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敌华北派遣军司令寺内寿一的分析：“中国的军队，经过了山西会战、南京会战以后，已经接近崩溃的边沿;任何地区，只要有一个联队的兵力，就可以完成扫荡的任务。今后中国军队无力作战，只要扫荡扫荡就可以了事了。”

　　这是一张经过修正的彩色照片，为日军入城式中经过南京博物馆时的情景，这被日本称为“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资料图)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南京已陷落，蒋委员长发告民众书，重申抗战到底的决心，说：“敌人侵略中国本有两途：一曰鲸吞，一曰蚕食。今者逞其暴力，陷我南京，继此必益张凶焰，遂行其整个征服中国的野心，对于中国为鲸吞，而非蚕食，已由事实证明。就中国本身论之，前所畏不在鲸吞，而在蚕食，诚以侵略于不知不觉之间，则因循苟且，驯至被其次第宰割而后已;今则大祸当前，不容反顾，故为抗战全局策最后之胜败，今日形势，毋宁谓于我为有利。

　　且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在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了然于敌人之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告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故我全国同胞，在今日形势之下，不当徒顾虑一时之胜负，而当彻底认识抗战到底之意义，与坚决抱定最后胜利之信心。”

　　这个坚定明决的宣告，立刻获得朝野上下的普遍响应，同月二十五日，共产党也发表对时局宣言，拥护蒋委员长“贯彻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最后胜利”的主旨，略谓：“我们抗战目前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困难关头，然而部分领土和中心城市的损失，初期战线上的部分军事的成败，均不能决定中日战争的最后命运;而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坚强团结和长期艰苦抗战之毅力与信心，实为争取最后胜利之保证。当今民族危机更加紧迫时，我全民族抗战的力量的更加团结，实为挽救时局的中心关键。”从当时的政治主流说，南京陷落并未动摇我们的抗战信念，我们要继续作战下去。因此，日海军司令也就接着宣告日本决意继续战争。

　　不过日本军阀心中正希望于攻陷我首都，迫我作城下之盟，来结束战争的。十八日的东京《朝日新闻》透露消息：“中国如愿意议和，日本亦可停止战争。”进攻芜湖的第六师团，已经奉令凯旋，士兵欢声如雷，把行装搬向码头，做了一场春梦。日方授意德驻中国大使陶德曼为和平独家经纪人，于十二月初向我当局提出如次的条件：

　　甲、订立中日经济协定，许日方参预中国财源、海关、交通、运输。

　　乙、中国参加反共公约。

　　丙、日军永远驻防中国。

　　丁、在日方指定地点，设立非武装区域。

　　戊、在内蒙古设独立政府。

　　己、中国赔偿战费。

　　陶大使向我当局进言，语气中还带着半恫吓的意味，好似中国此刻投降，还可以找寻不至于亡国的条件，失过这个机会，连这样的条件都不可得的了。当时，我政府之中，以汪精卫为中心，走德意路线的人们，颇想从这条件作底子来还价，却被蒋委员长斩钉截铁地拒绝了。

　　十二月二十八日，敌司令松井石根在南京作威胁性的宣告，谓：“日本将予中国以改变态度之机会;但必要时，日军将攻取汉口重庆。”到了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一月初，日方知中国无意于求和，老羞成怒，乃宣告：“日本拒绝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之中央政府。”一月十六日，敌酋近卫竟作狂妄声明谓：“时至今日，国民政府依然不了解日本真意，策动抗战，不察国内人民涂炭，对于‘东亚和平’，毫无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