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起用蔡京为相，蔡京开始严酷迫害元祐党人。所谓元祐党人是指宋哲宗元祐年间反对变法的旧党，以司马光为首，包括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

　　蔡京拟出了一个120人的庞大名单，称作奸党，宋徽宗亲自书写姓名，刻于石上，竖于端礼门外，史称“元祐党人碑”。凡是元祐党人的子孙，一律不许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而且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录用”，而且一概不许出现和提到“元祐”的字眼。

　　有一次宋徽宗和蔡京等大臣看戏，一个伶人扮作宰相，坐着宣扬朝政之美。一个僧人请求他签署准许游方的文件，宰相一看僧人的戒牒，是元祐三年颁发的，立刻收缴毁掉，还让僧人还俗。一个道士的度碟也丢了，宰相一问也是元祐年间颁发的度碟，立刻剥掉道士的道服，让他做平头百姓。

　　一个士人是元祐五年获得荐举的，按照对元祐党人的政策，应该免掉荐举，负责管理官员的礼部不予录用，把他赶走了。过了一会儿，宰相家主管私家财库的官员附在宰相的耳边小声说：“今天在国库，申请相公您的料钱一千贯，没想到拨下来的全部都是元祐年间所铸的钱，我来向您请示这些钱咱们到底要不要?”宰相低头想了半天，悄悄对官员说：“从后门搬入去。”旁边的伶人举起手中所持的棍棒，照着宰相的脊背就打，一边打一边骂道：“你做到宰相，原来也只要钱!”

　　大隋朝承袭汉制，官府衙门都是坐北朝南。如果职位高到可携带家眷上任，官员的妻儿老小通常都安置在衙门后宅。平素公务往来，客人走得全是前门，只有私交甚好的朋友或者自家晚辈才走后门入内。几百年后，贪佞之风大行，“走后门”一词也由此而来。

　　传说包公上任开封府尹后，很久没有百姓来告状，后来，他偶然发现其原因：官府大门守卫森严，守门官吏还要索要贿赂才让人进门，这就是所谓“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包公处罚了守门官吏，并决定打开后门，让百姓随意出入告状。由此衍生了“方便之门”和“走后门”两个说法，但“走后门”的意义后来发生了重大变更，不再是原来的好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