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程浩：清华简《保训》源自三晋文献说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出土文献-程浩：清华简《保训》源自三晋文献说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程浩：清华简《保训》源自三晋文献说
清华简《保训》源自三晋文献说
程浩
上海大学
[摘要] 清华简《保训》的竹简形制与同批的其他竹书有明显区别，应该不属于《尚书》或《逸周书》的内容。从《保训》的字形特征与用语来看，它很可能源自三晋之地流行的众多“书”类文献的中一种。《保训》流传到楚地后经历了传抄过程中的“驯化”，逐渐形成了我们现在所得见的面貌。
[关键词] 清华简；《保训》；竹简形制；文献特征
《保训》是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中最先公布的一批材料。其释文及图版一经发表[1]，随即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一时间着家蜂起，蔚为大观。诸家对简文的考释已臻完备[2]，对其思想性的解读也论着颇丰[3]，唯独对《保训》的文献特征却鲜有问津者[4]。本文即就这一问题进行申说，试补其缺。
一 竹简形制
简长：除简2残断外，其他10支简保存较完好，简长基本一致，为28.5厘米。李学勤先生介绍《保训》简长28.6厘米[5]，与整理者略有出入，但相差甚微。原简的长度合战国尺约一尺二寸半，汉尺约一尺二寸[6]。
简策长短是区分简书性质的主要依据，这点前辈学者早有论及。王国维先生作《简牍检署考》，称：“以策之大小为书之尊卑，其来远矣。周末以降，经书之策皆用二尺四寸。周时国史记注，策亦二尺四寸也。礼制、法令之书亦然。二分取一，则得一尺二寸，《钩命决》所云《孝经》策是也。汉以后，官府策籍亦用一尺二寸。”[7]王氏之论，多引《论衡》、《盐铁论》等汉代文献为证，所称当为汉尺，而《保训》简长恰为汉尺一尺二寸。《保训》公布之初，曾有学者认为其与《尚书》、《逸周书》有密切关联，现在看来也是站不住脚的。清华简中见于今传本《尚书》之《金縢》、《逸周书》之《程寤》、《皇门》，简长为44.5~45厘米[8]，一皆为长简。1987年，在湖南慈利石板村出土了《逸周书》的《大武》，也为45厘米左右的长简[9]。根据李学勤先生的介绍，在整理清华简的过程中“之所以首先选取《保训》，是由于这篇简书长度特殊，虽然分散在大量竹简中，比较容易集中起来。”[10]由此可见，《保训》这种短简在清华简中是比较特别的，因此在书籍的性质上也应该与其他竹书区分开来。
前文已经提到，《保训》简长约合汉尺一尺二寸。对于一尺二寸的简，李零先生认为：“中简一尺二寸，当周尺半，钞传记或簿籍”[11]，周凤五先生也说：“阐述发明六经奥旨的传注较短”[12]。因此，将《保训》归于《尚书》等经书之类恐怕有失妥当。在目前发现的抄写内容为古书的战国竹简中，只有郭店《唐虞之道》和《忠信之道》两篇简长与《保训》接近，为28厘米左右[13]。《唐虞之道》与《忠信之道》两篇竹书，一般认为出自孔门后学之手，是对孔孟思想的阐述与诠释，属于典型的“传注”。
简端形态：上下简端皆平齐。
在郭店简和上博简中，简端除平齐的外，还有修治成梯形和半圆形两种情况。周凤五先生曾根据郭店简的形制推论：“简策的长短固然重要，经典与传注之分还是取决于简端的形状，梯形者为经，平齐者为传”。[14]上博简公布以后，学者对周凤五先生之说的依违有所分歧。林素清先生认为：“这种说法如今在上博《缁衣》简似乎又得到佐证”[15]，其根据应是上博《缁衣》整理者所说的：“竹简两端均经修正，呈梯形状”[16]。冯胜君先生则认为上博《缁衣》应该看作是简端平齐的，并据此质疑周凤五先生的意见并不具有普遍性[17]。从清华简的情况来看，恐怕事实应如冯胜君先生所言。因为目前得见的18支竹简[18]，简端都是平齐的，并没有因为竹书包括《尚书》的内容而作特殊的处理。因此，简端的形态并不能作为判断《保训》篇性质的依据。
编纶、契口：整理者未提及。笔者将图版放大数倍，似可见两道编纶，并在同位置简右侧有“<”形契口。
编联方式：应为先写后编，简6第6字
出土文献-程浩：清华简《保训》源自三晋文献说恰好位于第一道契口处，部分笔画已经被编纶破坏。
由于清华简中只有《保训》是短简，因此无法进行对比。但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提到简长与《保训》相当的郭店《唐虞之道》与《忠信之道》，其编纶、契口与《保训》也非常相似。
每简容字：除简2残断不可得知，其余每简容22~24字不等。
已知的清华简其他八篇竹书，每简容字都在40字左右，字间距与《保训》相当。但与《保训》顶格书写有所不同，其他八篇都在简首有留白。这又是《保训》在清华简这批竹书中的一个特别之处。
二 字形特征
《保训》除了竹简形制比较特殊外，文字书写风格也与众不同，这点李学勤先生已经指出[19]。李守奎先生认为《保训》文字众体杂糅，可能羼入它系文字的特点[20]。两位先生的观点都是极具启发性的，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保训》篇的文字具有较多的三晋文字特征。
至：简9作
出土文献-程浩：清华简《保训》源自三晋文献说，与习见的楚简中作
出土文献-程浩：清华简《保训》源自三晋文献说（包山142）[21]的“至”不同，下部有竖笔而无短横。林清源先生指出：“至字加羡笔于横笔下为楚文字特有，作
出土文献-程浩：清华简《保训》源自三晋文献说则见于齐鲁或秦文字。”[22]实际上，“至”字齐鲁文字未见，战国文字中字形与之相近的为三晋文字
出土文献-程浩：清华简《保训》源自三晋文献说（中山王鼎）与
出土文献-程浩：清华简《保训》源自三晋文献说（安邑下官钟）。
万：简5作
出土文献-程浩：清华简《保训》源自三晋文献说，下部中间写得像“人形”，与楚简中常见的
出土文献-程浩：清华简《保训》源自三晋文献说（郭店·老甲13）并不相类。李守奎先生指出，这种写法的“万”见于三晋玺“又（有）千万”
出土文献-程浩：清华简《保训》源自三晋文献说（《古玺汇编》4736和4737）[23]。
又旁：简4作
出土文献-程浩：清华简《保训》源自三晋文献说，简9作
出土文献-程浩：清华简《保训》源自三晋文献说。沈培先生曾经指出，简9整理者释为“志”的
出土文献-程浩：清华简《保训》源自三晋文献说字，其下部从“又”而不是从“心”。[24]实际上，《保训》中所有的“又”部都写作三笔，这在楚简中是非常少见的。清华简的其他竹书中，也都写作两笔。有学者指出，这种写法的“又”见于上博《苦成家父》与侯马盟书[25]。而侯马盟书1965年于山西侯马出土，是典型的三晋文献。
亡：单字有
出土文献-程浩：清华简《保训》源自三晋文献说（简8），作部首的有
出土文献-程浩：清华简《保训》源自三晋文献说（简9）和
出土文献-程浩：清华简《保训》源自三晋文献说（简4）。简文这种构型在楚系简帛中还是首见，战国文字中只有三晋玺文
出土文献-程浩：清华简《保训》源自三晋文献说（《古玺汇编》4770）字形与之相近。
除上述有三晋文字可以对照的几例外，《保训》中还有许多字形是不见于楚文字的。如简1的“隹”“丑”、简2的“及”、简4的“舜”都与《说文》古文及三体石经相近。《说文》等较晚的文献中保存的古文，其来源主要还是当时存世的“古文经”与战国青铜器。早在司马迁所在的武帝时代，六国文字就已经被统称为“古文”了，因此在今天是很难辨别其国别的。冯胜君先生曾经对《说文》古文和三体石经古文中的“非典型样本”[26]进行了一次统计，并根据统计结果将《说文》古文和三体石经古文归入齐系。笔者始终认为这样的推论有失审慎。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只能说这几例具有非楚系文字特点，即它们既可能属于齐系，也有可能是三晋甚至燕系文字。
另外，简2的“及”字，写法与郭店《唐虞之道》非常接近。郭店《唐虞之道》为具有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这点冯胜君先生已证。但有学者据此推论，《保训》同样写定于齐鲁地区[27]，恐怕是不能成立的。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唐虞之道》并非楚文字，而是三晋文字。”[28]冯胜君先生的研究，也承认了与三晋文字相合的情况占到了一定比例[29]。而且，我们不能因为《唐虞之道》是具有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就认定其中的每个字都属于齐系文字。更何况，《保训》中“及”字的写法，在齐系文字中也是没有先例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保训》个别用字与战国楚文字形体有着明显不同，保留了较多三晋文字的特点。在解释这种楚地出土文献带有他国文字特征的现象时，周凤五先生提出了“驯化”的概念，认为文献在传抄过程中虽然会被改写为当地的通行文字，但要几经辗转才会逐渐失去其本来面貌[30]。我们现在看到的清华简《保训》，可能就是未经完全“驯化”而较多地保留了底本特征的三晋文献。
三 文献源流
《保训》除了字形上较多地保留了三晋文字特点外，文句上也多有可与传世三晋文献对应者。
其一，文王在训诫太子发时，讲述了上甲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的故事。在先秦文献中，只有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与之契合：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緜臣也。[31]
其中的王亥、上甲微为商代先公，王国维先生《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论之甚详。而简文中上甲微“假中”的对象河伯，文献记载也仅见于《竹书纪年》与《穆天子传》。这两部文献同出于汲郡魏安厘王冢，是不折不扣的晋系文献。沈建华先生通过对与河宗有关卜辞的研究，认为“‘河’指的是黄河中游一带，古人以黄河四渎为宗，说明河神的崇拜起源和传说，产生和流传于黄河河套地区”[32]。河伯传说在以三晋为中心的黄河中游的广泛传播，直接体现在了晋系文献《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与清华简《保训》上。
其二，简2“
出土文献-程浩：清华简《保训》源自三晋文献说甚”，整理者释为“
出土文献-程浩：清华简《保训》源自三晋文献说甚”，苏建洲先生读为“渍甚”[33]。“渍甚”，周凤五先生训为“大渐”[34]。“疾大渐”的用法为先秦典籍习见，而称“渍甚”的只有《吕览·贵公》一处：
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病矣，渍甚，国人弗讳，寡人将谁属国？
“渍甚”这种用法，可能也是源于三晋之地。因为《吕览》虽为秦相吕不韦所集，但吕氏本系赵人，其舍人亦为多晋籍[35]，故其中很可能保留着大量的晋地习语。至于苏建洲先生提出的：“上引何休说：‘瘠（渍），病也。齐人语也。’此说若可信，则对探讨《保训》的文本来源或有帮助”[36]，我们认为何休此说并不能作为探讨《保训》文本来源的依旧。毕竟，《公羊解诂》所称“齐人语”本指“瘠”而非“渍”字。
其三，《保训》虽不隶属于《尚书》或《逸周书》，但其文体与用句与 “书”类文献非常相近，其例不胜枚举[37]。
我们知道，三晋之地有传习《尚书》与《逸周书》的传统。陈梦家先生指出：“关于夏、商、周三代之书的保存与拟作，应该分别为晋、宋、鲁三国所为。周书多是鲁国太史所藏，而夏、商之书多为晋、宋两国之人所拟作。这些拟作，也自然有所本，因之也保存了许多史料。”[38]先秦典籍中，对《书》的引用也以《墨子》[39]、《吕览》等三晋系统的文献为多[40]。《逸周书》的情况则更盛。蒙文通先生认为：“《逸周书》是部古文派旧书，朱右曾说‘其间有晋史之辞’，就我看来，在孔子以前引此书的只有荀息、狼瞫、魏绛，都是晋人。说这部书出自晋国，应为可信。”[41]罗家湘先生则认为“《逸周书》的编辑应是子夏居西河后的事情”，甚至子思将晋国独有的《祭公》写入《缁衣》也是子夏入魏的结果。[42]由此，可见三晋在整个“书”学史上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
了解了上述“书”类文献在三晋流传的情况以后，就不难理解汲冢会出《周书》以及源自三晋的《保训》有如此多的“书”类文献特点了。
四 小结
鉴于《保训》的竹简形制与同批的其他竹书有明显区别，我们认为它应该不属于《尚书》或《逸周书》的内容，其重要性恐怕也如它的简长那样要等而次之了。但从《保训》的字形特点以及用句习惯来看，其源流很可能是流传在三晋之地的众多“书”类[43]文献的一种。《保训》传到楚地后，由于不受重视，故而传抄较少，因此较多地保留了三晋文字的特征。
至于《保训》写定年代的问题，我们基本上同意学界认为其成篇较晚的说法。但《保训》中也有一些材料是来源较早的，尤其需要注意。如有学者指出：“简文中介词‘于’均写作‘于’，‘乌呼’字则写作‘于’。郭店简中的‘于’多出现在引《诗》、《书》的文句中，上博简‘于’则以《周易》篇最多见（该篇只用‘于’不用‘于’），都是较早的文献。所以《保训》简中‘于’‘于’的用法，应该也是能够反映这篇文献时代较早的特征。”[44]此外，如果《保训》里的“中”可是理解为“旗”的话，这一来源也是比较早的。因为“中”表“旗帜”是甲骨文的用法，到了西周金文就有了专字“旗”而“中”不常用了。这又引申到了古史史料学与古书成书的问题，需要学者们作进一步讨论了。
[1] 整理者释文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文物》2009年第6期。图版刊于当期封二。下文引用此文，径称“整理者”，不再出注。
[2] 林志鹏先生作《清华简<保训>集释》（武汉大学简帛网，2010年9月30日），兼采说者三十六家，可见讨论之盛。
[3] 对《保训》思想性的讨论集中于《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3期“清华简《保训》研究”专题。
[4] 李学勤先生《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见《文物》2009年第6期）曾予以关注，但论证不详。杜勇《关于清华简<保训>的着作年代问题》（见《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虽专文讨论，却偏重于从思想源流方面进行论证。
[5] 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
[6] 战国尺一尺合23厘米左右，说见冯胜君：《郭店简与上博简对比研究》，北京：线装书局，第2页。汉尺一尺合23.5厘米左右，说见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27-128页。
[7] 王国维：《简牍检署考》，收入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二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80-482页。
[8] 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
[9]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利县文物保护管理研究所：《湖南慈利县石板村战国墓》，《考古学报》1995年第2期；张春龙：《慈利楚简概述》，艾兰、邢文编《新出土简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4页。
[10] 李学勤：《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9年第6期。
[11]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28页。
[12] 周凤五：《郭店竹简的形式特征及其分类意义》，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3页。
[13] 《唐虞之道》简长28.1~28.3厘米，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57页；《忠信之道》简长28.2~28.3厘米，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63页。
[14] 周凤五：《郭店竹简的形式特征及其分类意义》，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5页。
[15] 林素清：《郭店、上博<缁衣>简之比较—兼论战国文字的国别问题》，谢维扬、朱渊清主编：《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3页。
[16]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71页。
[17] 冯胜君：《郭店简与上博简对比研究》，北京：线装书局，第49页。
[18] 《文物》2009年第6期封二公布《保训》简11支，《文物》2010年第5期封二公布了包含《保训》首简在内的9支竹简，总计18支。
[19] 李学勤：《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9年第6期。
[20] 李守奎：《<保训>二题》，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出土文献》第一辑，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第83-84页。
[21] 笔者于古文字学艺未精，所用字例皆据汤余惠先生编《战国文字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并参考冯胜君先生博士后工作报告《论郭店简《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一～三以及上博简《缁衣》为具有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北京大学，2004年）。
[22] 林素清：《郭店、上博<缁衣>简之比较—兼论战国文字的国别问题》，谢维扬、朱渊清主编：《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3页。
[23] 李守奎：《<保训>二题》，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出土文献》第一辑，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第84页。
[24] 沈培：《清华简<保训>释字一则》，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09年7月15日。又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出土文献》第一辑，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第87-88页。
[25] 说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论坛题为“发一份清晰地《保训》图片并谈简文与传抄古文的关系”的帖子第45楼海天先生与第44楼llaogui先生的发言。
[26] 冯胜君先生语，见冯胜君：《郭店简与上博简对比研究》，北京：线装书局，第319页。
[27] 子居：《清华简<保训>解析》，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09年7月8日。海天先生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论坛题为“《文物》第6期出版清华简上市喽”的帖子第28、30楼的发言也持此说。
[28] 李学勤先生在1998年6月国际儒联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联合召开的“郭店楚墓竹简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转引自冯胜君：《郭店简与上博简对比研究》，北京：线装书局，第255页。
[29] 根据冯胜君先生对郭店《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一～三以及上博《缁衣》中与战国楚文字形体与用字有明显不同的字例的统计，与三晋文字相合的在56例中占9例，而齐系文字占21例。
[30] 周凤五：《郭店竹简的形式特征及其分类意义》，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9页。
[31]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32] 沈建华：《殷周时期的河宗》，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出土文献》第一辑，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第95页。
[33] 苏建洲：《<保训>字词考释二则》，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09年7月15日。
[34] 周凤五：《清华简<保训>重探》，未刊稿。
[35]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231页。
[36] 苏建洲：《<保训>字词考释二则》，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09年7月15日。
[37] 前揭子居先生《清华简<保训>解析》搜罗甚备，故此处不再赘述。
[38] 陈梦家：《尚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08页。
[39] 墨子虽为宋人，但他师事史角，其《书》的知识源自于周。而且他的弟子也多在秦晋一带活动，一般认为《墨子》许多篇目非墨子亲作，而是出自三晋墨家之手。
[40] 陈梦家先生指出：“八览引《书》多不见于伏生本，或系晋、鲁所传本有所不同。《墨子》引书亦多不见于伏生本，此亦是其故之一。”（《尚书通论》，第26页）关于今传《尚书》与简本《尚书》之别，以及先秦《尚书》的传本问题，待清华简第一册公布后笔者将作专文论述。
[41] 蒙文通：《经学导言》，收入《蒙文通文集》第三卷，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第17页。
[42] 罗家湘：《<逸周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75-77页。
[43] 这里的“书”类文献非指传统认识中的《尚书》与《逸周书》。对于“书”的定义，我们采美国学者艾兰先生说，即“《书》是一种书面作品的形式，是所有宣称为先王演讲的即时记录的文本。”参见艾兰：《何为<书>？》，《光明日报》2010年12月21日。
[44] 说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论坛题为“发一份清晰地《保训》图片并谈简文与传抄古文的关系”的帖子第9楼公子小白先生的发言。
附记：本文写定于2010年12月，时清华简第一册整理报告尚未出版。文章写成后，谢维扬先生、宁镇疆师与赵争师兄等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但由于本文所说甚异，一直未敢示人。近日读到宋华强先生在简帛网上发表的《清华简与吴起、铎椒》一文，与本文立意有近似之处，给我很大的鼓励。敝帚不敢自珍，愿博方家一笑耳。
点击下载word版：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0737.html
以上是关于出土文献-程浩：清华简《保训》源自三晋文献说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