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证淮海战役的胜利，在60多个日日夜夜里，粟裕没有好好地休息过。尤其是在战役最紧张的第二阶段，他日夜守候在电话机旁，注视着战场敌情的随时变化，设想着临机处置的方案。电话铃不断地响，他一个接一个地同对方讲话，声音都嘶哑了。有时，快天明时，我们去送电报，他还在思考问题、起草电文。医生给他买了一个简陋的“健脑器”，是铝制的，头发热了，就把它戴在头上可以帮助头部散散热，但这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当时，正值严冬，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然而，他的头部却紧张得又烫又痛，他总是不言不语地一次又一次用冷水浇浇头，有时，索性用冷水打湿毛巾把头扎起来。身边工作人员见他满脸通红，太阳穴的筋鼓了起来，知道他血压高了，医生过来一量，高压已到260毫米汞柱，低压已到150毫米汞柱了，从来没有这么高过，把大家吓了一跳。在最紧张的第二阶段，他的美尼尔氏综合症复发，不得不带病躺在床上指挥作战，直到赢得整个战役的最后胜利。战役结束后，这个病大发作起来，他连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也没有能够参加。那时，我还不懂得这些病痛。有一次，我问他：“首长，你头痛是个什么感觉?”他说：“啊呀，不好受，头昏目眩，恶心呕吐，每根头发好像钢针往里扎，手碰都不敢碰。”

　　两个司令

　　粟裕战功赫赫，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却异常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他对地位、名利、荣誉、权力一向不感兴趣，看得淡如水。他曾对我们说：“我之所以能对革命作出贡献，是毛主席、中央军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各野战军配合的结果，是广大指战员流血牺牲的结果，是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援的结果，我个人就是'沧海之一粟'。”

　　粟裕“两让司令”(1945年，他坚持张鼎丞任华中军区司令员，自己任副司令员;1948年，他坚持陈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自己任代司令员兼代政委)，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在军内、党内、民间传为佳话，成为美谈。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他深层次的考虑。为什么这么说呢?粟裕曾对夫人楚青说过：我让司令是为了作战指挥上的便利。粟裕认为，战争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作为军事指挥员，战前一方面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另一方面，又不能过于谨慎，不敢用奇兵，否则是打不了胜仗的。这就要求在指挥上一定要做到令行禁止。但是从客观上来讲，由于粟裕相对年轻、资历浅，作战指挥方面不便利的问题的确是有的。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并的时候，粟裕对山东部队的情况不熟悉，对山东干部的情况不熟悉，山东老区干部中的老资格又多，战役指挥中会不会遇到一些阻力，他是有想法的。在山东部队中就出现过不服从命令的问题。有一位纵队司令员，因为抗上，不坚决执行命令，仗没有打好，造成部队很大伤亡。打济南战役前，曲阜会议上，毛泽东来电报撤他的职，他痛哭流涕地检讨，请求给他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饶漱石、粟裕、谭震林保了他，联名发电报给毛泽东，请求给他一个机会，毛泽东采纳了，才未撤他的职。这位纵队司令员的书面检讨，粟裕批示长期保存，以作为教训。当然，这位纵队司令员检讨还是算数的，没有开空头支票，在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中表现很好，尤其在淮海战役中，其所部担任阻援任务，打得非常出色。

　　另一个例子，孟良崮战役前，粟裕下令调整部队的部署时，某纵队司令员对部署有意见，就显得不耐烦，在电话里同粟裕不服气地争辩，说什么你们在上面只会动嘴皮子，不知道下面的苦楚。陈毅和谭震林当时正好在旁边，陈毅听到话筒里对方说话声音很大，感到情况不妙，马上从粟裕手中接过电话，同对方说：怎么?粟裕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我们是经过研究决定的，你们就不要再讲什么价钱了。经过陈毅电话中这么几句话一说，对方马上就不吭声了，发生的问题也就解决了。陈毅很了解粟裕工作中遇到的苦衷，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总是全力无保留地支持他。