任过要职。国共谈判后，他常常周旋于国民党军政大员圈内，广为接触社会各界名流。到武汉后，他提倡广交友，活动的政治舞台愈益扩大。武汉时期统一战线新局面的开拓，与他的这个优点是分不开的。（３）他熟悉党内干部，知人善任。在中央工作期间，他担任过相当时间的组织部长，既了解在白区工作的干部，也熟悉在苏区工作的干部。长江局机关的许多干部，或是与他长期共事的，或是他多年的下属。再加上他善于团结人、关心人，尽管他本人无意树立自己的权威，但广大干部愿意团结在他周围。（４）他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使他干的工作比别人要多得多。他的工作之紧张程度是别人不可比拟的，其工作发生的影响也是别人所不及的。
长江局的历史功绩，大部分是在周恩来领导下取得的。确认这些业绩，就不能不确认周恩来在长江局所起的灵魂和核心作用。
那么，应该怎样看待周恩来在长江局的路线是非呢？
路线问题是被几十年的党内斗争搅乱了的一个政治问题。否认党的历史上存在路线斗争是不对的。但是，用极为狭隘的观念来认识路线斗争或把党的领导人之间不同观点的分歧一律视为路线斗争，也是不正确的。路线斗争是党内的是非问题，而不是敌我问题；是党内矛盾，不是阶级矛盾。因此，既不能把路线斗争的内容扩大化，也不能把路线斗争的性质扩大化。再则，判断路线是非，既要看言论，也要看工作；既要分析思想观点，也要考察实际表现；既要分析一时一事，更要看全过程。
抗战初期，包括武汉时期在内，党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严重分歧。周恩来一段时间对有的问题确实有过错误看法，但是，从基本方面看，他坚持了党的正确路线。
（一）在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上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在谈判桌前，周恩来对于国民党从未表示过卑躬屈膝的媚态，在重大原则上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批评和斗争。
还在１９３７年１月，关于谈判方针问题，周恩来向中央提出：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惟国民党能改组成民族革命同盟性质时，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性。这些意见是党的独立自主思想的正确体现，迅即为中央书记处采纳，并加以补充。以后这个方针逐步完善起来，成为抗战前期与国民党谈判的指导思想。
在长达七个月之久的谈判过程中，周恩来始终坚持了这个谈判方针。西安谈判，周恩来拒绝了国民党分裂苏区，将中共所辖地区改为各省领导、红军定员只能为２万余人、并要服从中央政府一切命令的无理提案，要求与蒋介石直接谈判。杭州谈判，周恩来一见蒋介石就声明：中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谋求两党合作，但决不能忍受“投降”、“改编”之诬蔑。第一次庐山谈判，周恩来严辞驳斥了蒋介石提出的“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和各边区武装“首领须离开”的安排。第二次庐山谈判，双方就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发生激烈争执，周恩来同博古、林伯渠一起坚持了中共中央关于红军与苏区必须全权包办决不让步的方案。南京谈判，周恩来拒绝了国民党在修改国共合作宣言上的无理纠缠；对于红军改编开赴前线的作战方针，南方游击队的改编和国统区设立中共办事处问题也坚持了我党的原则立场。
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武汉后与国民党进行的谈判所以异常艰苦，就我方来说，就是因为坚持了独立自主立场。在谈判中既要与国民党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又要批评和反对其损坏两党关系和危害抗战的行为，这是很不容易的。周恩来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以高超的政治艺术做到了这一点。
比如，关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问题。１９３８年初，国民党报刊大肆制造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舆论，反共文章连篇累牍。中共代表团除以毛泽东名义发表一篇谈话对国民党的谬论进行批驳外，还由周恩来出面会见蒋介石，表明我党立场。周恩来指出，党派不能取消，国共两党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对主义信仰不能限制各方，对各党派亦无意取消，并通知各报以后不登这类文章。为了继续批驳国民党的谬论，周恩来还发表《怎样纪念孙先生的伟大》一文，通过回顾历史教训，强调联合各种革命力量，实行国共合作。
再如，关于加入三青团、国民党问题。蒋介石在１９３８年４月宣布成立三青团后，国民党各派系为三青团的领导权展开了激烈争夺，同时鉴于三青团的性质、任务及组织方式也不明确，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采取了持重态度。１０月，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意见，向蒋介石再次建议：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或令其一部分先行加入，如情况良好再全部加入；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组织，其全体成员一律加入三青团，凡参加者都保持其共产党党籍。１２月，蒋介石答复周恩来说：共产党既信仰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如果共产党全体加入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周恩来当即表示：共产党信仰三民主义，因为它不仅是抗战的出路，而且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但国民党员并不都这样认识。这说明国民党、共产党终究是两个党；跨党正是为了取得信任，但我们也不强求，如认为时机未到，可采用其他办法；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这不可能也做不到；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是失节、失信仰，于国民党也有害而无益。周恩来的回答使蒋介石大失所望。
周恩来在长期谈判过程中立场坚定，对统一战线工作有比较全面、正确的认识。他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初步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他提出的统一战线的１２条主要原则，强调在坚持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时，也要坚持党的政治上的独立性，信仰共产主义；在承认蒋介石的政策时，要从共产主义观念上理解三民主义；在承认国民党是抗战力量时，要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的力量，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
（二）在对待抗战与民主的关系上，不是将两者对立，而是将两者统一，既强调民主要服从抗战，又强调抗战需要民主来推动，直视民主改革和民生改善问题。
在抗战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上，抗战初期党中央领导人中间存在着重大分歧。王明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错误言论之一，就是美化蒋介石政府，否认抗战需要民主来推动，片面强调民主绝对服从抗战；并批评党中央把民主民生的口号与抗日的口号并列起来，没有突出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
与王明不同，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认识是明确的。还在１９３７年６月２７日，他在中央党校和抗大的政治报告中就指出：内战停止了，在和平道路上发动抗战，需要民主运动来推动——抗战与民主犹如自行车的两轮，不是人力车的两轮——没有民主，抗战的发动不能广大深入，甚至抗战发动不起来，或者遭受挫折，或者被出卖。他明确指出：民主的目的是发动抗战，是扩大抗战力量。抗日与民主是不可分离的。在与国民党的长期谈判中，他也是这样去争取的。在杭州谈判之后，他在代表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现时的活动中心是：“进行对日抗战的准备工作及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运动”。“特别是民主运动，在目前内战停止、抗战准备期中更有严重意义”。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合作宣言中，他将民主政治和民生幸福问题与民族解放问题一起作为基本政治问题提出。尽管在南京谈判中为照顾国民党，将民主政治改为“民权政治”，但基本精神没变。国共合作宣言发表，使蒋介石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争取民主的胜利。
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对这个问题一度有过不正确认识，附和过王明对中央的一些批评，但很快就改正了。在武汉与蒋介石的第一次谈判中，他就提出了民主问题，建议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１９３８年６月中旬，周恩来在写给蒋介石的１０条书面意见中，第一条就要求“实行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的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合法存在”，“停止查禁各地抗日书籍杂志”；第二条，要求对游击区、敌占区的抗日地方政权予以开放，实行民主，“使各党各界之人才均能充分发挥反对敌伪斗争之能力与效果”。以后，周恩来与蒋介石会谈时，都不断重申开放民主、言论自由和扶植民众组织等要求。
武汉时期，国民党的根本方针无疑是反对民主、统制民众运动的。但是，由于不断高涨的全民抗战形势，它不得不采取某些开放措施。与武汉时期之前的政治状况相比，国民党毕竟做出了一些民主姿态，表现出了某种进步。这有限的民主进步主要是人民争来的，其中包括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的努力。
（三）关于保卫武汉的战略方针及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问题。
这是王明与党中央的又一重大原则分歧。它的实质是要不要在华中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发展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王明由于放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单纯依靠国民党的力量进行抗日，因而不主张在华中地区建立敌后政权，不组织力量开展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游击战争。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虽然不像中共中央那样有明确的战略意识，又与王明等一起发表过《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一文，但是，从周恩来在武汉时期的全部情况来看，他还是与党中央的思想一致的，并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做了不少工作。例如：１９３８年１月７日，周恩来在《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一文中分析了发展敌占区的游击战问题，指出：“依据敌人现有的兵力，不论其在北方，在津浦，在东南，只能占领我国交通要道及重要城市，如敌继续前进，其后方将愈加薄弱。因此，我们应抓紧敌人这一弱点，派遣某些得力干部，到敌人占领地区的侧面后方，做游击战争的骨干，去动员组织和武装被敌摧残压迫或被欺骗的民众”，“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以袭击、扰乱、疲敝、分散和吸引敌人，并配合主力作战”。１月１１日，他与叶剑英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建议鄂豫皖红军以一部参加新四军整编，余部仍在鄂豫皖边力求发展，以扩大和发展中州游击运动。中央同意了这一建议。
１９３８年２月，在汉口文化界座谈会上，周恩来专门分析了江南平原河网地区进行游击战争的问题。他说：在这样情形之下，进行游击战争自然比较困难，但不是毫无办法，如能有坚固的领导和坚强的干部，到处把民众组织起来，采取分散活动方式，十余人为一组，截击敌人辎重，破坏道路桥梁，刺探敌情等，“我相信即在上述的情形下，是有充分开展可能的”。为了开展鲁豫皖地区游击战争，周恩来在２月１３日同长江局的其他领导成员联名致电中央书记处，提出：鉴于日军以突破黄河，夺取武汉成为新的战略中心，为确实地建立长江、黄河间我们自己的力量，必须急切地发动鲁豫苏皖群众参加战争，提议调彭雪枫由晋来豫，组织与领导这四省的军事工作。随后，彭雪枫到河南竹沟开展工作，在周恩来指导下，不到半年，豫东的人民武装力量得到了蓬勃发展。
１９３８年５月，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周恩来迅即将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军事部长彭雪枫召到武汉作了传达，要求河南省委贯彻执行。河南省委作了具体部署，动员一万多城市工人、学生回乡工作，准备游击战争。
以上是周恩来在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５日与王明、博古联名发表《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一文以前的情况。这些情况表明周恩来与中共中央的认识基本一致。随后，中央提出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不可守时，不惜断然弃之的方针。周恩来在７月７日发表《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一文时，即改变了三人联名文章中死守武汉的观点，强调了在动员上要用最大的决心发动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保卫武汉必须实行内线外线结合夹击敌人的作战方针，保卫武汉的目的主要在于给敌人以极大损伤，“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转移作战地区”。
这以后，周恩来努力贯彻中央精神，进一步重视发展游击战争问题。１９３８年８月１日，他同长江局其他领导成员一起致电中央书记处，认为江淮河汉之间的游击战争将有较大发展，建议中央抽调２００名军事干部到武汉。９月２日，他与叶剑英致电彭雪枫，要河南省委把工作重心移向豫东敌后，创造苏鲁皖边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豫活动部队联系起来，以影响整个战局。１０月了日至９日，在武汉危急之际，他发表的《论目前抗战形势》一文，强调保卫武汉要发扬我国的政治优势，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他说：“只要我们能绝对相信这种政治优势，努力发展这种政治力量”，游击战争的烈火将燃烧到华中、江南，“敌人虽然深入了我们内地，直等于进入墓道”。这篇文章还论述了武汉的得失不是影响长期抗战的关键，批评了由于武汉不保而产生的新的悲观心理，使许多人从惶惑中看清了前途。
长期以来，周恩来被视为在武汉时期犯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经过对上述几个关系到原则是非的基本问题的考察和对长江局历史功绩的辨析，不难看出，这个不符合实际的观念是需要改变的。应当说，不仅在这些问题上，而且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周恩来在总体上坚持的是党的正确路线。
三、王明对周恩来和长江局的影响，以及周恩来和长江局的失误
周恩来和长江局受王明的影响，有认识错误和工作失误。肯定其历史功绩和明辨基本原则是非，并不是要否定其过错。如果说否认前者就不能廓清历史，那末否认后者也不是尊重历史。
周恩来个人受王明影响的失误，主要表现在下面两件事上：
（一）在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发言附和了王明的一些错误观点，对中央进行了不正确批评。
（二）与王明、博古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一文，不符合持久抗战方针。
这是周恩来在武汉时期与王明联名发表的唯一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阐述的保卫武汉的意义以及在军事、政治、经济、民运等方面应孩采取的措施，不能说都是错误的。国民党在保卫武汉的战役中也给日军以重创。这篇文章的错误，不在于肯定了保卫武汉的战役，而是就其宣传的指导思想而言是有错误的。第一，它过分夸大了保卫武汉的意义，片面强调武汉一定要保住，大有要在武汉决一死战之势。这样的宣传尽管有逼迫蒋介石积极抗战的意图，但就当时的力量对比而言，在武汉决战不合适。武汉的保与失并不是长期抗战和中国存亡的关键，因而不必要号召人民像保卫马德里那样来保卫大武汉。第二，它提出的保卫武汉的战略方针是企图通过组织各种兵团进行阻击，以求将敌军击败与消灭在进入武汉的门户之外。这个方针不符合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大踏步进退的战略思想。保卫武汉不是非拒敌于武汉门户之外不可。不顾实际情况地硬要死守武汉，不利于保存有生力量和坚持长期抗战。第三，保卫武汉主要是一个宣传口号。党中央的指导思想，是借保卫武汉这个时机来大力发展党的工作，动员党的干部，组织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发动与武装民众，开展游击战争，变敌后为前线。因此，保卫武汉宣传的重心应放在广泛地发动群众方面。这篇文章尽管谈到了发动民众问题，但却希望国民党政府赞助和指导，这表现了对国民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实际上会妨碍民众运动的发展。
就长江局来说，受王明影响所犯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政治方面。对于开展敌后农村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贯彻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很不得力，使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没能得到更为充分的发展。
自长江局成立之后，党中央多次发出指示，要求长江地区的党组织，以武装广大民众开展农村游击战争，创立游击根据地为中心任务，有计划地从城市抽调得力干部去担任农村游击战争的领导工作。１９３８年５月２２日的电报甚至指出：“为此目的，武汉城市工作受到部分损失也不应顾惜”。对于中央的指示，如前所述，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在他们的工作范围内作了贯彻，并取得了一定成绩。长江局也开过多次会议讨论了鄂、豫、皖等地区的军事工作，研究了开展农村游击战争的问题。但是，由于受王明的“城市中心”论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论的影响，从总的指导思想看，长江局是忽视农村工作、游击战争和建立敌后抗日政权的，因而既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落实中央指示，也没有去把握一些转瞬即逝的好时机。如在沪宁失守特别是徐州失守后，从前线败退的数十万军队沿途丢下许多枪支弹药，江、浙、皖、豫、鄂一带地方政权溃散，长江局若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在一些地区（不是所有地区）出现像华北那样的局面，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新四军受王明的影响较严重一些。它表现在不仅没有利用上面所讲的时机在长江南北不断扩大游击区域，而且迟迟没有贯彻向南巩固、向北发展和向东作战的活动方针。这个影响主要是通过项英等人起作用的，与长江局的关系不很直接。项英虽是长江局的领导成员，但主要负责东南分局。而东南分局是受党中央和长江局双重领导，许多工作是长江局管不了的。项英在国共合作实现后就有右倾思想。王明回国后，由于其右倾观点更系统化、理论化，又有共产国际背景这就使项英的右倾思想进一步强化了。在１９３８年１１月撤销长江局后，项英负责的东南局直属中央领导。皖南事变时，长江局已撤销了两年多。新四军工作的失误可以说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酿成的恶果，但将它直接归结于长江局则是不公平的。
其次，组织方面。不尊重党中央的统一领导，迁就、容忍甚至附和王明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行为，有分散主义倾向。
例如，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５日的《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这是王明起草的。在１２月２４日的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第二次联席会议上一致通过后，未报送中央审阅，王明即交《群众》发表。这个宣言宣扬了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一些错误观点，从组织观念上说，违反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刚刚制定的书记处和政治局的“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草案”规定，个人不得代表中央或以全党名义发表对内对外的文件。王明擅自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这是纪律不许可的。
１９３８年２月，长江局数次致电中央书记处，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些电文都带有“指示”、“通知”的口吻。如２月２４日的电文称：长江局关于政治局会议决议：一、以长江局会议讨论结果，委托绍禹、恩来两同志作为向政治局会议之建议；二、会议日期建议以两日为限；三、长江局由绍禹、恩来同志回去代表参加会议，并在会议后立即返汉；四，会议后请求中央多派能独立领导工作的同志出来担任各方领导工作。毛泽东对长江局的这种作风很生气。他说，在三月会议时，长江局先打一个电报，规定议事日程，决定某某人要回长江局工作，这种态度我不满意。
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９日至４月１日，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曾决定由王明负责起草对国民党的政治建议书。３月２１日，长江局将王明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电告中央书记处，但是未等答复，就于２４日将这个建议书交与国民党了。中央认为这个建议书有严重缺点，另行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于２５日电复长江局。这时国民党的大会还未召开，如尊重中央意见，将第二个建议书送交国民党并收回第一个建议书是来得及的。但是，长江局既不送，又不及时报告中央，等国民党的大会行将结束，在４月１日才电告中央说：我们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起草的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建议书于２４日送去，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昨夜已开幕，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要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这个电报是长江局领导成员共同署名发的，对中央采取这种态度显然是十分错误的。这样的文电还有一些。它们反映了王明目无中央、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的作风，也表现出他争夺领导权的野心。这样的文电在党的历史上除张国焘闹分裂的一些文电外，尚不多见。这个责任主要应由王明承担；但是，其他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在内都列名在上，没有另作其他表示，这就不能不承担一定的责任。周恩来后来说，这是个历史教训，要引以儆尤后者。
长江局的历史不长。它有主流，也有支流。其特点是主支流交叉，正确与错误交织在一起。对这样复杂的问题应当多侧面地加以分析，尽量避免简单化、片面性。综观长江局历史的功与过，正确与失误，从对中国革命的长远作用看，应当说功绩是基本的、主要的；过错与失误是第二位的、部分的。作为长江局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的工作更是这样。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他在此期间根本的、主要的方面；个别问题上有失误只不过是一时一事的问题。实际上，也正是由于他和长江局多数领导人坚持了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才使得长江局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缩小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长江局的影响，这是我们在评价周恩来在长江局的工作时也需要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