皋陶-简说清华简《厚父》篇应属《夏书》而非《周书》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皋陶-简说清华简《厚父》篇应属《夏书》而非《周书》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简说清华简《厚父》篇应属《夏书》而非《周书》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上月承蒙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惠赠清华简第五册，在备课和看学生论文之余匆匆拜读浏览，主要以字形的学习为主，文义训释等儘管未有时间深细考虑，但也上网拜读诸位同道师友的大作及帖子，以免落伍。虽只是走马观花，但第五册清华简中《厚父》一篇，一直是我最有兴趣的，倒不完全是因为《孟子》引过它的文句，主要还是因为我曾经做过一点古史传说的东西，而这篇里面谈到禹、启、皋陶、孔甲等人事蹟之故，珍异之至。此篇之重要只举一点即可略见，即它是一篇明确点出禹和夏代存在关係的时代较早的古书，虽然禹在此篇中治水所从受命的是天帝而非尧舜（仍是半神半人的禹），但《厚父》已明确点出他也是奉天命降民建夏邦的，顾颉刚先生等过去怀疑禹与夏代关係晚起，现在看来应该修正。
这两天为了修改一篇文章而研读此篇，我一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疑虑：此篇记王和厚父对话，通篇所谈都是夏代前文人、先哲王事，完全没有提商周以后人事，何以一定要把这篇的东西说成是晚到西周的“王”和充任周王朝卿士的夏代遗民“厚父”之间谈夏代教训的对话呢？后来翻看简帛网回帖，注意到“云间”已经从厚父的语气怀疑他是夏代末年的人，但没有作其他任何说明与论证，似乎也没什么研究者理睬这种说法。我反覆读过此篇之后，觉得整理者和一些学者将此篇性质定为与《周书》性质类似、以王为周王的看法是证据不够充分的，我认为此篇所记，很可能就是夏代孔甲以后某王与其大臣厚父的对话，应当是《夏书》的一篇而非《周书》的一篇。因为没有充裕时间写作文章，在此先把我的大致看法简要说明一下，向整理者和同道请教，粗疏谬误之处乞不吝批评。
下面据我粗浅的理解并参酌网上已经提出过的高见，分段写出《厚父》全篇最宽式释文，以便称说讨论，有些不太懂的字词姑且置之：
□□□□王监嘉绩，问前文人之恭明德。王若曰：“厚父！□（按，此字不识，可能是王自称其名）闻禹……【一】川，乃降之民，建夏邦。啓惟后，帝亦弗恐啓之经德少，命皋繇下爲之卿事，兹咸有神，能格于上，【二】知天之威哉，问民之若否，惟天乃永保夏邑。在夏之哲王，廼严寅畏皇天上帝之命，朝夕肆祀，不【三】盘于康，以庶民惟政之恭，天则弗斁，永保夏邦。其在时后王之飨国肆祀三后，永叙在服，惟如台？”
厚【四】父拜稽首曰：“者鲁，天子！古天降下民，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之慝。王廼遏【五】佚其命，弗用先哲王孔甲之典型，颠覆厥德，淫湎于非彝，天廼弗若，廼坠厥命，亡其邦；【六】惟时下民𨾊帝之子，咸天之臣，民廼弗慎厥德，用叙在服。”
王曰：“钦之哉，厚父！惟时余经【七】念乃高祖克宪皇天之政功，廼虔秉厥德，作辟事三后，肆汝其若龟筮之言亦勿可转改。兹【八】小人之德，惟如台？”
厚父曰：“呜呼，天子！天命不可总斯，民心难测，民式克恭心敬畏，畏不祥，保教明德，【九】慎肆祀，惟所役之司民啓之。民其亡谅，廼弗畏不祥，亡显于民，亦惟祸之攸及，惟司民之所取。今民【一〇】莫不曰余保教明德，亦鲜克以谋。”曰：“民心惟本，厥作惟叶，矧其能贞良于友人，廼宣淑厥心，【一一】若山厥高，若水厥深，如玉之在石，如丹之在朱（？），廼是惟人。”曰：“天监司民，厥徵（？）如□（按，此字不识）之服于人。民式克【一二】敬德，毋湛于酒。民曰惟酒用肆祀，亦惟酒用康乐。曰酒非食，惟神之飨。民亦惟酒用败威仪，亦惟酒用极狂。”【一三】
首先，文中两次出现所谓“三后”，整理者已经正确指出，就是“指夏代的三位贤君”，这在我看来是完全正确的。这位王是问厚父，作为“后王”来飨国并祭祀夏代三后，到底是该怎么样？为什么要问厚父，这显然是因为下面王提到的，“惟时余经念乃高祖克宪皇天之政功，廼虔秉厥德，作辟事三后”，即因为厚父的高祖曾有效法继承皇天政功，且秉德事奉夏之三后之功绩的缘故。厚父是夏代早期三后辅佐大臣的后代，王没有忘怀这一点，所以才特地问他前文人之德、小人之德如何。既然如此，所谓要祭祀三后的“后王”（即继承前代王位的王），和前文提到的“夏之哲王”一样，无疑皆是指夏代的君主，而断不可能是周王。我们不能简单因为通篇多称“夏之哲王”、“夏邦”、“夏邑”就贸然判断说话者是在与己身对立的立场上讲这些内容的，而应该综合地从全篇文义、主旨来判断。简帛网上有网友“ee”提出质疑，认为文中两个“三后”都是周之三后而非夏之三后，矛盾丛结实即在于以王为周王、厚父是周王大臣这一点，在我看来这种误会自然是没有必要的。夏代灭亡后，后人被封于杞，在整个西周时代的传世和出土文献中，几乎不闻任何夏代后人为周王朝卿士的记载。《史记·夏本纪》司马贞《索隐》说“周有彤伯，盖彤城氏之后”（彤城氏为姒姓之后分封的一支），也是推测之辞，即使可信也当与此篇无关。
其次，“王廼遏佚其命，弗用先哲王孔甲之典型，颠覆厥德，淫湎于非彝，天廼弗若，廼坠厥命，亡其邦；惟时下民𨾊帝之子，咸天之臣，民廼弗慎厥德，用叙在服”这一段话，对全篇的理解，十分关键，至今似仍有再研究的必要。整理者将上一句“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之慝”的“之慝”二字属下，读为“之慝王廼遏佚其命”，成为一句颇怪异的句子。我想，整理者一定不是没有考虑过“之慝”二字属上读。他们这样处理，推测除了“助上帝乱下民”的话本来很通之外，《孟子》作“惟曰其助上帝宠（“乱”之误字）之”应也是一个理由，当然更重要的是，似乎只有所谓“之慝王”（即那恶王的意思）才能成为下文“遏佚其命，弗用先哲王孔甲之典型，颠覆厥德，淫湎于非彝”相称的主语，否则一个孤零零的“王”，所指究竟是谁呢？清华简第五册发表后，马楠博士和网友“蚊首”不约而同认为，“之慝”二字应属上读，“蚊首”并指出《孟子》的“有罪无罪自我在”很可能就是“乱下民之慝”（秉按，“乱”训“治”，乱下民之慝即治下民之恶。据下文，下民之明德、慎祀抑或无谅、及祸，乃皆“司民”所作所为直接导致，因此作君、作师的目的就是要纠治下民的罪恶）的“流传之变”。我认为他们的意见颇有道理。如果他们的意见属实，那么前面所引“王廼遏佚其命”以下诸句，该怎么解释就成了问题。马楠博士认为这两句是说，“君王本当助上帝治下民之过恶，而王乃不如此”。按照常理，在对话体文献中，称述历史上某个朝代的某王，总是要有一个限定语，似不可能突然冒出一个“王”，指的是夏代某个不争气的昏君。这个“王”，我认为其实应是厚父对问他话的这位王的称呼。研究者之所以没朝这个角度去考虑，主要是因为这个“王”后面是一连串坏事，除了是说周之前覆灭王朝的王之外，似乎不存在其他可能。但还有一种解释的可能，就是“王廼遏佚其命”以下，并非已然之事，而是一种警示之辞。在《尚书》中，“乃”字有一种类同于假设连词“若”的用法，下面据《词诠》72页引录四条：
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姦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盘庚》）
女万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与女罪疾。（《盘庚》）
女乃是不蘉（按，《经典释文》引马云：“勉也”），乃时惟不永哉。（《洛诰》）
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罚殛之。（《多方》）
带下划线的“乃”，用法当同于“王廼遏佚其命”的“廼”，这个“廼”一直管到“淫湎于非彝”，都是假设之辞（如果这个“廼”不是表假设而是表顺接，那么它就前无所承了）；后面“天廼”、“民廼”的“廼”，则都是一般的表示就、才等副词义的“乃”。全句意思即王你如果断绝天命，不用孔甲留下的常法，颠覆其德，淫湎于不合常规之法，那么天就不会顺着你，要让你坠命亡国的；下民自然在职事中也不能慎德。其文义、句式，与上举四例相较，大概是比较易明白的，应是厚父对夏王所说的教诫之辞。依《洛诰》为周公训教成王之例的口气来推断，《厚父》篇的厚父一定也是夏王朝年高德劭的重臣，而这位孔甲之后的夏王则春秋鼎盛，执政经验还并不丰富。揣测厚父口气，大概文章开头所谓“嘉绩”已是粉饰之辞，实际应已接近《夏本纪》所谓“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的状况了。
另外，还有传世文献里证据力不算太强的旁证。《厚父》篇特别提到了因为启之经德少，皋陶奉天帝之命下降辅佐启（自然因为皋陶能秉德）；皋陶辅佐下的启的夏朝，“知天之威哉，问民之若否”。在《左传》引到的《夏书》里，有两次提到皋陶，一为“《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昭公十四年》）一为“《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庄公八年》）问民善否，自然就是和下面“乱下民之慝”、论“司民”之重要性一段有关，这当然与皋陶制刑之说有密切关係；皋陶勉力布德（种训布，为伪古文《大禹谟》伪孔传说）而德降，似乎也与简文“帝亦弗恐啓之经德少，命皋繇下爲之卿事”可以对看。结合上文的论述来看这些关联性，似乎也透出《厚父》一篇属于《夏书》的可能性甚大。
此篇如确是《夏书》无误，尚有两点可说。一是在战国时代仍有不少完整的《夏书》篇章传流，而且其中有不少记载和传统认识有差异，例如《厚父》谈皋陶、谈孔甲等，说明战国时对夏代历史的认识尚有较为丰富的资料可据，西汉时司马迁能完整地在《夏本纪》中记录夏代世系，不是偶然的。第二，赵平安先生已经指出，此篇字体古老，有些写法特点在三晋文字中也能看到，这与此篇本属于《夏书》有无历史关联，也是可以考虑的。
附记：昨今两天曾就此问题请教裘锡圭先生、陈剑先生和邬可晶先生，获益甚多，文中错谬当由我一人负责。
2015年5月6日下午草
（编者按：本文收稿时间爲2015年5月6日18：36。）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3155.html
以上是关于皋陶-简说清华简《厚父》篇应属《夏书》而非《周书》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