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是欧洲乃至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国家，它位于欧洲中部，地缘位置十分重要。德国人的祖先是古罗马时期居于多瑙河、莱茵河流域的日耳曼族群，曾于10世纪建立神圣罗马帝国（即德意志第一帝国），后发生分裂、皇权形同虚设。1871年，普鲁士王国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领导下，历经三次王朝战争后统一了除奥地利以外的德意志地区。

在德意志统一后不久，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德国迅速崛起，并于一战前夕成为工业产值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然而，1914年和1939年，德国先后挑起两次世界大战并战败，对其自身国际地位造成严重打击。那么德国为什么要先后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德意志的地缘困境最终是如何化解的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从普鲁士时期的欧洲局势开始聊起。
18世纪下半叶，欧洲发生了著名的“双元革命”，即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这两场变革浪潮都曾对普鲁士乃至整个德意志地区产生重大冲击和影响。工业革命爆发以后，整个欧洲地区的经济运作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法国大革命更从军事方面和思想高度深刻影响了欧洲，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法国俨然成为欧陆霸主。 虽然凭借先进的军事动员制度、高潮的战斗指挥能力，拿破仑一度气吞万里如虎。但他最终还是败给了由英国主导的反法同盟。反法同盟由英国、沙俄、奥地利和普鲁士四国组成，它们在打击拿破仑方面拥有共同的利益。然而当战争尘埃落定之后，战胜国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战争后期，沙俄军队一路西进，深入欧洲腹地，以欧洲宪兵身份自居。普鲁士在战争中崛起，并获得了沙皇的支持。俄普两国的走近让另一个战胜国奥地利寝食难安，一方面奥地利与俄国在东欧的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普奥之间围绕德意志地区主导权的竞争日益激烈。奥地利杰出外交官员梅特涅敏锐地意识到了拿破仑战争以后本国所面临的地缘困境，于是毅然决定和法国达成妥协，共同限制普、俄两国的扩张空间，并得到了英国的支持。 此时的大英帝国已经完全掌握了海洋霸权，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霸主，它对俄国的扩张行为同样感到忌惮。因此，在维也纳和会上，各国围绕战后欧洲的秩序安排上展开了一番唇枪舌剑。战胜国中最弱的奥地利竟然与战败国法国一起，对另外两个曾经的盟友展开围堵，并获得了世界霸主的支持。沙俄的影响力在奥地利外交官梅特涅的巧妙运用下，以神圣同盟等形式被引导到了维护君主制稳定的层面上去了。普鲁士更是遭到维也纳体系的严重束缚，进而导致德意志的统一被延后了近六十年之久。
自拿破仑战争后期，英国获得海上霸权开始，便开始了对全球秩序近一个世纪的主导，史称“不列颠治世”。然而伴随不列颠治世同时发生的还有沙皇俄国在亚欧大陆上的不断扩张，英国与沙俄之间为此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对峙阶段，这被称为“英俄大博弈”。在英俄大博弈的背景之下，普鲁士依然夹世界大国之间，不断地汲取各方营养发展自己。正是在维也纳体系时代，普鲁士展开了教育改革（借鉴于英国工厂学徒和中国科举制的学堂考核制度）、官僚建设（借鉴于法国的官僚制度）、经济腾飞（借鉴于英国工业革命，并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机遇）和新军事制度（借鉴于法国的总参谋部制度、普遍兵役制）。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普鲁士拥有了欧洲最顶尖的科教、军工人才，却依然迷茫于本国的地缘战略方向，所幸的是俾斯麦出现了。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率领普鲁士经济腾飞的主要还是容克地主阶层，这一保守群体的战略眼光通常都是不足的。所幸的是凭借俾斯麦的战略天赋，普鲁士弥补了这一点。他早就看透了维也纳体系的缺陷，更清楚这一欧洲秩序对普鲁士乃至德意志的危害，因此决心打碎它。不过正所谓大直若诎、道固委蛇，俾斯麦决定徐徐渐进，甚至避免由普鲁士直接挑战这个体系。思虑再三，俾斯麦决定让法国来充当打破维也纳体系的急先锋。
当时的法国正处于拿破仑三世统治之下，此人志向远大却目光狭窄，他只看到维也纳和会对法国战败事务进行战后秩序安排的表象，却看不清维也纳体系真正桎梏的对象究竟是谁，因为频频挑战旧秩序，想要为法国谋得更大利益。俾斯麦对此当然喜闻乐见，同时在暗中推波助澜，不断借助法国的昏招推进德意志的统一。虽然经历了三次王朝战争，但每一次俾斯麦都能确保普鲁士只有一个方向的压力、而敌人却被迫多线迎战。普丹战争中，普鲁士和奥地利联手打击遭受孤立的丹麦；普奥战争，普鲁士成功促成法国中立，并且联合意大利共同对奥地利作战；普法战争期间，普鲁士不仅控制了德意志地区北方同盟，还获得了南部邦国的支持，共同对法作战。 三次王朝战争不仅仅是军事和外交层面的胜利，同时也是俾斯麦借助法国力量对维也纳体系的一次次撬动。然而伴随着德国的统一，新的地缘困境接踵而至，俾斯麦不敢懈怠。原来地处中欧四战之地的德国，其疆域相对身边各国都显得庞大无比，但同时又远远不如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崛起的另外两个大国，即美国和俄国。更为重要的是，虽然从实力上德国不逊于任何一个强国，但在地缘上却极易陷入两线作战，从而顾此失彼、难以持久。如此以来德国面临最稳妥的战略选择就只有两个，一个是与世界霸主捆绑在一起；另一个则是努力形成一个没有霸主的多极秩序，并确保自己是多极中最强的一方。
事实上，这两个战略选择都不容易做大。19世纪下半叶，随着殖民统治成本的加剧，大英帝国持续衰落，德国此时和英国捆绑的太紧，难免会被英国当作筹码出卖，甚至与老霸主一同沉沦。而确保建立多极秩序更考验德国的战略定力和外交能力，要想厘清欧美各国纷繁复杂的利益纠葛是十分不易得，但俾斯麦做到了。他的解决方法就是让德国与法国之外的其他所有欧洲大国均保持一种暧昧关系，在欧洲建立一套复杂的联盟体系，并让德国充当各国之间的枢纽、扮演外交纠纷调解人的角色。 俾斯麦时代的欧洲，德国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关系都很密切，远胜于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然而俾斯麦如此高超的外交构想和运作，注定了难以被制度化的长期执行。他能够建立三皇同盟以促使奥匈和沙俄抛弃相互之间的矛盾接受德国的协调，当三皇同盟破产之后又立马签署《再保险条约》维系与俄国的关系。这种臻于化境的外交手法，对外交人员的个人素质有着非常精细的要求。当时的德国军政界，除了俾斯麦以外，不仅无人能维系这一复杂体系，甚至根本无法理解。而越精密的构想就越难以被制度化执行，即便勉强搭建成型也注定因为环节过多出现官员冗余的情况，造成执行迟缓、计划保密困难的局面。
果然，随着德意志第二帝国第三任皇帝威廉二世的上台，老舵手俾斯麦被迫辞职，他的外交方针被废弃一旁。德俄联盟不复存在、英德海军竞赛开始，“英俄大博弈”背景下的两国竟然渐渐出现了共同的潜在威胁，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随之被搅得天翻地覆。第一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和协约国两败俱伤，日本趁势在东亚全面崛起、美国则顺势强化了对欧洲的经济控制（成为欧洲债权国）和舆论影响（主要指威尔逊主义）。 不过，也正是由于一战之后的威尔逊“十四点原则”传播，以及巴黎和会建立起来的凡尔赛体系对德国的明显压榨，导致欧美各国广泛弥漫着对德国的同情，客观上为它的复兴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如果说维也纳会议及维也纳体系对普鲁士来说是外表光鲜、内里糟糕的话，巴黎和会与凡尔赛体系则刚好相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一战之后苏联的形成和美国的壮大，尤其是美苏两国占据工业产值第一和第二交椅的大背景下，德国的战略权重反而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对于英法和苏联来说，任何一方都不愿意地处中欧的德国与对方结盟，那会让自己面临严峻的地缘压力。而如果德国选择与美国结盟，不论是英法还是苏联都将如临大敌。
正是由于一战以后，在凡尔赛体系下的德国拥有了外交主动权，这才能够周旋于各国之间，借助他国的力量加速本国复兴。到了经济大危机前夕，德国逐渐掌握了举足轻重的力量，重新回到了欧洲大国行列。 综上所述，拿破仑战败以后，欧洲召开的维也纳会议和建立的维也纳体系，表面上是普鲁士光鲜、法国遭受束缚，实际上却刚好相反。俾斯麦利用拿破仑三世志高才疏的弱点，将其作为撬动维也纳体系的挡箭牌，并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完成了对德国的统一。一战以后，巴黎和会和凡尔赛体系虽然对德国进行了严苛的惩罚，但在威尔逊主义弥漫的欧美，却也为德意志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正所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俾斯麦能够打破维也纳体系对普鲁士的桎梏，成果创建德意志第二帝国，一战之后的德国民众却选举希特勒上台，最终步入二战的深渊。由此可见，一个国家在国际秩序、地缘格局中的局面一时好坏并不重要，能否用长远的眼光制定有利于未来的方略才是兴衰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