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大饥荒，俗称马铃薯饥荒，是一场发生于1845年至1850年间的饥荒。在这5年的时间内，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人口锐减了将近四分之一；这个数目除了饿死，病死者，也包括了约一百万因饥荒而移居海外的爱尔兰人。

前奏
从某些方面来看，爱尔兰是在英国干涉最多的欧洲国家之一。由于缺乏远见，同时也为了不阻碍自由贸易理论的发展，英国政府不再打算对这个国家进行必要的现代化变革。这种保守主义也同各自的特定利益和有偏见的对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845年，关键的出口领域同一种发育不良的农作物——马铃薯——依存经济紧紧相连。而当真菌突然出现时，国家便任由其摆布了。

1845年的爱尔兰只依赖一种作物：马铃薯。150多万农业工人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养家糊口，300万小耕种者主要都靠马铃薯维持生计，而有产阶级对马铃薯的消费也要比英国多得多。当歉收时，当然也是那些农村的穷人们承担的风险最大。

1845年收到真菌灾害的收成是10月-11月，国家东部较为富庶的地区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从那里，病害向西部蔓延。整株整株的幼苗还没等到收获就腐烂了，家家户户一年的储备丧失殆尽。

蔓延
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依然笃信宗教，在那里，人们试图使天主教和地质学、植物学或经济学等新兴科学统一起来，像马铃薯病这样的灾害，反映了《圣经》中的饥荒观，只能引起带有宗教色彩的歧视言论。

大部分的英国舆论都戴着宗教的有色眼镜去考虑问题：袭击爱尔兰的“灾害”是对奢侈和无忧无虑的生活的警告。更加极端的言论，把爱尔兰人正在遭受的灾难同他们的宗教“错误”联系到一起。对许多人而言，教训很明显：为了食用更富有营养的以谷物为主的食品，应当结束这种对马铃薯的“反常”依赖。

1846年夏，马铃薯的匮乏超过了最悲观的预测。300万人到400万人因现代欧洲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收成被摧毁而遭受死亡的威胁。只有英国具备足够的资源来应对灾难，对这些资源的正确使用却需要管理上的明智和政治上的诚意。

1847年夏天，人们收获到了无病害的马铃薯。许多观察家总结道，饥荒结束了，爱尔兰应该靠自己的力量重新振兴。但是，由于植株不多，收成仍然少得可怜。实际上，岛上的大部分地区在这一季节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苏，饥饿和疾病依然肆虐。

1848年，霜霉病的再次袭击彻底抹杀了人们的幻想。更为残酷的是，霜霉病集中发生在那些已经没有能力经受第四次饥荒的地区。如果说那些不很贫困的地区的状况有了少许改善，西部和南部却经历了一次与1847年这一“黑暗之年”同样深重的灾难。1849年和1850年，疾病再度来袭，使得一些地区奄奄一息。

在“黑色的1847年”，爱尔兰科克郡地方官员尼古拉斯·康明斯有这样一段描述：“我走进了一间农家小屋，其场景令我瞠目结舌。6个因饥饿而骨瘦如柴、形同鬼魅的人躺在小屋角落的一堆脏稻草上。我以为他们已经死了，但当我靠近他们时，耳畔却传来了一声声低吟。这些‘人’还活着……”

在经济学中，需求定理是指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一种商品价格上升，该商品需求量减少。这是绝大多数人所共知的道理，也符合理性人行事的假定。但是，1845年在爱尔兰大饥荒时期，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马铃薯价格在上升，但需求量也在持续增加。

英国经济学家吉芬观察到了这种与需求定理不一致的现象，这种现象也就被经济学界称为“吉芬之谜”，而具有这种特点的商品被称为吉芬商品。

爱尔兰1845年饥荒使得大量的家庭因此陷入贫困，马铃薯这样的仅能维持生活和生命的低档品，无疑会在大多数贫困家庭的消费支出中占一个较大比重，马铃薯价格的上升更会导致贫困家庭实际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变得更穷的人们为了生存下来，就不得不大量地增加对低档商品的购买而放弃正常商品，相比起马铃薯这种低档商品来说，已经没有比这更便宜的替代品了，这样发生在马铃薯需求上的收入效应作用大于替代作用，从而造成马铃薯的需求量随着马铃薯价格的上升而增加的特殊现象。一种商品只有同时具备“是低档品”和“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这两个条件时，才可以被称之为吉芬商品。

结果
在大饥荒发生前，移民就早已开始了。但是从1846年末开始，移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之后的10年间，180万人离开了爱尔兰，其中有100多万人是在饥荒期间移民的。这是19世纪最重要的人口流动之一。对这些男女老少而言，与其说是自愿的移民不如说是逃难，他们的经历苦不堪言。

大饥荒对现代爱尔兰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很多重要的社会变革都是在1845年前发生的，但是饥荒的冲击培养了现有的历史力量，赋予了它们新的意义。不同寻常的人口曲线、一种深刻的精神创伤，以及人口散居各地，却保持着不变的联系。饥荒后的爱尔兰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