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柏林(黑龙江省社科院客座研究员)：伪满时期呀，日军在孙吴建设了三个飞机场，这是其中之一，曾家圃飞机场建立比较早，曾家圃的飞机场现在这样的飞机库一共有九座。

解说：东宁县当时仅有3万多人的常驻人口，但日军在那里修建了8条铁路，这些日军修建的桥梁，是为了保证无论在哪一个季节发动进攻，都不会影响运输。在东宁还有大量的弹药库、兵工厂和坦克汽车修理厂，有专用火车通向弹药库，这些都是为了保证进攻时能够实现快速补给，无论作战思想如何变化，快速及时的补给，都是军事行动取得胜利的前提。

1937年，近卫文磨出任日本首相，这位46岁的文官是曾统治日本好几个世界的藤原家族的后代，他的出山是时势所趋，因为国民对政客已没有什么信心，同时也担心军人统治继续下去。

军方大多数人也都信任近卫，因为他看上去没有什么政治野心，财阀想靠他带来稳定，一般民众因为他曾拒绝任首相而有所好感。近卫给人的感觉是能以同情的态度倾听各种不同政见者的意见，使每个人都以为近卫同意自己的主张。

实际上一生三次组阁的近卫，是发动并组织战争的祸首之一，当年人民熟悉的“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等等政治口号，都是出自于他口，有评价说，他亲手造就了日本战争机器，并使其像烈马一样狂奔。

近卫上任后遇到的第一个麻烦，就是发生在中国的芦沟桥事变，史称“7.7事变”。

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在今天北京芦沟桥一带，寻衅与中国军队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冲突，关东军又认为可以借机对中国华北发动大规模进攻，近卫要做出是否向中国增派兵力，以扩大战争的决定。而高层就是否派兵存在争论，即“事变扩大派”和“事变不扩大派”。

无论与否，都代表日本对华的态度，如果派兵就表明日本准备扩大在中国的战事和规模，将会牵涉到更多兵力和物资的投入。

坂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这对当年“9.18”事变的绝配搭档，此时却是站在两个山头，石原莞尔根据他的“胜利极限点”的理论，坚决反对日本得陇望蜀，继续向华北进军，他认为，一旦和中国发生全面战争，日本将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绝无取胜的希望，他提出一个问题，历来最危险的敌人是俄国，为什么要冒同中国打仗的风险。

军部中的大部分人，却是和坂垣征四郎一样的“事变扩大派”，他们认为中国军队会像以前一样，一打就跑，并由此提出“对支那一击”论，认为只要给中国一个强大的打击，中国政府就会屈服，在取得一系列的胜利后，蒋介石必然会提出和谈缔结协定。三个月即可结束在中国的战事，进而可将华北视作对付苏联的缓冲地带。

一开始在手记中写下“我方有点可疑”的近卫相信了军方保证，最终同意向中国派兵，除本土的军队外，驻守在满洲的关东军也被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