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何启用名僧为遣明大使
关于日本遣使为何启用名僧为大使，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原因来解释。
其一，出于保全日本国体的目的。日本派遣明使称臣纳贡是不情愿的。早在隋代，日本遣隋使就为树立日皇的地位与隋炀帝有过争执，唐代时，日使竟干脆不带国书 （或少带表），北宋时，日本为争取平等外交甚至拒绝与中国的官方交往。在如此的历史延续之下，足利幕府是不可能情愿向中国称臣的。但明代的勘合朝贡具有明显的贸易性质，且中国与当时的朝鲜、琉球、安南等许多国家都采取同样的方式进行外交往来。“称臣”只是获得与明朝外交、贸易权的一个形式上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启用民间名僧任遣明大使而不用幕府官僚为大使，实际上是自行摆脱了向中国屈尊称臣的心理障碍，从形式上保全了国体，降低了派遣遣明使的政治意义。
其二，出于缓和中日外交冲突时使用僧人的惯例。在北宋时期，日本外戚摄政势力藤原氏坚决不向宋称臣朝贡，并将此做为其稳固国内统治、迎取贵族人心的王牌。但藤原氏迫于经济上、文化上对中国的依赖又无法实现与中国的完全隔离。在此情形下，藤原氏启用日本高僧奝然、寂照、成寻三人，分三批先后访问北宋，并都参见了北宋皇帝，实现了民间通交。另外，在明初朱元璋的使者受南朝征西府怀良的阻碍难与北朝的足利义满接触时，明朝特派出僧人仲猷祖阐、无逸克勤，通过中日僧侣的交流渠道得以告谕北朝政权。所以，遣明使也启用僧人来减少中日间的外交摩擦。
其三，出于日僧是当时日本的精英人才群体。日本自6世纪以后历代国主崇尚佛教。至室町时代，禅宗占据了日本佛教的大半势力，禅寺成为日本思想、文化、艺术、教育的研究、发信中心。又加上日本自古缺失科举制度，精英人才更是集中于禅寺。更有禅僧多通中国文化，能识读汉文，启用他们做为遣明大使及团员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遣明日僧代表有哪几位
见于记载的遣明日僧多达114人。其前期的遣明僧多为求法兼修诗文书画而来，后期的遣明僧则为遣明使团的正使、副使、骨干。他们为明代的中日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下是其中几位代表名僧的事迹。
京都天龙寺僧人坚中圭密于日本应永十年（1403） 出任遣明正使，辅以祥庵梵云、明空二僧为副使，朝贡中国。坚中圭密亲自撰写致明成祖的国书，携马20匹、硫磺10000斤、玛瑙32块、金屏风3对、枪、刀、铠甲等到达金陵。出色完成了首批遣明使的外交任务，成为开启遣明历史的功臣。至今，明成祖于1407年5月25日写给他的御笔书信仍珍藏在日本相国寺。
京都天龙寺僧人龙室道渊于日本永享四年 （1432） 作为第二期遣明使的首批遣明使团的正使奉表入贡于北京。龙室道渊原籍宁波，30岁赴日，后承担起恢复中日国交的重任。明宣宗对龙室道渊大加赞赏，破例赐正使及以下220人衣钱，并赐龙室道渊僧录司右觉仪。
京都东福寺83岁的僧人了庵桂悟于日本永正八年 （1511） 作为遣明正使，率三条贸易船，全员292人，载有做工精细的日本刀8000把及其他货物，奉表朝贡。他充分发挥外交才能，使双方贸易顺利成交。明武宗对他十分称赞，特敕住宁波阿育山广利寺，赐金襕袈裟。了庵桂悟在明6年，89岁回国。明大儒王阳明等特设离别诗会为之饯行。王阳明作 《送了庵和尚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