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人们已经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讲，邓小平领导的这场战争是打给中国共产党人看的，小平复出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蓝图已经在他心中草绘而成，要实现这个蓝图必须在党内树立绝对的权威。

　　要打一仗。那时"四人帮"刚被粉碎，党内思想极左的人大把大把的，既反邓，更反对他的路线及政策。要改革，就要有权威。最快的树立权威的办法就是打仗。

　　也有人说，是打给社会主义国家看的。1975年，美国人是在损兵折将以后狼狈地撤出了越南。小平同志说了，我教训一下越南。那时候越南跟着谁跑呢?跟着苏联跑。小平同志这个时候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就是把自己、把中国从所谓的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划出来。

　　当时许多东欧国家都不满意，说社会主义国家打社会主义国家。小平同志在当时就看到，你这种社会主义，不要也罢。结果怎么样?假社会主义是没有生命力的。到1989年，所有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台，连苏联都垮了。十年前小平同志就看到了这一点，用这一场战争和你划清界线。

　　其实，邓小平说教训一下越南，最根本的是越南统一后的忘恩负义，在越南人民历时二十多年的民族独立战争中，新中国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给予了无私的、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持，抗美援越和抗美援朝一样，这种支持是中国人民在自己食不裹腹的岁月里完成的。

　　美国人亨利莫尔写的《越战前后目击记》，从一个侧面让我们了解自卫反击战的真实原因，读后我有着较深的感受：自卫反击战应该打!

　　越南统一后的不久，越共政府总理范文同于1978年3月，在他的统治和整肃工作相对稳定一些的时候，突然宣布开展“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和取消一切私营企业的运动。

　　亨利。莫尔写道：“由于越南大部分企业和商业是由中国籍居民经营，并且占有大量的财富和不动产，因此他们面临着最沉重的打击。在越南战争期间一直支持越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削减以至取消了对越共政府的援助。

　　“那次强制性驱赶中国侨民的运动作为后来大批的越南难民外逃的信号，越共政府对所有的人，尤其是被征服的南方人民，显示了越共政府的异常强硬态度。事实上，有些根本不了解越南的人士将难民问题归结为越南战后的经济困难以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恶化的观点是完全悖谬的。因为首先被驱逐出越南的，恰好正是能够在恢复经济中起到非常积极作用的，千百年来在那块土地上进行经营和生产的中国商人。”

“当然，作为越共政府政策的一个转折点，驱赶中国侨民的运动也并非无关重要，它如同1955年驱赶、排挤法国侨民一样，是那个民族特有的极端排外情绪的暴露，但越共政府与吴庭艳政府驱赶外国侨民作法所不同的是，它这次驱赶的并不是自己的敌人，却是它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曾给予它大量支持的盟友。”

　　很清楚，这个盟友就是指的中国。被驱赶出境的中国侨民对这种强制性的措施感到疑惑不解，在他们还没有能够懂得越共政府为什么突然大发雷霆的时候，所有的财产已经被身穿绿色军装的越南军人和警察没收了，大多数中国侨民逃出越南时，除了身上的衣物之外，一无所有。

　　亨利;莫尔举例说：“渡海逃到国广西省北海难民营的三十二岁的渔民周荫茂一家居住在越南北部的一个农村里。在他携带着全家出逃之前三个月，越南警察到他家里通知他，作为中国血统的居民(他具有越南国籍)，他将遭到逮捕，送到“新经济区”去。

　　这是对周荫茂控告越南渔民在他出海捕渔时轮奸了他二十七岁正在怀孕的妻子，并殴打他的三个孩子所得到的报复。

　　那个连续遭到打击和威胁的渔民在1978年4月惊恐地把妻子与三个孩子带上一条二十英尺长(6。096米)的小船，沿着北部湾的海岸行驶了两天之后，终于到达了中国北海难民营。”

　　一位侬族老人对亨利莫尔讲述了发生在他村子里的事情。村子里14名同情中国的越南人作为“越奸”被警察抓走。村子里的几名中国人被杀死。“逃跑的时候我看到墙上钉了两张人皮，奶头很大，是从被杀死的中国妇女身上剥下来的”。

　　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后，越南当时的领导人黎笋等人没有及时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而是彻底背离了胡志明的路线，对内在南方强制推行过"左"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外依仗苏联的支持，大肆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妄图拼凑"印支联邦"。

　　在这一错误路线指引下，越南一面公开反华，一面加紧对老挝的控制，直至对柬埔寨发动武装入侵。他们的所作所为，导致越南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国际处境空前孤立。

1986年7月，越共总书记黎笋病逝。同年12月，阮文灵在越共六大上当选为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在60年代越南抗美战争时期，是越共南方局领导成员，曾多次秘密访华，对中国态度诚恳友好，深得毛主席、周总理的赏识，认为他是越南很有希望的接班人。

　　抗美战争结束后，阮文灵不赞成当时领导人错误的内外政策，曾一再遭到排挤。阮文灵出任总书记后，急于纠正前任的一整套错误做法，提出越南要"同所有国家成为朋友"的口号。他认为，对越南来说，当时最为急迫的两件事就是要从柬埔寨撤军和改善对华关系。

　　抗美战争结束后，阮文灵不赞成当时领导人错误的内外政策，曾一再遭到排挤。阮文灵出任总书记后，急于纠正前任的一整套错误做法，提出越南要"同所有国家成为朋友"的口号。他认为，对越南来说，当时最为急迫的两件事就是要从柬埔寨撤军和改善对华关系。

　　当天下午，越南国防部外事局长武春荣紧急约告我驻越武官赵锐说:阮文灵总书记将于22日晚7时半在国防部会客厅会见张大使，双方均不带翻译，建议张大使换乘另一辆汽车，不挂国旗。赵武官返馆后，立即向张大使作了报告。

　　成都秘密会晤在获知阮文灵的真实意图后，张大使立即将他的谈话内容报告国内。8月28日下午，使馆接到国内的指示，请张大使转告阮文灵: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欢迎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于9月3日至4日对中国进行内部访问，也欢迎越共中央范文同顾问同时前往。鉴于亚运会即将在北京举行，为便于保密，会谈地点将安排在四川成都。

　　经越共中央对外部安排，29日下午4时，阮文灵和杜梅在越共中央会客厅会见了张大使。张大使向阮、杜转达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邀请他们内部访华的意见。阮、杜都表示非常高兴地接受邀请、同意中方提出的会晤时间和地点，并说将立即向越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尽快确定随行人员名单，着手准备工作。

　　张大使从成都回来后告诉我们说，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主要讨论了如何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和恢复中越正常关系问题。关于柬埔寨问题，双方着重商谈越南撤军后，柬埔寨的临时权力机构最高委员会的组成即权力分配方案。

中方提出该委员会由13名代表组成，除西哈努克任主席外，金边政权出6名代表，抵抗力量方面由民柬(红色高棉)、拉那烈和宋双三派各出2名代表，共6名代表。

　　对中方这一方案，阮文灵表示可以接受;杜梅认为，西哈努克本人也属抵抗力量，这样双方代表的比例为6比7，抵抗力量多了一个席位，估计金边方面接受起来会有困难;范文同则说中方的方案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最后，越方同意按中方提出的方案去向金边方面说服工作。

　　关于中越关系，双方都本着向前看的态度，没有去翻老账。两国领导人都同意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谱写中越关系的新篇章。会晤结束时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会谈纪要"。江总书记还意味深长地引用了清代诗人江永的两句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

　　"当晚，阮文灵激动地写了四句诗:"兄弟之交数代传，怨恨顷刻化云烟，再相逢时笑颜开，千载情谊又重建。"成都会晤一年后，1991年11月，越共中央新任总书记杜梅和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访华。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1999年2月，中越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确定了新世纪两国关系的发展框架，简要说来就是"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16个字。

　　1979年的世界还是个冷战的世界，当时的苏联和美国两大超级大国对立，形成东西方阵营。中国自命为第三世界弱小国家的代言人，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还远不足以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匹敌。相反，由于中苏交恶，苏联又拼命拉拢中南半岛小国越南，从战略上对中国形成了一种合围的态势。

　　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开始在中南半岛扩张势力，推翻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试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这当然为中国所不能容忍，北京政府当时是支持红色高棉政权的。越南越来越疯狂的排华活动更是火上浇油，使中越边境越来越充满火药味。

抵达美国后，中越问题成了各国记者关注的热点问题。面对这些疑问，邓小平是快人快语，直言不讳。当问到中国军队向中越边境调动时，邓小平说：“必要的军事调动是有的，这点你们很清楚。”问军队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他说：“我们得等着瞧。”最后，邓小平强调说：“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而在两个多月以前，邓小平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以及途径仰光的时候，也依然毫不含糊地抨击大霸和小霸，提醒东南亚提防“东方的古巴”，并警告越南不要在柬埔寨玩火。

　　结束访美行程之后，邓小平开始对东京的访问，在会见田中角荣时他说：“对侵略者不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