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帝后的袁世凯在天坛祭天。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南北统一之后的“大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在亚洲率先告别帝制的中国正朝着真正意义上的五族共和、南北统一、民主立宪的方向迈进。

　　然而，作为当时推动中国宪政主要力量的国民党人，却为了权力之争勾心斗角、严重内耗。又以本来可以在法律范围内解决的“宋教仁案”为借口，贸然发动内战，给了袁世凯驱逐和消灭国民党以口实。中国民主力量的幼稚表现，以及袁世凯本人深入骨髓的专制梦想，最终联手剿杀了一个本来大有希望的宪政国家。

对人立法的《临时约法》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最为平稳保守的英国式君主立宪、虚君共和的光荣革命不被接受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只剩下两种走向民主法治、宪政共和的政制路径：其一是已经基本上成熟完善的美国式总统、议会与司法三权分立的共和制，又称总统制，其二是一直处于动荡变化之中的法国式政党议会与责任内阁共和制，又称内阁制。

　　同盟会成立时制定的章程，仿照的是孙中山比较熟悉的美国式总统制。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所仿照的同样是美国式总统制。但是，自从1907年2月28日黄兴与孙中山之间发生激烈冲突之后，宋教仁对于“作事近于专制跋扈”的本会总理孙中山，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和严重敌意。

　　他于1911年7月31日联合谭人凤、于右任、陈其美等人在上海另行组织了不再承认孙中山最高领导权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在《总会章程》和《总务会暂行章程》中借鉴法国及英国式政党议会责任内阁制的部分原理，明确规定“暂时虚位以待”的会长，当选之后必须经过“总务干事全体之署名”，才可以行使职权。宋教仁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主持起草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和《江苏军政府临时约法》中，继续坚持主要用于架空虚置最高权力的集体协商、署名限权的法国及英国式的责任内阁制。

　　1911年12月30日，已经于前一天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亲自主持定稿《中国同盟会意见书》。这里虽然还没有采用“训政”二字，其中所张扬的恰恰是孙中山此后一直坚持的以中西合璧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作为远期目标;以太上皇式的一人训党、一党训政、党在国上的党国体制，作为从事革命活动的实质内容和近期目标的专权训政方略。

　　在孙中山眼里，直接妨害他出任临时大总统的绊脚石，并不是大清王朝“虏巢尚在”的异族“鞑虏”及其“元凶”，而是革命阵营尤其是同盟会内部“冒托虚声，混迹枢要”的“败类”“汉奸满奴”，所谓的 “败类”“汉奸满奴”，就是针对同盟会内部“冒托虚声，混迹枢要”的宋教仁，以及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和光复会军事首领李燮和等人极其严厉的警告。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是在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南北双方议和谈判已经取得初步成果的情况下，采取单边行动宣告成立的。这种公然破坏双边谈判的单边行动，严重缺乏以人为本、主权在民、权为民所赋、权由法所定的正当合法性。作为具有世界性眼光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对此是非常清醒的。1912年2月8日，孙中山在“清廷的退位诏书已经写好，只因南北双方的态度尚待协调，延迟未发”的情况下，向美国记者麦考密克明确承认：“我们有三亿六千万人民，我们在十五个省份行使权力远达缅甸边境。我们有政府，但不合法。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