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朱瞻基为什么被称作蟋蟀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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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宣德皇帝(明宣宗)朱瞻基是明朝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有作为的皇帝之一,明宣宗文治武功,在位期间,开创了仁宣之治,延续了明王朝的兴盛,被史学家誉为守成之君。不过明宣宗还有一个蟋蟀皇帝的称号,或许因为一国之君沉溺斗蟋蟀,与一代明君身份不符,所以正史上的记载非常少。那么,明宣宗真的如野史所说是蟋蟀皇帝吗?

有人说斗蟋之戏,约源于唐,著于宋,而盛于明清。这种说法的理由有两点。

一、南宋时期,斗蟋蟀已经极为普及。当时斗蟋蟀已不限于京师,也不限于贵族。市民,乃至僧尼也雅好此戏。就连著名和尚济颠僧,也曾为其被誉称为铁枪的蟋蟀之死而伤悼,为之安葬,并作悼词、祭文,以为纪念。何况南宋时期,还出现了一位蟋蟀宰相,即南宋将亡之际的权相贾似道。故说著于宋并非妄言。

二、斗蟋盛于明清也有依据。自南宋贾似道的《促织经》问世以后,明清两代多有关于蟋蟀的专著相继问世。仅据我们所知的,就有明代袁宏道的《畜促织》、刘侗的《促织志》,到了清代更是论著多多。有金文锦的《促织经》、石莲的《蟋蟀秘要》、朱翠庭辑的《蟋蟀谱》、金六(音伊)厂删定的《促织经》和朱从延纂辑、林德垓、庄乐耕重订的《蚟孙鉴》等。可见斗蟋盛况空前,风气浓郁,否则不可能有如此之多的专门论著存世。

明清斗蟋之风已经久不衰,明宣宗有此爱好,也就有了存在的时代背景与环境的可能。当然我们不能仅凭这些就定论朱瞻基就是蟋蟀皇帝。不过,史料中对明宣宗是蟋蟀皇帝的记载也有不少。

第一,史料有记载。

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这个俗语,流传很广,记载颇多,但经查史料,见初载于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卷24技艺门斗物类。此书有载:我朝宣宗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存。

明代王世贞《王弇州史料》中收录了明宣宗给况钟的这道密诏,全文如下:宣德九年七月,敕苏州知府况钟:比者内官安儿吉祥采取促织。今所进促织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以敕他每于末进运,自要一千个。敕至,而可协同他干办,不要误了!故敕。一道短短的密诏,竟连用了三个敕字,疾呼不要误了!可见明宣宗痴迷蟋蟀到了何等地步!

吕毖在《明朝小史》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宣宗酷好斗蟋蟀,就向江南索取上品,动辄每只数十金。当时枫桥一个粮长被郡督派遣去寻找,终于寻到一只最良者,他马上用自己所乘的骏马交换了过来。回到家后,他非常小心的把这个命根子放在了蟋蟀罐里。其妻听说这只蟋蟀是用一匹骏马换来,非常好奇,心想它肯定很奇异,便打开盖子想偷看蟋蟀尊容。没想到,这只神奇的蟋蟀一下子从罐中跳将出来,还未等追上,便被院子里的鸡给啄死了。他的妻子一看惹了大祸,非常恐惧,便上吊自杀了。粮长回来发现妻子已自尽,悲伤不已之余,更害怕因蟋蟀之死而受到法律制裁,于是也一根绳子随着自己的妻子而去。这无疑是个极端的悲剧,为一只进贡的蟋蟀,闹的家败人亡。

蒲松龄《聊斋志异middot;促织》一书也有说到,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

第二,考古有证实。

明人李贤在《天顺日录》中有明确记载,宣德死后,他母亲张太后当场下令,把他所有玩儿的东西全砸了。1993年,景德镇出土了一窝青花残片,把这些残片复原后,俨然就是宣德时期的蟋蟀罐,一共21件,且一看就是故意砸的。这说明宣德年间,景德官窑确实在为皇宫烧制青花蟋蟀罐。既然,蟋蟀罐的成堆出土,证明野史记载的有关明宣宗的好斗蟋记载并非仅是传说,所述的一切皆为真实。

第三,后人对此有描写。

也许正是因为粮长家发生的事,给了清代文学家蒲松龄以启发,他将这一悲剧写成一短篇小说,名字就叫《促织》。内容说的是明宣德年间,里胥奉上司之命向一穷困潦倒的读书人成名索要蟋蟀,成名到处捕捉不得。就在他惶惶不可终日,忧闷欲死之时,终于得到一头佳品,谁知刚刚到手,却被顽皮的儿子捏死了。儿子惧怕父亲责骂,投井自尽。虽被救起,却长眠不醒,其魂魄已化作一只轻捷善斗的蟋蟀。其父得之,献给皇帝,得了重赏。这段生生死死的故事,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堪称一篇蟋蟀佳作。后人将此故事改编为电影上映,直题其名日蟋蟀皇帝,真乃画龙点睛,一语破的。

所以说,明宣宗朱瞻基是蟋蟀皇帝并不是空穴来风,身为一国之君,竟然沉沦斗蟋蟀,着实与明君的身份不符,也难怪民间会称明宣宗为蟋蟀皇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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