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治还鼓动造反派接管公安事务。12月31日，谢富治与周恩来接见了北京政法学院造反组织“政法公社”。谢富治竟突发奇想，对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个试点，把西城公安分局完全包下来，由你们去管。”周恩来愤怒地对谢富治说：“这是你说的，我不能同意!这事你决定不了，我也决定不了。这样大的事，要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还要请示主席批准才行。”

1967年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事管制，受到谢富治重用的军管会副主任刘传新掌握了军管会的实权。在谢富治的授意下，军管会先后炮制出《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个材料，诬陷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坏人”。同时，谢富治还要求全国加快砸烂公、检、法的步伐。周恩来对此忧心忡忡，在接见山西代表时一针见血地斥责了谢富治的行径：“公安部把所有局长的权都夺了，只剩谢富治一个人，这怎么做工作?这是剜心战术。”

8月7日，谢富治与王力两人各发表了一次着名的造反讲话。王力在接见外交系统造反派代表时，煽动要向外交部夺权，打倒陈毅，引起了外交部的大动乱，酿成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恶劣外交事件。这个讲话被称为“王八七讲话”。同一天，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发表了“谢八七讲话”，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

1968年 4月，谢富治授意刘传新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名义，写了《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一些情况的报告》，诬陷北京市公安局“长期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死心塌地为美蒋效忠”，是“反革命集团”。《报告》称“市公安局的特务间谍活动是在刘邓黑司令部的支持鼓舞下”，“在大特务彭真、罗瑞卿、刘仁的指挥下，遵照美蒋旨意进行的”。《报告》上报中央，于10月7日以中发(68)142号文件转发全国，成为谢富治等人“彻底砸烂公、检、法”的根据，在全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