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是南欧重要国家，主要由亚平宁半岛及两个位于地中海中的岛屿西西里岛与萨丁岛所组成。其首都罗马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始终是西方文明的中心之一，存续长达千年之久。西罗马灭亡之后，意大利北部于8世纪被并入法兰克王国。后来先后崛起了许多城邦，其中著名的有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热那亚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等。

拿破仑战争后，欧洲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受此影响，意大利先后发起三次统一战争，1861年意大利王国在原先萨丁王国的基础上正式成立，随后趁普奥为争夺德意志地区主导权而爆发战争的契机，站在了普鲁士一方，最终于1870年完成了现代意大利的统一。然而统一后的意大利，从一开始就屈居于世界列强行列的垫底，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作为罗马帝国的发祥地，统一后的意大利虽然资源有限、战略底蕴薄弱，但野心丝毫不逊于同时期的欧洲其他强国，一直保持着宏大的战略图谋。在意大利决策者看来，掌控地中海沿岸、向左右两个方向打通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航路，建立一个“一湖两路”宏伟战略，变地中海为意大利的内湖。这一战略狂想，俨然是将意大利视作现代版罗马帝国，深刻影响了意大利决策层的外交思维。 辉煌而悠久的历史记忆为近现代意大利的文化复苏和民族崛起提供了绝佳的助力，但却也成为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思想负担。它将重建罗马帝国当作自己的天然使命，并且制定了非常清晰的战略目标，然而如此宏大的目标却远远不是意大利手中薄弱的资源所能负担得起的。如若意大利能依据资源的有限性和时局的多变性适时调整目标，或者韬光养晦、继续力量，耐心等待时机，当然也可以在激烈的地缘竞争中进退裕如，可惜意大利和德国一样，缺乏作为现代国家所必须拥有的战略定力和决策灵活性。
在意大利的国家战略规划中，长期为了谋求重建新罗马而努力，全然不顾此举对国家资源的透支消耗会产生怎样的长期负面影响。自意大利统一建国之日起，直至19世纪末，意大利的工业生产总值始终保持2.5%的极低占比，而此时的德国、美国、俄国乃至奥匈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大英帝国虽有所下降，奈何基数巨大，其占比也仅仅从19.9%下滑至18.5%而已。而在钢铁和煤炭产出领域，意大利的资源匮乏已经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钢铁和煤炭的产出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评判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海陆军机动的重要因素，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国力强盛程度。 硬实力羸弱不堪，软实力也大成问题。据19世纪末意大利人的统计数据，当时欧洲各国军队入伍新兵中，德军的文盲率仅为1‰（即一千人仅有一人为文盲）、法军为68‰、奥匈帝国为220‰、意大利为330‰。这其中，意大利军队的文盲率为列国最高，这在19世纪欧洲军事变革的大背景下，对意大利军队的战斗力提升显然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意大利虽然恬居欧洲强国行列，却被沙俄外交官蔑称为衡量国家强弱的检测器，“要想知道哪个国家不属于列强，就看意大利比谁强”。遗憾的是，虽然当时欧洲各主要强国都非常清楚意大利的国力，奈何意大利自身却长期无视这一点。
为了谋求环地中海的势力范围，意大利同时对北非（包括埃及、利比亚、突尼斯）、东北非（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南巴尔干（阿尔巴尼亚、科孚岛以及小亚细亚西南）、奥匈帝国南部和法国南部（科西嘉岛、尼斯等）。然而这些“地中海沿岸地区”大分属英、法、土、奥匈四大帝国，权衡再三之后，意大利决定对实力最弱的突尼斯下手。 突尼斯与意大利西西里岛毗邻，一方面当时移居那里的意大利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突尼斯也是古代迦太基故地。重现古代布匿战争的情形，完成罗马对迦太基的征服，仿若是现代罗马帝国崛起的先声。奈何这项计划被法国获悉之后，不仅嗤之以鼻，而且捷足先登。1881年法国将突尼斯纳入到自己的非洲殖民体系之中，法意关系急剧恶化。
法国此举彻底激怒了意大利国内的激进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必须对法国还以颜色，既然当年罗马能征服高卢（法兰西地区旧称），那么现在意大利也能征服法国。就这样，意大利在已经将奥匈视为假想敌的情况下，又将法国锁定为假想敌，并由此展开了两线作战预想和军备竞赛。 当时的欧洲由于法德对峙，逐渐形成法国（法俄同盟于1891年形成）和德奥同盟两大阵营，意大利却选择同时挑战双方，不知是勇气可嘉还是无知者无畏。两线军备竞赛的直接后果就是意大利的军费开支持续走高，严重影响了其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反而削弱了国家力量增长的基础。即便将资源大量向军工领域倾斜，意大利的军事实力依然远远不及法国或奥匈的任何一方，这让意大利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实力不足，并开始更多依赖于外交平衡的战略方式谋取更大利益。
进入20世纪以后，整个欧洲逐渐被撕裂成以协约国为一方、以同盟国为另一方的两大阵营，战争一触即发。在此背景之下，意大利迅速在欧洲外交舞台腾挪翻转，以意大利自身的地理位置作为筹码，频频出牌左右局面。意大利的主体位于亚平宁半岛，其位于南欧中部、地中海北岸，却深深切入地中海之中，它又拥有撒丁道和西西里岛这两个地中海第一和第二大岛，占据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海陆枢纽位置。1869年埃及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地中的交通商贸价值和战略意义急剧回升，这一切都为意大利提供了良好的战略舞台。 然而问题在于，意大利的目光始终锁定于对地中海的经略方面，忽视了世界时代的变化。早在17世纪，欧洲的战略重心就已经逐渐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意大利在地中海的战略位置只能发挥次要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科西嘉岛、直布罗陀和马耳他岛被英法所占据，意大利在地中海扼守要冲的作用实在有限。
另外，一个国家要想在外交层面发挥作用，谋求更大的利益分割，势必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力作为后盾。可是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脉的各主要关隘，在历史上皆被法国和奥匈瓜分殆尽，从军事上对南边的意大利腹地有高屋建瓴之势，宛若开伯尔山口之于南亚、幽云十六州之于北宋。更为尴尬的是，由于军队实在难堪大任，意大利居然在1895年的阿杜瓦战役中被埃塞俄比亚重创。 正因如此，意大利不得不于1896年成人了法国对突尼斯的宗主国地位，以此换取英法对意大利在利比亚建立殖民地的默许，三国关系也因此持续改善。不过，对于意大利国内的“现代罗马主义者”来说，击败高卢（法国）、控制迦太基（突尼斯等北非地区）是意大利复兴的重要一个步骤。于是意大利决定兵行险着，先是加入了同盟国阵营，并频繁展开针对法国的军事演习，却于一战爆发之后选择了中立，并在协约国开出更高加码之后转而对同盟国宣战。
这次战略奇袭不可谓不精彩，然而战术和行政层面的失误却将战果大打折扣。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太好，当意大利外交政策转向协约国一边时，海陆军还在进行以法国为假想敌的演习。仓促上战场之后，东线战场上的俄军早已被德国打的连连败退，意大利军队的入局不仅未能挽回协约国颓势，其自身也很快成为溃败逃亡中的一员。最终随着英美在西线逐渐打开局面，意大利幸运的成为了战胜国一员，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欠了同盟国巨额外债（大约7亿英镑）。 战争对意大利国内经济造成了摧毁性打击，一方面战时军火订单催生的大量钢煤、军工企业纷纷裁员倒闭，大量工人面临事业威胁；另一方面经济结构扭曲，缺乏内需拉动经济进一步发展。同时大量退役士兵返回乡土之后发现，不仅是企业纷纷投机产业、就连许多农民也在战争期间抢购了大量土地（这源于意大利的通货膨胀，意大利是一战中仅次于沙俄的第二通胀国）。
随着德国、沙俄、奥匈和奥斯曼的瓦解，整个东欧地区出现了大片权力真空，可是此时的意大利早已精疲力竭、无力填补。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美国时任总统威尔逊在一战后期抛出的“十四点和平原则”，提到了民族国家自决原则，这些区域在英法美的默许下涌现出了一大批新的民族国家。换言之，在战时付出了巨大代价、战后依旧承担巨额债务的意大利，其所获得的实质收益是极为有限的。正因如此，意大利民众普遍对凡尔赛体系不满，他们认为这是政府无能的结果，并因此引发长期内乱，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上台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