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们面对镜头吹嘘自己当年的杀人行为时，丝毫不觉得愧疚，反而津津乐道。赫曼.科托甚至主动找来群众演员，配合他们进行场景再现，告诉女人和孩子们：“你要试图阻止我们烧毁你们的房子”，还指导他们应该表演什么时候哭。大家演出完毕后都笑了，没有凝重的气氛，更没有反思。“搬演”历史的轻松与真实历史的沉重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

导演在记录本性中嵌入了“再现式”的场景，让年迈的黑帮分子们全副武装，粉墨登场，模仿“意大利通心粉电影”《西部往事》的场景，将残酷的历史演绎成一场华丽的杀戮表演。刽子手们对于自己的扮相相当满意，安瓦尔也陷入了年轻时的回忆：他喜欢马龙·白兰度，阿尔.帕西诺,还有约翰·韦恩。他说自己当年看了很多黑帮片和西部片，但他们杀戮的做法比电影里更残暴。

在拍摄中，导演走访了很多当时的政治帮凶，如今很多人却已经是声名赫赫的政要和名流了。其中有一个大出版商易卜拉欣，当年负责情报和审讯。导演问他当时都审问些什么，他说：“不管问什么，我们把答案改一改，这样人们就会憎恶他们了。作为新闻工作者，我的任务就是让人们憎恨这些共产党。”当年行刑队长赫曼·科托，还雄心勃勃地准备参选市议员。就连安瓦尔也说：“市议员应该是社会上最高身份地位的象征，但他们根本就是带着领带的强盗。”

当年“镇压华人”的细节也是影片的重要内容，行刑队员阿迪.祖卡德里谈起自己当年见到华人就杀，连华人女朋友的爸爸也不放过，于是“镇压华人运动”就变成了“镇压女友爸爸运动”。他自己和安瓦尔竟然都将这种说法当作一个笑话来讲，全然不顾杀戮给受难者家人和后代蒙上的阴影。影片还穿插了现任“五戒青年团”成员找到华商埠老板收取保护费的情节，华人都敢怒不敢言，乖乖送上保护费，这写实的一笔，确是印尼华人当下的真实生活掠影，联想起1998年印尼大规模的“排华”事件，更需要对1965年华人的真实遭遇一问究竟。

由于苏哈托刚刚掌权时，印尼陆军尚无力实行对印尼共产党的追剿，因此他们在各岛利用类似“五戒青年团”的民间敢死队、煽动少数民族及宗教团体“借刀杀人”，其成员多为当地地痞、流氓和帮派分子。影片中苏门答腊省议员玛朱吉也承认“五戒青年团”无恶不作，“赌博、走私、非法捕捞、非法砍伐、收保护费、夺取土地”。但作为利益交换，这些人在帮助陆军“清共”之后，军政府便默认他们盘踞当地，在其后半个世纪都成了独霸一方的民间势力。这也是至今北苏门答腊受害者家属及当地华人不敢提及屠杀惨剧的主要原因。

乔舒亚·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在拍摄过程中遭受过“五戒青年团”的阻挠，更多的受害者家属在面对镜头时噤若寒蝉;而愿意出演的“五戒青年团”成员，也不时流露出地痞流氓的本性，影片中低俗的举止不断出现，这些都被镜头记录下来。导演一方面意识到了这个帮派组织在当地强大的影响力，一方面他也将这些受害人的调查与缄默收集起来，成为他另一部纪录片《沉默之像》(Thelookofsilence)的题材，该片获得今年第88届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提名。乔舒亚·奥本海默的用意不在揭露大屠杀，而是通过影片去检视人们的记忆与历史的本性。他放弃了“还原事件前因后果”的切入点，将关注点开始转向屠杀事件的亲历者：受害人家属与刽子手。很多人质疑他的拍摄动机：怀疑他将“杀戮”变成“表演”，似乎是为了展示杀戮，而忘了受难者的困境。他表示，“世界并不像我们大多数人所希望的那样黑白分明。为了找到我们所寻求的东西，就必须要与你的敌人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