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单从天而降

1938年5月20日清晨，日本长崎一家寿司店的老板打开店门，突然发现门前到处是传单。传单上印着汉日对照的文字：“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逊，则百万传单将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 日本安保部门立即在辖区内进行搜索，并将传单交由“王子制纸”八代木工厂进行化验，证实传单的确来自中国。消息传出，当地民众十分恐慌，并对当局所称“日本本土防卫固若金汤”表示怀疑。 当天，同在九州岛的福冈市和北九州市也发现了大量中国警告日本的传单。 轰炸计划酝酿已久 中国飞机用传单“轰炸”日本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早在1936年年底，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制定的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就向空军要求，“准备全部轰炸机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等大城市”。但不久抗战爆发，中国空军在与日本的血战中伤亡惨重，其中能够飞抵日本本土的萨伏亚S—72和马丁—139WC等两种远程轰炸机损失殆尽。 徐焕升领队远征日本胜利归来 无奈之下，国民党政府将目光瞄向了海外。1937年9月，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苏联洽谈军事援华问题时，收到蒋介石密令：务必购买可以用于轰炸日本的重型远程轰炸机。10月，苏联对华军事援助协议中的6架TB—3重型轰炸机按计划飞抵兰州。11月30日，其中的5架飞机由兰州经汉口飞南昌进行对日轰炸前的临战训练。不幸的是，日方早就得到南昌有中国重型轰炸机的情报。12月13日，日机空袭南昌机场，当场炸毁2架，炸伤3架，剩下的战机被迫飞返兰州躲避空袭。后来，由于数量有限且备件缺乏，TB—3在中国战场只作为运输机使用，再也没有担当任何战略轰炸任务。 空军上尉勇担重任 就在人们为轰炸机一事发愁时，美、英、法、荷等国的多名志愿飞行员来到中国参战，同时带来了马丁—139WC轰炸机4架、伏尔梯V—11轻轰炸机7架和刚刚从欧美淘汰的诺斯洛普G2E轻轰炸机数架。国民党空军似乎又看到了希望，但外籍飞行员却称执行这项任务风险太大，提出了让国民党政府无法接受的天价酬金。针对此情况，国民党政府航委会决定由中方飞行员来执行这一任务。这时，编在委员长侍从室的专机飞行员徐焕升上尉自告奋勇地提出由他负责重新组建远征轰炸队的具体事宜。 徐焕升受领任务后，立即通知在汉口待命的预先选拔好的14中队人员立即飞抵成都报到。1938年3月，中国空军重新制定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选定日本佐世保军港和八幡市为轰炸目标。为了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航委会又从飞行第8大队第19中队调来以佟彦博副队长为首的数名优秀飞行员，与先前到达成都的飞行员会合，成立特别轰炸中队。 特别轰炸中队在徐焕升的率领下，对当时中国空军的各种轰炸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最后选定马丁—139WC轰炸机。而后，特别轰炸中队在成都凤凰山基地开始了临战训练，并对马丁机的性能进行摸索和适应。在训练过程中，徐焕升发现：马丁—139WC虽然性能良好，威力巨大，但返航途中极可能遭到日本人的追击，不一定能在沿海机场加油。而且，仅靠眼下这几架飞机投掷炸弹难以取得震慑效果。于是，特别轰炸中队请示航委会，修改原定计划，以两架轰炸机携带传单空袭日本，宣扬我国抗战意志，警告日本当局，并且为了缩短航程，将目标改为九州岛的长崎、福冈和北九州。国民党政府同意了他们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