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仿照部队编制，三个教学班(各40多人)合编为一个连，每个教学班就是一个排。连长由男班主任、教珠算的马老师担任，指导员由女班主任、教语文的田慧珠老师担任。学生里的红小兵大队长当副连长，中队长当排长、排副，小队长当班长、班副，其余都是战士。”因为出身不好，许椿既当不成红小兵，也当不上普通战士，最后被安排到炊事班。

至于武器，“每个班一支枪，空枪没子弹，晚上站岗吓唬人用。枪都是杂牌，有三八大盖，有汉阳造，最好的是捷克762，还有的干脆就是气枪、运动枪。”许椿说。

当时，即使在部队，武器装备也显得紧张。曾在某装甲兵技术学院培训的罗燕明说，“拉练多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1970年冬天，北京到了零下17摄氏度左右，雪地住宿、露营都是训练内容。因为经费紧张，枪里一般没有子弹，当时坦克开1小时就耗费200多块钱，部队规定一个驾驶员一年只能开8小时坦克。可以想象，拉练时驾驶装甲车的时间并不多，更多的时间是在帮老乡维修拖拉机等机具。”

“一直到1974年，每年学校都会组织一次野营拉练。不过那么远的没有了，多数在天津西郊区范围之内，个别会走到河北霸县。夜间紧急集合也搞过，但是像我们第一批那样的长途急行军、强行军再也没出现过。”在许椿的记忆中，1974年下半年，中小学校不再搞野营拉练。

据《中共上海历史实录》称：“截至1974年11月底，全市共有307万人参加了野营训练，造成生产、教学正常秩序的混乱和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

“现在回想发生在战备年代的野营拉练，强度高、条件艰苦，是当今生活条件好的人们无法想象的事情。”许椿说，1979年天南大附小解体了，当年担任连长的马老师两年前去世，“我今年51岁，同龄或者稍大些的这代人，野营拉练是我们的共同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