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王伟：秦刻铭银釦补正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文物-王伟：秦刻铭银釦补正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王伟：秦刻铭银釦补正
秦刻铭银釦补正*
王伟
陕西师範大学文学院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19640号和19641号着录两件秦刻铭银釦[1]，释文分别爲：“廿一年少工
文物-王伟：秦刻铭银釦补正，四斗正，四斤四两十二朱（铢）”和“廿一年少工喜，四斗正，重五斤又两十又朱（铢）·二”。两件器物的备注均云“出土时间地点、收藏单位、着录及尺寸等资料因电脑故障而丢失。”
文物-王伟：秦刻铭银釦补正
文物-王伟：秦刻铭银釦补正
文物-王伟：秦刻铭银釦补正
今试补充说明以下三点：
第一，器物原始着录信息的补充。这两件秦刻铭银器最先着录于王多庆、柴略《秦安发现的秦刻铭银扣》一文（以下简称《秦安银扣》）；后以《甘肃秦安发现秦国刻铭银环》爲名刊载于黄盛璋主编《亚洲文明——何柄棣院士九十华诞祝寿纪念专集》第四辑（以下简称《甘肃银环》）[2]。
第二，关于“少工”的解释。王多庆、柴略文云“‘少工’一词未见着录”。今按，“少工”一词此前已见于出土资料，即在此文发表的前一年出版的《襄阳王坡东周秦汉墓》一书中就着录了一件少府戈（含戈镦），铭文有“少府，卅四年，少工梬”[3]。
其次，王多庆、柴略文考释铭文中的“少”当爲“少府”或“少府工室”的简写，“工”当爲“工师”的简写。今按，秦少府机构製造的器物中铭文格式繁简略有不同，格式最完整的如：五年相邦吕不韦戈铭文“五年，相邦吕不韦造，少府工室阾、丞冉、工九”（17254[4]）。稍有省略的格式如十六年少府戈铭文 “少府工师乙、工毋”（16665）和十三年少府矛铭文“少府工檐”（17673）。最简单的格式如廿三年少府戈铭文“廿三年少工爲”（16666）、卅四年少府戈铭文“卅四年，少工梬”（16667）以及本文所讨论的两件银釦铭文。就此不难看出五年相邦吕不韦戈铭文中的“阾”就是少府工室的工师，盖因“少府工室工师某”的格式含有两个“工”而显得太过繁複，故採用了以下几种省略格式：一是“少府工室（工师）阾”；二是“少府（工室）工师乙”；三是“少府工檐”，此“工”可兼指“工室”和“工师”，是以上两种格式的进一步省略；四是最简略的格式“少工爲”、“少工梬”等，应是第三种格式的进一步凝缩。
综合以上信息，我们认爲秦文字中“少工”是“少府工室工师”的最简洁的表述，“少”指少府，“工”可指工师，也可指工室，或可二者兼指。
第三，两件器物的断代问题。王多庆、柴略文据银器刻铭中不讳“正”字而排除了始皇二十一年的可能，将器物年代“暂定爲昭襄王二十一年”，并推断“秦少府在昭襄王时已置”。
今按，王辉先生认爲秦少府之设当效仿自三晋，其设置时间应在三晋韩之后，并将具有始皇时期特徵的长胡三穿的二年少府戈定爲庄襄王二年[5]。后又将珍秦斋藏十六年少府戈、二十三年少府戈明确爲秦王政时器，并认爲无纪年的“少府”戈“时代不明，但其上限不能早于庄襄王”[6]。由此可见，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出土资料均没有证据显示秦少府的设置会早到昭襄王时期，故王多庆、柴略文对的对二十一年刻铭银釦的断代值得商榷。
另外，铭文讳“正”字是王多庆、柴略文排除刻铭银扣爲始皇二十一年的直接证据，但王辉先生考察了秦文字中的大量实例后指出：“始皇生前时人已讳其名……秦讳尚疏。大抵政府文书多避讳，私家着作则少顾忌；始皇称帝前较疏，称帝后较严。[7]”
综合以上两方面的证据，我们认爲二十一年刻铭银釦的时代应以秦始皇二十一年爲宜。
第四，第一件器物刻铭中“少工”之名的释读。《秦安银扣》一文用“□”表示阙释，《甘肃银环》一文释作“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释爲“夏（？）”。因铭文仅有摹本，或此字本有残缺，或摹本不准确的关係，此字笔划显得并不完整，仅可辨识上部的“爪”形，以上几种释文都是很谨慎的。
今按，如果上文将器物的年代改爲始皇二十一年不误的话，则可系联上文提及的珍秦斋藏秦二十三年少工戈，其铭文中释爲“少工爲”的字作
文物-王伟：秦刻铭银釦补正形，与银釦中的少工名
文物-王伟：秦刻铭银釦补正有几分相似，因银釦铭文是摹本，不排除笔划误摹、漏摹的可能。另外，银釦纪年与二十三年少工戈纪年时间间隔仅一年，少府工室的工室易人的可能性不大，故二者有可能爲同一人。这一点希望以后有更準确的资料来验证。
*本文是陕西师範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11SZYB15）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3YJC740098）的阶段性成果。
[1]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299-300页。
[2]王多庆、柴略：《秦安发现的秦刻铭银扣》，《陇右文博》2006年1期，43-44页。此文后以《甘肃秦安发现秦国刻铭银环》爲名刊载于黄盛璋主编《亚洲文明——何柄棣院士九十华诞祝寿纪念专集》（第四辑），三秦出版社，2008年，372-373页。
[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队、襄阳区文物管理处编着：《襄阳王坡东周秦汉墓》（图122.3、4），科学出版社，2005年，165页。
[4]括号中数字该器在《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中的编号，下同。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31-3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5]王辉：《战国“府”之考察》，《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兼先生考古五十周年》,三秦出版社,1987年。此文后又收入氏着《高山鼓乘集——王辉学术文存二集》，中华书局2008年，263-264页。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83-84页。
[6]王辉:《珍秦斋藏秦铜器铭文选释》,《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2期。
[7]王辉：《秦史三题•秦讳·讳正》，《一粟集——王辉学术文存》，台湾艺文印书馆，2002年，650-6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