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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参加者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水陆运输工人、散兵游勇以及和尚、道士、中小地主、痛恨外国侵略的封建士绅，成份极其复杂。在较短的时间内，曾广泛活动于中国北方广大地区，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侵略势力。但是，因为它的主要参加者是农民群众，由于农民群众本身弱点所致，运动本身带有很大的封建落后性和迷信愚昧色彩。没有统一队伍和明确的斗争纲领，散漫无组织，笼统盲目排外，仇恨一切新生事物，破坏性很大，这是义和团运动的突出特点。本文试图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一些粗浅探讨。
一
自从一八四○年英国侵略者先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封建大门，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到十九世纪末年，中国的民族危机已经达到非常尖锐的程度。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帝国主义者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已把中国社会最后地推进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深渊。
甲午战争后，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展开了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使中国面临被瓜分的严重危险。此外，列强还展开了夺取中国铁路修筑权的斗争。《马关条约》规定中国给日本二亿两白银的赔款和三千亿两的“赎辽费”。旧债和新债加在一起，使中国的外债达四亿五千万两。当时，清政府的国库收入每年只有八千九百万两，这使中国的外债永远也还不清。大量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使中国的经济命脉进一步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从而大大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就是对中国进行的文化侵略。帝国主义者把文化侵略作为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精神支柱，当做“征服主要目的之一”。文化侵略方式之一的传教活动，十九世纪末在中国进一步扩大了。据统计，到一九○○年，全国大约有四十五个教区，六十多个教会，三千多名传教士，八十五万多名教徒。诚然，这些人数众多的教民，并不一定都是跟着外国传教士做坏事的。然而，“入教之民，良莠不齐，其奉教安分者固属不少，而以教士为护符，欺压者亦所在皆是”（《档案》上册，109页，赵舒翘何乃莹片）。由于“民教不和”，传教士、部分教民无恶不作，使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不断出现的“教案”到了十九世纪末年，更加层出不穷。义和团运动就是在反洋教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壮大的。它首先爆发于山东，势力逐渐扩展为中国北部各省。
甲东战后，德国首先占据了胶州湾，把山东划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接着，英国占领威海卫。在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中，山东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使山东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外国商品的大量倾销，清政府大肆搜刮，水、旱、虫灾连年不断，使山东农业凋敝，手工业破产，大批手工业工人失业，沿海通航、铁路通车后，使运河两岸呈现一片萧条景象。原来靠运河为生的水陆运输工人大批失业。以聊城为例，“昔年河通时，水陆云集……迄今地面萧疏，西商俱各歇业，本地之谋生为倍艰矣”。（山东《聊城县志》一卷9页）帝国主义在山东的传教活动在十九世纪末也达到了非常猖狂的程度。在山东七十二个州县中，有教堂会所一千一百余处，传教士三百余人，教徒八百万人。传教士充当了帝国主义侵华间谍，勾结不法教徒，胡作非为。因而民教纠纷，层出不穷。地方官承秉清政府意旨，又慑于教会势力，“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不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得志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毁教堂之事”。（《栏案》上册6页，李秉衡折）。因此，山东的反洋教斗争不断高涨。在反洋斗争中，义和团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不断发展壮大。
毛泽东同志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要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来决定。”（《毛泽东选集》二卷56页）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是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义和团群众在十九世纪末民族危机空前加深的历史条件下，挺身而出，拿起武器，不怕牺牲，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战斗。他们是为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而战。因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行动。他们的斗争是爱国斗争。近代中国是一个不断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反帝就是爱国。义和团群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就是义和团运动时期爱国的具体内容。它是十九世纪末年“瓜分豆割”愈演愈烈，“亡国灭种、迫在眉睫”的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表现在他们所提出的斗争口号上。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义和团提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刘青田碑文》）。面对瓜分危机，义和团提出“保护中原，驱逐洋寇。”（包士杰《拳时上谕附杂录》《丛刊》四149页）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深的形势下，义和团提出“替天行道，出力于国家而安于社稷”。（同上《丛刊》四148页）这些口号，反映了义和团群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保卫国家的正义要求，其性质当然是反帝爱国的。
这里，应该提到的是义和团所提出的“扶清灭洋”口号。“扶清灭洋”（包括“保清灭洋”“顺清灭洋”等）是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普遍口号。从“反清复明”到“扶清灭洋”口号的变化，是帝国主义侵略加剧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结果。它显然不是什么策略性口号，因为义和团运动没有统一的组织和统一的斗争纲领。因而，在斗争中也根本谈不上什么策略性，是自发地提出来的。但是，这个口号的本身，却给运动的本身带来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也使其成份更加复杂。这个口号，便利于清政府顽固集团的欺骗、利用和出卖，反映义和团对当权的清政府顽固集团没有本质的认识。
一九○○年春夏间，义和团进入京津地区，开始和帝国主义侵略军直接作战。在抗击帝国主义联军的战斗中，义和团和部分清军爱国官兵充分表现了不屈不挠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廊房阻击战，义和团民虽然使用刀茅一类原始武器，但却异常勇敢。他们个个“奋不顾身，直逼火车，持矛猛触”（李□：《拳祸记》84页），给帝国主义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并迫使侵略军不得不退回天津。在撤回天津途中，又遇义和团的英勇袭击，被打得势不能支，当即寻路逃散，亦有死伤者，抛弃……枪炮甚多。”（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丛刊》二21页）回到天津后，英国统帅西摩尔供认：“义和团所设为西式枪炮，所率联军，必全军覆没”。（《万国公报》辛丑年正月）在保卫天津的战斗中，义和团也表现得异常勇敢。曹福田率领团民，与沙俄侵略军激战，杀伤四百余名。天津战役前后一个多月，义和团“遇有战事，竞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疾风驱草，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此次天津华兵与西兵苦战月余，西人咸谓如此死战，实为从来未见，“华人此次临战极为勇敢，虽死者山积，乞犹未馁”（佐原笃介《拳乱纪闻》《丛刊》—149、154页）。同样，义和团在北京也表现了英勇不屈的反帝爱国斗争精神。
综上所述，从义和团进入京津地区，开始和帝国主义侵略军作战，到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义和团运动基本失败，前后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曾有几十万人卷入反帝爱国斗争风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堪忍受外国侵略势力的奴役和压迫的光荣革命斗争传统。义和团广大群众的鲜血并没有白流，它为中华民族反侵略的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义和团的斗争是正义的，功绩是巨大的。对义和团运动这样一个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必须给予充分肯定，并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史观给予科学总结。
二
规模巨大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最终未免失败。它的失败除了义和团所面临的敌人是用近代化新式武器所武装起来的八国联军和由于清政府顽固集团的利用、欺骗和出卖外，失败的重要原因是运动本身所具有的封建落后性和迷信愚昧性。
义和团运动的主体是农民群众。中国农民曾经遭受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广大农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这就造成了广大农民群众长期以来缺乏文化科学知识。沉重的封建剥削和压迫，虽然养成了他们富于反抗的斗争精神，但在斗争中往往表现为落后和愚昧。另外，长期的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又造成了中国农民的保守、狭隘和自私观念。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中国农民的这些特点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使他们的头脑局限在狭小的圈子里，对外部事物极少了解。正因为如此，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它的封建落后性和迷信愚昧性。
义和团运动所依托的是封建迷信，它不象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那样，创造一种“拜上帝会”式的宗教（义和团运动没有出现象洪杨那样的人物），而是依托数目众多的颇类繁杂的神仙人物。什么“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水，九请华陀来治病，十请托塔李天王、金叱、木叱、哪叱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转引自：陈独秀《克林德碑》。《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44——45页）此外，象玉皇、如来、姜太公、诸葛亮、关羽、周仓、观音、樊梨花、刘金定等，都是义和团所依托的神仙人物。
这些所谓的神，不外乎戏曲小说中传奇人物。中国农民所能接触并为之崇拜的，大凡也是这些传说中的人物，这也是义和团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原因之一。
据载，凡加入义和团者，须要到坛厂焚香，经师傅传授符咒，说什么有“神灵附体”。于是“舞枪弄棒”、“武艺精通”，若练到“功候满足，即能刀枪不入，刀箭不伤。”（柴萼：《庚辛纪事》《丛刊》1305页）由于义和团用这种封建迷信和大刀长矛在反侵略的战场上同帝国主义“枪炮相搏”，其结果必然是惨重的牺牲，“死者如疾风驱草”。
除了名目众多的保护神之外，维持义和团勇敢精神的另一精神支柱就是符咒。他们“托之持符念咒，能以降神附体”。其中有“弟子存心苦用功，遍地草芽都成兵”。“弟子在红尘，闭住枪炮门，枪炮一声响，沙子两边分。”（包士杰：《拳时上谕》《丛刊》二150页）“岁次庚子年，便把海底翻，山摇地也动，将将出神仙。”（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丛刊》二188页）“一片苦海望天津，小神忙乱走风尘，八千十万神兵起，扫灭洋人世界新。”（《近代史资料》57年第一期《义和团杂记》）
诚然，这些保护神和符咒对于义和团来说只能起精神麻痹作用，并借以维持他们的勇敢精神。精神麻痹作用再加上对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义和团民表现得格外不怕牺牲。
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其落后和愚昧还表现在笼统和盲目排外方面，这是由于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又生长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的历史条件下所造成的。封建大门虽然已打开了几十年，外国科学技术已经逐步传入中国，但是作为农民这个阶级对于外部事物还是茫然无知。另外，他们认不清也不可能认清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外国侵略者和外国广大劳动人民的区别，因而一概排斥，提出“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佐原笃介：《拳乱纪闻》《丛刊》二120页）
对于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外国侵略者，义和团给予他们应有的惩处那是完全应该的，但是不能无区别的滥杀，更不应该杀死无辜的儿童。就是在被杀的教民中，也有很多是无罪的。仅举一例，如一九○○年五月十七日，义和团“于右安门火烧民居，无老幼妇女皆杀之。”（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丛刊二112页）
除了仇恨一切“洋人”和不加区别地杀戳外，笼统盲目排外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仇恨一切洋事物。铁路、轮船、电线，他们都认为是“洋人”所造，因此要“挑铁道、砍电线、旋再毁坏大轮船。”由于这种盲目排斥一切的思想认识，义和团把洋字改为“洋火”，“其意盖谓水火之交攻也。”（《柴萼：《庚辛纪事》《丛刊》二308页）表示对洋人和洋事物的仇恨。团民闲游街上，见到洋货，诸如洋灯、洋磁□等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佚名：《天津一日记》《丛刊》二146页）
为了表示和“洋人”、“洋事物”彻底划清界线，义和团在京津期间，还掀起了一股改名风，洋药改称土药，洋货改称土货，东洋车改称太平车，洋钱改称鬼钞，洋炮改称积鬼铳，铁路改称铁蜈蚣，电线杆改成千里杆，东交民巷改称“切洋鸡鸣街”，御河桥改称“断洋桥”。可见，这些做法的本身与反帝爱国斗争毫无联系，所表现的是农民狭隘与保守心理。马克思指出：东方农民“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二卷67页）所以，我们在充分肯定义和团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的同时，必须对它所表现出来的封建落后性和封建愚昧性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前后经历百余年。在这段历史时期内，所走过的道路是不平凡和曲折的。我们有很多宝贵的经验，也有很多失败的教训。无论经验和教训，我们都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我认为，义和团运动不能算作一次革命高潮。把它作为一次革命高潮来考虑，是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的。同时，这种说法的本身，也冲淡了自太平天国失败后就开始了资本主义化运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是属于旧式农民运动。不过，这种旧式的农民运动是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做了准备，但不能与辛亥革命并列，称之为革命高潮。
首先，义和团运动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斗争，更不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它的时间是短暂的，开始于反洋教，失败于清政府顽固集团的利用、出卖和帝国主义的联合镇压。如果从进入京津保一带到退出北京算起，前后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并没有提出过改变旧的社会制度的问题。在整个运动中，没有提出完整的斗争纲领。
其次，义和团没有形成为统一的组织，运动自始至终表现为散漫无纪律。进入北京后，“焚正阳门外四百余家……，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丛刊》二12页）
由此可见，这种形式和短暂的运动，再加上无组织无纪律的特点，把它说成“三大革命高潮之一”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的。
这里，还应该提到的是“十年浩劫”初期的一九六七年四月，反革命分子戚本禹之流，秉承其主子林彪、江青的意旨，为了给“文化大革命”涂脂抹粉，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在这篇奇而臭的文章里，戚本禹之流竟把“义和团”运动捧上了天，称之为“表现了中国人民革命历史首创精神的伟大运动”，“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这个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戚本禹为什么事隔六十多年后竟不顾历史客观事实，如此吹捧义和团运动呢？其根本原因就是借古喻今，引诱一些人（特别是青少年）象当年义和团那样去造社会主义的反，借以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革命干部，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的目的，戚本禹之流摆出一副打人的架势，他挥舞吓人的大棒，谁要对义和团运动做出全面的客观的分析，谁就是“同帝国主义者完全是一个鼻孔出气”，是“阶级敌人对中国革命同盟军农民的刻骨仇恨”，对“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刻骨仇恨”，也就“不折不扣地充当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革命宣传的应声虫，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立场”。大捧挥舞的多么吓人，但归根结底还是无济于事。咒骂与歪曲更代替不了事实。历史已经证明了“影射史学”的彻底破产。今天，中国人民大众已经高兴地看到，狂徒和他的主子所表演的恶作剧的最后一幕，就是他们已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三
周恩来同志指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在北京各界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2日）
义和团运动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首先，近代中国曾经是不断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国家。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曾经是灾难深重的民族。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面前，要摆脱这种侵略和奴役，求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就必须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斗争，别无其他出路。这样的历史事实，已被义和团的英勇反帝斗争所证明，也被中国近代史上的其它反帝斗争所证明。中国人民就是用武装斗争赶跑了外国侵略者，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其次，在近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代理人，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尽管他们有时也有矛盾，但最终封建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的驯服工具。因此，反帝必须反封，二者缺一不可。义和团在进行反帝斗争的同时，却没有进行反封建斗争。当然，这和义和团本身所具有的封建蒙昧性有关。当时，清政府当权的封建顽固集团在盲目排外这一点上和义和团有着某种一致性，也为了利用义和团给本集团出气。（为“已亥建储”事），暂时地利用了义和团。可是，就在利用义和团的同时，就抱定“当宣战之时，固逆计异时之必归于和，使管朝夷，皇位夕易矣，大事既成，盲风怪雨不转瞬，而月星明□，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所不恤。”（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丛刊》Ⅱ50页）的宗旨了。后来，西太后逃往西安的途中，有一段话充分暴露了她利用义和团的真实目的。她说：“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的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没有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有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胡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来的道理。”（吴永：《庚之西狩丛谈》《丛刊》—438页）这句话，很明显地说出了西太后是要利用并最终是要出卖义和团的。义和团运动终于在清政府顽固集团的利用、欺骗、出卖下失败了。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反帝反封是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双重任务。
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却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认识到征服中国是不可能的，从而粉碎了他们瓜分中国的迷梦。联军统帅瓦德西在给德皇维廉的报告中说“皇上诚然常有瓜分中国的思想”，可是“不应忘去者，即中国领土之内……共有人口四万万……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　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瓦德西：《拳乱笔记》《丛刊》四86页）他又说：“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佐原笃介：《八国联军志》《丛刊》四244页）法国一个议员也说：“中国土地广阔，民气坚劲……吾固谓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也。”（王其榘：《有关义和团舆论》《丛刊》四245——246页）
义和团运动又给予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很大影响。在义和团运动中，更加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统治集团的顽固、腐朽和无能。义和团运动以后，清政府完全变成了“洋人的朝廷”。中国人民对于这样一个政府只有起来革命，推翻这样一个万恶的政府。除此之外，不能存在任何别的幻想。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庚子之役，为予第二次革命失败也。经此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于前有别矣。当初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比较，差若天渊……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孙中山选集》上册174—175页）
义和团运动以后，革命派和保皇派彻底划了界线，革命营垒进一步扩大了。同盟会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宣传革命，组织武装起义，使全国革命运动迅速高涨。前后经过萍浏醴起义、两广起义、浙皖起义、第二次广州起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人民大众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清王朝。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也给予亚洲各国人民以很大影响，朝鲜人民称义和团运动是“唤起了人民誓死消灭倭洋，形成万里长城般的巨大力量。”（崔泰镇：《义和团对朝鲜的影响》《历史教学》1955年2月号）在义和团运动影响下，朝鲜人民发动阜郡、济州起义。不仅如此，义和团运动对亚洲亦是一次震动。亚丹斯在致国务卿海约翰的信中说：“中国的暴动可能影响波斯和中亚细亚，并引起阿拉伯民族总暴动。”（《亚母斯书信·致海约翰》）
总之，义和团的悲壮之声，唤醒了中国，也震动了全世界。一大批为中国的前途而奋斗的志士仁人进一步觉醒了。他们终于把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推向了一次大革命的高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功绩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义和团运动的缺点和错误也应当永远引以为戒！
　　　（文章来源：《四平师院学报》198102，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6356.html

以上是关于义和团-论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