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史料中有不少关于张玉贞的记载，这些记载给后世提供了一个在朝鲜社会中普遍的张玉贞形象。当然，这一形象并不好，甚至可以收非常的的差。张玉贞一直以来的妖女形象就是这些史料塑造出来的，但近年来，人们对这些史料重新解读，似乎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张玉贞，许多学者认为她只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罢了。
张玉贞的史料记载
张禧嫔相关史料总体分官方正史及野史小说两类。前者包括《承政院日记》、《朝鲜王朝实录》等，细致规范，完整详尽，后者影响深广，受众度高。史家依据前者，概述张玉贞生平；而后者包括野史笔记《丹岩漫录》、《随闻录》等和小说《仁显王后传》、《谢氏南征记》等，这些著作内容虽不完全真实，但参考价值也比较高，尤其可以反映出张禧嫔在当时朝鲜社会中的形象，也为后世影视戏剧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
正史中《承政院日记》真实性又优于《实录》。作为朝鲜王朝最大的机密记录，《承政院日记》是编撰《朝鲜王朝实录》的基本资料，其内容具体及时，又相对客观真实，理所当然地被认作是比《朝鲜王朝实录》更有价值的资料。另外，因《肃宗实录》的编纂结稿均为西人（老论派），肃宗病逝后被多次修改，其可信度已大打折扣。
如肃宗六年，有彗星于空中显现，史官就断定此为张玉贞“以嬖幸进，卒至簒升壼位”的“徵应”，然张玉贞此时不过普通宫女，甚至可能还未与肃宗谋面。又如肃宗十三年六月，此时张玉贞刚刚被肃宗接回宫中，尚无恶行。然而朝鲜诸道突然爆发水灾，《实录》载文曰“人家沉没破坏者，多至一百六十四户，并与其资产而漂失无遗。民人等奔窜之际，渰死者亦甚多，振古所无之大异也。”然后史官笔锋一转，直指张玉贞“前史以大水为女宠之徵，是时张氏嬖宠方盛，是灾之作，非偶然矣。”此等言论而今看来不免觉得荒唐无稽，然于《实录》中俯拾皆是，张玉贞动辄得咎可见一般。尽管如此，比之坊间野史、小说杂谈，《实录》的真实性依旧高出许多。
后世对张玉贞评价的变化
无论官方或民间，后世对于张禧嫔的评价原本一片口诛笔伐，百年来她一直是作为女性不守妇道、祸乱宫廷的代表人物。张禧嫔与朝鲜燕山君时期的张绿水及朝鲜中宗时期的郑兰贞合称朝鲜三大妖女（三大妖女的另一说为张禧嫔、张绿水以及光海君时期的金介屎）。肃宗之母明圣王后金氏称张禧嫔“其人甚奸毒……若见宠幸，则为国家之祸”，《仁显王后传》形容张禧嫔“专事倾轧，嫉妒妃嫔，残害宫女。暴恶之言语与骄慢之行止，不可形言。宫中纪纲扫地，怨恨弥漫”。当时的朝鲜文人李闻政（1656~1726）则评价道：“嗟乎！禧嫔之祸甚大矣哉！一转而为己巳之变，再转而致辛巳之凶，三转而有辛壬之祸，朝廷之善类，一网打尽；宗社之危机，迫在朝夕。苟究其本由，一禧嫔而已。盖斥禧嫔者，全出于遵守先王之义理而扶护国脉之计也；扶禧嫔者，全出于迎合，大可惧哉！”
但进入现代以来，随着人们社会历史观的转变以及女性地位的提升，包括众多学者在内的许多人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老论派编纂的《肃宗实录》是胜利者说，稗官野史更不可信”，女权者更是对“女子无才便是德，妇人多谋则是取乱之道”的论调不屑一顾。纵观张禧嫔的经历，很多人相信她只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并予以同情，对她的才情也给予赞赏。如安养科学大学教授金·阿格尼丝说：“张禧嫔所生活的肃宗朝政局激变，换局频繁，商业与贸易发达，经济也在发展。张禧嫔正是生长和死亡于这样一个政治、社会经济剧变的时代中。张禧嫔的生活延续着紧张与对立。一方面与身在王妃位上的仁显王后争斗，另一方面联手南人造成与西人的冲突。以中人家庭出身来对抗两班身份社会，一度爬上王妃宝座而最终以政治斗争牺牲品死去。她是在男性政客勾心斗角的激烈的权力角逐中被利用来火中取栗的悲剧女性。”圣心女子大学教授洪顺敏则认为过去受《肃宗实录》和《仁显王后传》等有倾向性史料的影响以及未能把握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导致了对张禧嫔评价的偏差，从而得出了张禧嫔与仁显王后之间对与错、善与恶的绝对化区分，她进而指出：“抛开肯定-否定的无益的争论，需要实证的检讨、科学的解释，在这些工作充分实现时，便应该可以顺利揭开禧嫔张氏、仁显王后闵氏以及她们所生活的社会面貌的真相，也可以顺利实现为张禧嫔的辩明了。”这种评价上的转变也逐渐反应在当代韩国文学创作和影视作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