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王以后，奴隶主贵族与奴隶和自由民的矛盾日益尖锐。到周厉王统治时期(前878—前841年)，则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周厉王是一个暴虐的君主，他任用荣夷公等人实行“专利”政策，下令将山林川泽收归国有，不准一般平民采樵渔猎。他还取缔平民开垦的“私田”，并从平民原有份地上增加税收。这些政策，直接触犯了以平民为主体的“国人”的利益，闹得“民不堪命”，怨声载道，出现了所谓“国人谤王”。为了压制舆论，厉王又派卫巫监谤，“以告，则杀之”。于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史记•，周本记》)。周厉王十分得意，自以为“吾能弥谤矣”。召公看到了政治危机，劝告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必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国语•周语上》)厉王不听，继续倒行逆施，终于引起“国人暴动”(公元前841年)，驱逐了周厉王。厉王奔(今山西霍县)后，“宗周”(周西都镐京)一片混乱，于是国人共推共伯和临时主政(此据《吕氏春秋》，第一说是据《史记•、周本记》为周公和召公。)，史称“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我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太子靖王，是为宣王。 

　　宣王即位后，吸取厉王教训，刷新政治，励精图治，“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诗经•大雅•民劳》毛序)，史称“宣王中兴”。但周宣王的一些举措，并没有消除奴隶制危机的根源，又加上他对东南方的荆楚、淮夷、徐戎连年征战，耗费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则更加速了西周的灭亡。

　　周懿王时，被逼迁犬丘(陕西兴平县南又名槐里)，宣王晚年，又在向北讨伐太原戎、奔戎的战争中接连败北。终于在征姜戎的一战中全军溃散。宣王几乎被擒，国力大衰。幽王时，由于昏庸无道，申候联合犬戎攻周，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遂亡。

　　西周为犬戎所灭。周平王东迁后，地域就更小了。其时王室衰微，五霸并立，周天子徒有虚名。除齐、晋、秦、楚、宋五霸外，尚有卫、郑、黎、鲁、陈、蔡、燕、吴等较大诸侯国，号称十三诸侯国。连其他小国共有一百四十多国。周边少数民族共三十余。东北有小戎(北戎)、东胡、肃慎;西北有羌、林胡(林人)、楼烦;南有百濮、扬越;西有大戎(陕西延安)、小戎(甘肃敦煌)、骊戎(陕西临潼)、犬戎(犬戎本部在青海西宁，一部迁居陕西省凤翔);东有莱夷、东夷、淮夷与诸夏错处。在中原又有赤狄潞氏等族居太行山南段东西二麓，赤狄别种又有东山皋落氏(山西垣曲)、廧咎如(啬音强，咎音高)、留吁(山西屯留)，铎辰(山西长治)。白狄在今陕北，白狄别种鲜虞、肥鼓等在今河北中部。又有扬拒、泉皋、伊雒之戎、陆浑之戎在伊、洛之间，茅戎在今山西平陆，戎蛮在今河南临汝，通称戎狄。春秋五霸“尊王攘夷”主要是对付北方的犬戎、鬼方、山戎、北狄，战国时期燕、赵、魏修长城主要也是对付北方的匈奴。 本文来自历史大全网

　　我们还应注意一个现实，那就是在秦朝统一中原之前，北方的匈奴已经将山戎、北戎、赤狄、白狄、林胡、楼烦、犬戎、鬼方等方国统一为一个相当强大的国家，其势力已经足以对秦朝和西汉前期构成威慑。

　　由于南北对峙，国家的疆域必然缩小，因此我们说商朝无论从疆域扩展上，还是声望上都比西周要强大得多，因此外国史学家在写全球通史时以商朝作为古代中国文明的代表。夏朝和周朝相比也应该说不小于周朝。

　　近年来，台湾学者王明珂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兼顾历史事实、历史记忆、历史心性分析来探索史实，开创许多新的历史研究内容，或延续、补充过去中断的研究传统。他认为西周青铜器铭文作为一种社会记忆，经历了选材、制造、使用、废弃或保存的过程，而成为古人与我们所见的文献资料。铜器铭文中，通常有作器者之名、其祖先之名或族徽，记载自己或祖先的功绩，以及自身因此受赏的荣耀。在许多铭文中，祖先辅佐文武王的功绩或作器者的当代功绩，受赏赐之物所象征的威权与尊贵地位，以及“子子孙孙永宝用”所隐含对未来的期望，共同组构成一个述事文本，用以强调在周王为首的政治秩序中本家族延续性的尊贵地位。铜器材质珍贵，制作耗力耗时，只有掌握社会权力与资源的人才能藉此将他们的集体记忆记录下来，并以此支持其优势社会地位。而绝大多数带铭文的西周铜器都出于渭水流域，也显示当时的“东方”在政治权力上的边缘地位。征发“蛮夷”有功而受赏之事是铜器铭文中普遍的一个记忆主题，征发的对象主要是东国、东夷、南国、楚荆、淮夷、南淮夷等东方或南方族群。然而在先秦文献中北方的戎狄却成了西周由始至终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