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毛主席得知后，亲自指示由叶剑英、邓颖超、汪东兴和张春桥组成医疗组，并劝周恩来“节劳，不可大意”。

1974年2月，周恩来病情恶化，每天便血。毛主席当时也是躺在病床上，双目已近乎失明，语言能力也非常微弱，但仍然强撑起来，对工作人员说：“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但病痛并没有因两人的友谊而减轻，再加上周恩来拒绝休息，继续带病工作，病情越来越严重，到1975年6月，体重已只剩下61斤。

对自身病情的了解，和对中国未来的担忧，促使我们的周总理不得不开始考虑后事。

6月16日，第三次大手术后，周恩来感觉略好些了。晚上10点，周恩来提起笔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也是他给毛主席的最后一封信——

主席：

问候主席，您好!我第三次开刀后，这八十天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膀胱出血仍未断，这八十天只有21cc不到，但较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今年二月四日，中间还去主席处五天，一月开全会共两次，共八十多天只有13cc，还略多：

那八十多天只有增生细胞二次，可疑细胞只三次，这八十天却有坏细胞八次，而最后十天坏细胞三次，所以我与政治局常委四位同志面谈，他们同意提前进行膀胱照全镜电烧，免致不能电烧。

流血多，非开刀不可，十五日夜已批准。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手术后情况，当由他们报告。

为人民为世界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

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祝主席日益健康!

写完这封信后，周恩来又给主席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写了一张便条——

玉凤同志：

您好!

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1975.6.16.22时半

在这最后一封信中，周恩来首先向主席汇报了自己的病情，因为在他看来，自从参加了革命，自己的身体就已经不是自己的了，而是完全交给了党，交给了毛主席，所以自己有义务把病情向毛主席汇报。

第二段，则体现了周恩来对毛主席的关心，这绝不是普通的问候，而是两位合作四十多年的搭档最真诚的关心。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或许也只有周恩来能对毛主席表示这样的关心，这已经完全超越了战友的友谊，甚至超越了亲人的亲情。

半年后，1976年1月，周恩来已陷入弥留之际。有一天，周恩来醒来后，用细若游丝的声音问旁边的医生：“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